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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佥强费（王献）率师征讨凉州卫叛乱的羌族，命刘观参赞军事。回师后因有过失之事，刘观又被滴贬为本部（刑部）的吏员。永乐十三年，他官复原职，又改任左都御史。永乐十五年他奉命督办通浚漕河。十九年又受命巡抚陕西，考察官吏。明仁宗即位后，刘观兼任太子宾客，随即又加太子太保衔，给两份俸禄。当时大理寺少卿七谦多次上书育事，仁宗对弋谦繁琐言事感到厌烦。礼部尚书吕震、大理寺卿虞谦按照仁宗心思弹劾弋谦，刘观又让十四道监察御史上疏劾论弋谦所言为诬妄之词，他因此被上大夫中舆论所鄙视。当时没有禁用官妓的规定。宣德初年，官员们宴会聚乐，均以奢侈相尚，歌妓满于宴席之上。刘观私下接受贿赂，那些御史们也都贪污放纵无所顾忌。宣德三年六月一天罢朝后，宣宗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对他们说道：“祖宗那时，朝臣们都谨慎自守，近来却贪浊成风，这是什么原因呢？”杨士奇回答道：“永乐末年已经有这种情况了，如今更为严重。”杨荣说道：“永乐时，没有超过方宾的。”宣宗问道：“今天谁是最严重的？”杨荣回答说：“刘观。”宣宗又问：“谁可以代替刘观的职务？”杨士奇、杨荣推荐了通政使顾佐。宣宗于是将刘观外派去巡视河道，任用顾佐为右都御史。御史张循理等人趁此机会纷纷上奏章弹劾刘观，并且涉及到刘观之子刘辐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大怒，下令逮捕刘观父子，拿出弹劾他们的奏章给他们看。刘观上疏为自己辩解。宣宗更加恼怒，又出示廷臣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其中有枉法受贿赂达千金的情况。刘观这才认罪，于是将他下到锦衣卫狱中。次年将要处以重刑。杨士奇、杨荣请求免其一死。就将刘辐滴戌辽东，命刘观随同前往。刘观后来竟客死于辽东。宣德七年，杨士奇奏请命令掌风宪的官员们考察奏兔各官吏中贪污之人。宣宪说道：“可以这样办。当初如若不罢免刘观，风纪宪纲又怎能得以整肃。”（商传　译）

＇原文＇

刘观，雄县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太谷县丞，以荐擢监察御史。三十年迁署左佥都御史。坐事下狱，寻释。出为嘉兴知府，丁父忧去。永乐元年，擢云南按察使，未行，拜户部右侍郎。二年调左副都御史。时左都御史陈瑛残刻，右都御史吴中宽和，观委蛇二人间，务为容悦。四年，北京营造宫室，观奉命采木浙江，未几还。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观驰传往，散遣采木军民。六年，郑赐卒，擢礼部尚书。十二月与刑部尚书吕震易官。坐事为皇太子谴责。帝在北京闻之，以大臣有小过，不宜遽折辱，特赐书谕太子。八年，都督佥事费瓛讨凉州叛羌，命观赞军事。还，坐事，谪本部吏。十三年还职，改左都御史。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命巡抚陕西，考察官吏。仁宗嗣位，兼太子宾客，旋加太子少保，给二俸。时大理少卿弋谦数言事，帝厌其繁琐。尚书吕震、大理卿虞谦希旨劾奏，观复令十四道御史论其诬妄，以是为舆论所鄙。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观私纳贿赂，而诸御史亦贪纵无忌。三年六月朝罢，帝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至文华门，谕曰：“祖宗时，朝臣谨饬。年来贪浊成风，何也？”士奇对曰：“永乐末已有之，今为甚耳。”荣曰：“永乐时，无逾方宾。”帝问：“今日谁最甚者？”荣对曰：“刘观。”又问：“谁可代者？”士奇、荣荐通政使顾佐。帝乃出观视河道，以佐为右都御史。于是御史张循理等交章劾观，并其子辐诸赃污不法事。帝怒，逮观父子，以弹章示之。观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后密奏，中有枉法受赇至千金者。观引伏，遂下锦衣卫狱。明年将置重典。士奇、荣乞贷其死。乃谪辐戍辽东，而命观随往，观竟客死。七年，士奇请命风宪官考察奏罢有司之贪污者，帝曰：“然。向使不罢刘观，风宪安得肃。”

况钟传

——《明史》卷一六一

＇说明＇

一段《十五贯》的戏剧故事，使况钟成为妇孺皆知的清官。而历史上的况钟，也并不亚于戏剧中的况钟，他出身吏员，深知官场的积弊，为官后奖善惩恶，被百姓奉之若神。他任苏州知府十二年，“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他死后，苏州吏民相聚哭悼，为他立祠祭礼。况钟任职苏州时，正值宣德（1426—1435）、正统（1436—1449）间，这是明初经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两朝严治之后，政治、经济上的一个相对宽松时期，国家从政治、经济的绝对集中造成的国富民穷向藏富于民转变。应该说，况钟在治苏州期间，在巡抚周忱的支持下，十分突出地执行这一方针，并且取得了成效。史书中说他是“所谓承宣德化，为天子分忧者。”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刚正廉洁是分不开的。

况钟，字伯律，是江西靖安人。起初为尚书吕震属吏，吕震对他才能感到惊异，推荐授予他仪制司主事之官，后又升为郎中。宣德五年，明宣宗因为感到各地郡守大多不能称职，又正逢苏州等九府缺少知府，这九府都是重要难治之地；于是命令六部及都察院大臣推荐属下廉正有能力的官吏补各府之缺。况钟得到尚书蹇义、胡氵荧等人举荐，升任苏州知府，宣宗特踢诰敕而派遣他前往。苏州地区赋役繁重，豪强猾吏舞文弄墨以奸求利，是号称最难治之地。况钟乘驿站车马来到苏州府。他开始处理事务时，群吏围立在四周请他写下判犊。况钟装作不懂，向左右请教询问，一切按照属吏们的意图去办。群吏大喜，说知府昏暗好欺骗。过了三天，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道：“前某件事应该办，你们阻止我；某件事不该办，你们强让我去作，你们这群人，舞文弄墨已久，罪该处死。”当即下令打死几人，将属僚中贪赃暴虐庸暗懦弱的全都罢斥，全府上下大为震动，全都奉法行事。况钟于是蠲免烦荷之征，定立教民条文，事情有不便于民的，即上书朝廷讲明。清军御史李立在匈补军户时为政暴虐，府同知张徽秉承李立的心思，动辄用酷刑压制平民改配军籍。况钟上疏奏免一百六十人，只役及本人的一千二百四十人。苏州府属县拖欠的赋税共四年未收齐，总计七百六十余万石。况钟请求适当改为征钞，被户部部议时否决，但从此后颇有所蠲免和减征。况钟又曾上言：“近来奉诏召募百姓租种官民荒田，官田按照民田科则征收，没有人种的田地则免除赋税额。昆山等县百姓因为死亡、迁徙、从军而除掉户籍的，共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留的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当减去赋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被海水淹没的，赋税额却依然存在，应当都按照诏书的规定办理。臣所管辖的七县，共计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多石。其中民因征粮仅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田征收税粮就多达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的田地一亩征收达三石之多，轻重不均到这样程度。洪武、永乐年间，下令给北方各驿站出马役，前后四百多匹，定期三年发遣回还，如今已经三十余年了。马死就要补充，没有完休之时。工部征收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只征百匹，而苏州一府就征达七百匹，请求敕令有关机构处理。”宣宗都予以批准。当时，多次下诏减轻苏州、松江的重赋。况钟和巡抚周忱精心计划，奏免赋税七十余万石。凡是周忱所推行的善政，况钟都协助大力办成。所积累的济农仓存粟每年有几十万石，用来振济灾荒之外，还用来代交民间杂办赋役和拖欠的租赋。况钟为政，纤悉而且周密，他曾设置两本簿籍记录乡民的善恶，用来进行劝善惩恶；又设立通关勘合簿，防止出纳时行奸作伪；设立纲运簿，防止运夫偷盗侵没；设立馆夫簿，防止无理的需求。他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铲锄豪强，扶植良善，民间将他奉若神明。以前，太监奉使织造采办和购求花木禽鸟的接踵而至，府中僚佐以下官吏，动不动便遭他们绑打。又有卫所将士军卒，时常欺凌百姓。况钟到任后，都敛迹不敢再放肆。虽然是上级官员和其他省的官吏经过苏州的，也都从心里对况钟有所畏惧。况钟虽然出身于刀笔吏，却重视学校教育，礼敬文人儒士，贫寒之家的读书人多有受到他帮助的。有个名叫邹亮的人，献给况钟，况钟想要推荐他，有人写了匿名书信诋毁邹亮，况钟说道：“这是想让我更快地帮邹亮成名。”当即奏明朝廷，朝廷召授邹亮吏、刑二部司务，后升任御史。当初况钟为吏员时，吴江人平思忠也由吏员起家，任吏部司务，对况钟有恩。到这时候况钟多次请见，对待他礼节非常恭敬，并且让他的两个儿子到自己属下作事，说：“并非我没有仆役，这是想借此报答您。”平思忠家素来贫寒，从来不靠旧交情而有所请托。人们称赞他们两人都是贤德之人。况钟曾遭母丧，府中百姓前往朝廷请求他留任，朝廷为此下诏命他戴孝起复留任。正统六年，况钟任期已满应当升迁，府中百姓二万余人，前往巡按御史张文昌投诉，请求让况钟继续任职。英宗下诏进况钟食正三品俸禄，仍然留任知府。次年十二月，况钟死于任上。苏州府吏民相聚哭悼，为他立祠致祭。况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在他前后任苏州知府的都不能象他一样。况钟死后李从智、朱胜相继为苏州知府，也都是奉敕书行事，但是敕书中信用倚靠的程度都赶不上况钟了。（江丽　译）

＇原文＇

况钟，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迁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钟用尚书蹇义、胡濙等荐，擢知苏州，赐敕以遣之。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清军御史李立勾军暴，同知张徽承风指，动以酷刑抑配平人。钟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终本身者千二百四十人。属县逋赋四年，凡七百六十余万石。钟请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然自是颇蠲减。又言：“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帝悉报许。当是时，屡诏减苏、松重赋。钟与巡抚周忱悉心计画，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忱所行善政，钟皆协力成之。所积济农仓粟岁数十万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间杂办及逋租。其为政，�耥喯ぶ苊堋３⒅枚�簿识民善恶，以行劝惩。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纳奸伪。置纲运簿，防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非理需求。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郡佐以下，动遭笞缚。而卫所将卒，时凌虐小民。钟在，敛迹不敢肆。虽上官及他省吏过其地者，咸心惮之。钟虽起刀笔，然重学校，礼文儒，单门寒士多见振赡。有邹亮者，献诗于钟。钟欲荐之，或为匿名书毁亮。钟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务。迁御史。初，钟为吏时，吴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为吏部司务，遇钟有恩。至是钟数延见，执礼甚恭，且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籍是报公耳。”思忠家素贫，未尝缘故谊有所干。人两贤之。钟尝丁母忧，郡民诣阙乞留。诏起复。正统六年，秩满当迁，部民二万余人，走诉巡按御史张文昌，乞再任。诏进正三品俸，仍视府事。明年十二月卒于官。吏民聚哭，为立祠。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钟之后李从智、硃胜相继知苏州，咸奉敕从事，然敕书委寄不如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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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传

——《明史》卷一七○

＇说明＇

于谦（1398—1457），明朝名臣。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永乐年间进士。他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时，曾为数百蒙受冤狱的人平反。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深入里巷访问父老，赈济灾荒，筑堤植树，将镇将私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以补助边境经费。前后在任十九年，威信很高。正统十三年（1448），到京师任兵部左侍郎。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时，他坚决反对迁都南京，拥立景帝，调集各路军马严守京师，升兵部尚书。保卫京师时，他亲自督战，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刺军的进攻。加少保，总督军务。景泰元年（1450），也先以无隙可乘，释放英宗。于谦说服景泰帝接英宗归来。于谦认为和议难恃，努力整顿京营军制，创立团营，加强对军队的操练，对邓茂七、叶宗留、黄萧养等农民起义则调兵镇压。为官清廉正直，从不巴结权贵，不避嫌怨，所以和权臣石亨、徐有贞及宦官曹吉祥矛盾很深。天顺元年（1457），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夺回帝位后，立即逮捕于谦，指为谋反，处死，抄家，家属充军边境。新治时追谥肃愍，万历时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永乐十九年，于谦考中了进士。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皇帝很高兴。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当初，杨士奇、杨荣、杨博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