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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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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在，似乎所有的美国总统、CEO、市长、学校官员或者警察局长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时，都会用到这个词——通常是暗示，他们承诺自己说的话是真的，而且动机单纯。很明显，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早就渴望公共机构、公司以及其他组织，能对他们的行为和交易采取开放和诚实的态度。我们希望可以自信的说，领导对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相，或者说是全部的真相；而且，在国家安全，我们所使用的产品安全以及经济状况方面，只有真相最为重要。我们想要相信，政府机关透明并且值得尊敬，没有那些秘密监狱和秘密计划，因为这些反映出的是某种特殊利益而非公众福利。我们想要相信，但常常无法相信。尽管很多人承诺透明，但我们仍然时常不自觉地感到自己并不知道所有需要知道以及有权知道的事。
但与此同时，有一个反作用力正在让透明变得越来越独立，较少地依赖于那些掌管机构的领导人的意愿。数字革命让透明变得无法避免，不仅在我国在全球都是如此。互联网、有摄像功能的手机，以及在上个十年出现的博客空间让权利*化了，它们是铁面无私的，将权利从高高在上的少数人那里转移到了掌握技术的大多数人手中。对于这种现象，史学家说，这种新的数字透明化几乎在十年前（1998年）就诞生了。那年，《华盛顿邮报》对比尔·克林顿总统调戏白宫实习生的（事件）密而不报，网络专栏作家麦特·德拉吉揭发出了这件事。1999年，在圣弗朗西斯科的网站上线了，这是一个免费网站，它能帮助人们创办个人网上论坛。从那时起，博客数量开始猛增，上百万博客如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兴起。他们的集体影响力改变了政治、主流媒体、甚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公共以及私人生活。
过去只有出现一个勇敢的检举人，我们才能知道某个机构的秘密。现在一个匿名的博客写手也许会将公司最具煽动性的内部备忘录公开，他不需要和任何报纸或电视台有联系，只要有内部消息，就能够找到上千甚至上百万名读者。互联的电脑的繁殖能力最终创造出一个马歇尔·麦克鲁汉在50多年前预言的“地球村”。现在，每个能上网的人都可以和地球上最有权势的机构展开较量，无需任何金融投资，也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美国海军的卐形状（纳粹标志）建筑群的历史为我们解释了数字技术是如何逐渐主导透明化的。1967年，海军开始在圣地牙哥的柯罗纳多海军基地修建一组L型排列的建筑群。不久后，有人指出，从空中俯瞰，这些建筑就像一个巨大的卐，这是纳粹的标志，是不祥的特征。由于建筑群座落在民用机禁飞区，海军高级军官认为，这件事很可能会变得很尴尬，解决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声张。但是，差不多40年后一些网民在“谷歌地球”的卫星图像中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卐形状的建筑群。2006年，有关这个建筑群形状不雅的评论从博客发展到了电台谈话节目。之后很快就传到了反诽谤联盟圣地亚哥分部领导的耳朵里，接着是本城的**会议员苏珊·戴维斯以及《洛杉矶时报》记者托尼·佩里。最初，国防部说，并没有改动这组建筑群的计划。但是在2007年9月，海军宣布，将花费60万美元，通过景观美化和屋顶的修改遮盖住这个有问题的形状。正如基地的一位女发言人所说的，“我们无意冒犯谁，我们并不想和这个符号扯上关系。”她解释道，“你必须了解，60年代那会我们还没有互联网。”
全球透明化（1）
数字技术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更伟大的透明化的？在开始了解这个之前，首先有必要来看一下在2001年发布的不透明指数。它的提议者名叫乔尔·库尔兹曼，在他2007年出版的书《全球优势》中说到，前普华公司 的CEO詹姆斯·斯基罗提出了“国家的透明度是否可以衡量”的问题，这个指数是作为对它的回应。库尔兹曼和他的同事推断：即使透明本身无法衡量，但不透明——透明的缺乏度——是可以衡量的。
这个最终指标估计出，大约50个国家由于缺乏透明而付出的经济代价。他们从5个领域来评估每个国家：商业和政府*，法律系统的低效率，经济政策的消极面，财务以及政府治理中的不足以及规章制度中有害的方面。每个领域都有一个得分，同时也有一个总体的不透明排名。数字越大，国家的开放程度越低。在最近一次（2005年）的指数中，美国是全球五个最透明的国家之一。它的总分是21分，落后于得分最佳的英国（14分），另外还有芬兰，香港，以及慢慢赶上来的丹麦，它的总分是22分。在透明榜另一段的是尼日利亚，它是最不透明的国家，得分是60分。黎巴嫩稍好一些，还有印度尼西亚以及沙特*，它们的得分都是50分。中国的总分颇为公正，是48分。
库尔兹曼和同事认为：行贿、欺诈以及不可执行的合同，还有其他和不透明有关的冒险“代表了（全球）商业真正的成本”。在他们看来，比起让人色变的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这些频繁的小规模投机最终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这些（和不透明相关的）投机干涉了贸易，增加了成本，减缓了增长，让未来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作者写道，”这也阻挡了很多投资者。“
在2004的一个报道中，佛罗里达对冲基金的投资主管马特·费什巴赫认为，“好的投资关系，关键都是透明——也就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查看和交流的能力。这对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来说，都是一样的。”
在评估一个国家的新闻，尤其是关于透明的新闻时，记住它的不透明指数是很有用的。比如中国。尽管共产党政府仍在尝试控制国内以及中国与外国的信息流通，但中国正在走向更加伟大的由技术引导的开放。截止2008年，中国已经有2亿1000万互联网用户和4700万个博客。尽管中国政府一直不辞辛劳的管制互联网——比如对浏览谷歌网页的人有所限制——但公民还是在通过互联网揭发一些最为令人不安的，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长久以来，徇私受贿的官员一直在为祸中国。2005年的不透明指数中，中国的*得分非常惊人：65分，这个得分足以让它列入正在研究的最*的十个国家，包括沙特*，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俄罗斯以及位列榜首的黎巴嫩。但是，普通网民的集体力量摧毁了一些旷日持久的不良行为，比如花钱收买警察。比如说，河南和山西的一些煤矿以及砖窑发生绑架儿童，迫使其成为童工的事，中国的一些父母在网上抗议。2007年6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政府派出了超过4万5000名警察赶赴这一地区，救出了500多人，逮捕了超过150人。这些父母在网上发起的宣传攻势功不可没。在家长选择互联网之前，一些人已经尝试和当地的官员联系寻找他们的孩子，一些人被阻。但正如一个家长告诉《华尔街日报》的，“我们找到了当地公安，但他们为了保护砖窑主不帮我们。”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全球透明化（2）
中国新一代电脑知识分子的崛起并没有让所有的中国官员拥护“公开透明”。除了对博客的内容严加审核以外，很多事情都让美国官员议论纷纷。中国政府仍然试图掩盖其难堪的秘密，包括最近由于污染引发疾病，很多人英年早逝（每年75万）；还有，在猪身上发现了类艾波拉病毒的爆发。中国仍然严加控制国内的主流媒体，并密切监视国外媒体。除了网络压力，其他力量也使中国更加开放，尤其是中国十分希望能在2008年的奥运会以及2010年的国际展览会上顺利地给西方人留下好印象。而西方人在铅污染玩具、爆炸轮胎、有毒牙膏、假冒伪劣的糖尿病测试条以及其他危险的中国输出品事件后，也需要更为透明化的中国。
但是，中国网民以及拥有可拍照手机的公民有十亿之多，其潜在力量不可小觑，这点即使对一个长期掌控信息的政府来说也一样。2007年4月，中国推出了公开政府信息的新规范。要求自2008年5月1日起，将有关土地使用、公共卫生调查以及其他官方活动的资料都在网上公开。公民第一次能够向政府部门索要信息，并在15天内得到答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对于威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正常经济运转，社会稳定”的信息，公民仍不得接近。
经典的中国式风格是，在4月颁布新规定之前，内容不能对外透露。但内部人士认为，新规定是（中国走向）开放道路上的一个真正的转变。香港大学的媒体专家在2007年3月对《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新法规改变了中国人对于信息的臆断，它让公开信息成为常规而非特权。”
另外一个由数字技术推动透明化的大国是印度。根据不透明指数（2005年，印度在*一项上的得分是57分）公正地说，印度也是*的。它也在经历着由技术引导的深刻的由社会变革。2004年的《商业周刊》有一篇名为“数字村”的文章，报道了由于两千多万份土地记录的电脑化，对高科技的班加罗尔周边地区的农民的影响。过去，农民想要得到他们的契据只能通过村里的会计，农民们没受过教育，社会地位低下，会计有时还会和大地主合谋，骗取他们的财产。现在，在播种时节，当农民需要契据的复印件来获得银行贷款或者其他供给时，他们可以到政府所属的电脑亭得到这些契据。甚至可以以30美分/份的价钱，打印出这些文件；而在旧制度下，则需要付给会计2美元到22美元不等的钱。
印度的互联网用户人数相对适中，2008年初预计6000万左右。但政府的高科技亭给农民上了难以磨灭的一课：数字技术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监督电脑化计划的印度官员解释道：“现在，有了平等的获取信息的渠道，社会地位低的人有了和社会地位高的人同等的特权。”这种说法无疑是夸张的。但新的透明化已经给了村民们新的期待。《商业周刊》报道称，“他们开始梦想有自己的电脑，并让孩子去学习计算机。”简言之，村民知道了数字技术是一座梯子，他们可以借此爬出那口由贫穷、社会阶层和传统把他们推下去的井。
那些*型政府，虽然能够强行控制报纸和电视台，但控制飘渺的互联网就没那么容易了，在这些政府统治的国家，获得上网，特别是登录那些富有同情心的网站以及上博客的能力，更可谓一种解放。在这样的地方，博客等于一种数字抵抗运动。博客上一篇引人注目的日志能够吸引到上千名读者；每个读者再将它的观点告诉更多的人，很快，全世界都听到了这声啼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全球透明化（3）
比如，伊朗的500万网民中，大约有10万人是博客用户，其中还包括备受争议的博客领袖，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对伊朗博客写手施加的压力日新月异。曾经，对网络一窍不通的宗教权威忽略了博客写手，现在他们则有可能被拘捕。但鉴于国内的基本环境，他们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因为“政府希望自己看上去*化，”伊朗的博客写手侯赛因·德拉克斯汗在2005年6月告诉《连线》杂志的记者杰夫·豪。
据《民族》报称，在政治博客的帮助下，2005年的大选成为“伊朗有史以来……最开放和透明的（大选）”。大选前一篇叫做“伊朗博客写手”的文章，对伊朗的博客写手将如何重塑*共和国做出了推测：“尽管伊朗仍然是一个封闭社会，但在博客中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国家未来的激烈讨论。临近的大选即使能给伊朗人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也不会太多。但在博客的帮助下，社会能更开放，各种信息和想法得以空前的自由流动。”
2007年秋，缅甸的执政军政府对抗议者实行数字*的主要原因是出自对透明的恐惧。和过去的示威相比，八月开始于缅甸的反政府抗议是在网络空间和街头同时进行的。当上千名身着藏红色长袍的佛教徒聚集在首都仰光时，摄像机和手机照相机*下他们的图像，照片通过互联网传到了世界各地。一名日本摄影记者在拍照时被政府军队开枪射死，当他在街头垂死时，仍在继续拍照——类似这样的照片点燃了人们对抗议者的同情。《纽约时报》生动的记录了这场网络起义：赛斯·麦丹斯报道称，抗议者发邮件，写短信，写博客，在Facebook和维基百科上不断发帖子。几周后，他们向泰国和其他地方的网上同情者们发送这篇报道，借此避开了当地的官方机构。此外，麦丹斯写道，持异议者“使用互联网‘信鸽’——记者过去用来传送照片和报道的信使——卫星传输的方式将他们的资料交给了大使馆以及非政府组织。”
但是最后麦丹斯写“掌管缅甸的将军完全关闭了互联网。”也就是说他关闭了该国两个互联网供应商。和那些靠夺取相机来阻止图像传播的官方人员一样，他们中断了国际长途，以此来压制抗议者。泰国一家报道缅甸流亡的杂志编辑说，他认识的一位最可靠的缅甸内部激进分子，给他打的最后一通电话说，“我们不能到处走了……我们什么也干不了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被士兵抓到了——我们失败了。”
在麦丹斯的文章发表前，被恐惧包围的缅甸几乎没有传出任何抗议者的消息，一个国家如此不透明，以至于外部寻找透明的人员难以找到准确评估它的资料。纽约大学的教授米切尔·史蒂文斯曾说过一段话，讲的是在这个时代，技术赋予每个市民做记者的能力，在这样的新纪元里，真相最终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麦丹斯引用了他的话：“人们总有办法把信息找出来，政府必须一直和他们斗争……无法留下照片的事件越来越少；世界充满了泽普鲁德”（暗指亚伯拉罕·泽普鲁德，也就是那位在1963年拍摄下约翰·F·肯尼迪被刺事件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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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的角色
因为博客有将秘密曝光的能力，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迈克尔·康菲尔德将它描述成为“一半是法医的实验室一半是小客栈”。博客比较恰当的称呼是网络日志，他们是混杂了很多功能的奇怪的混血儿。近来最受欢迎的网络日志推动者是谷歌，著名的Blogger上有免费的服务，让用户创立自己的网站。谷歌在上解释：“博客是一个私人日志。一个每日讲坛。一个合作的空间。一个政治临时演说台。一个突发新闻的平台。一些链接的集合。你自己私密的想法。对世界的备忘录。”
简言之，博客是一个工具。网络时代反主流文化的缔造者之一斯图尔德·布兰德明白，当他选择这个短语作为最后一期“整个地球的目录”的副标题时，那些能“通往工具”的人，便得到了通往权力的路。博客空间著名的一个居民是企业博客。很多顶级执行官都以博客写手的身份出了名，包括通用汽车公司的副总裁，汽车教父罗伯特·鲁兹，他说自己是“在快车道的博客上开车”但最有效果的公司博客写手通常不是经理，而是职员：尽管薪水照收，但他们允许外人窥探公司内部的情况，并摆出一副“老子不怕公司“的巨人形象。《财富》杂志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博客无处不在，里面重点报道了一位很受欢迎的博客写手，他是微软的员工，名叫罗伯特·斯考伯。斯考伯最著名的成就似乎是他缓解了人们对其雇主（微软）一贯的敌意，数字精英们经常将微软视为大撒旦。比尔·盖茨告诉《财富》，斯考伯及其他微软员工的博客提升了公司形象：”（博客内容）都是关于开放的，“盖茨说，”人们认为他们反映出了（微软）开放、交流、不惧怕自我批评的文化。“
从本质来说，博客挑战了等级制度，让外行或者非精英人士也能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谈话中。当他们的意见明智、或者仅仅与众不同的时候，将有助于组织——挑战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前提和假设，防止井底之蛙，提醒当权者他们无法封锁住所有有用的真理。博客背后的技术能够创造出一个索引，让人们相对容易地找到他们的观点和信息——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人们总要提防陷入一大堆千篇一律的资料中，（博客的）这一特点是真正的有益之处。
互联网先锋，IBM互联网技术前副总裁约翰·帕特里克，在2003年和《洞察》的首席信息官（CIO）玛西亚·斯特帕内克提到过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想法，是关于博客将如何辅助公司和其他组织的： “这是一个从底层激发出专业人才的方式——换言之，让那些想要分享擅于分享的人们，那些知道谁是专家，和专家交谈过，或者本身就是专家的人更全面的参与进来。我们都知道，在组织中有一些无所不知的人——‘问莎莉吧，她准知道。’总会有像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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