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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我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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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1936年创刊的《生活》杂志发刊词说:“看生活,放眼世界,目击大事。看穷人的面孔和骄傲人的姿态。看人类的创造。高坝和月球上的阴影。赏心悦目地看,骄傲赞叹地看。看!从看中得收益。”
  与美国自由生活方式对立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强调照片的作用,他们创办了《信号》杂志,类似《生活》,以图片故事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国社党宣传部部长戈培尔还送给隆美尔元帅一台徕卡相机,隆美尔宣称:“我永远不会拍撤退!”(Never shoot my retreat。)与此同时,美国出现一批背徕卡上前线的将军,从被汽车撞死的巴顿将军,到在冲绳战死的第十集团军司令巴克纳。
  但是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社会需求已经发生改变,不但电视、互联网加入新闻竞争,传统平面媒体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数码技术使图片获取、传递的成本急速降低,即使最小的新闻媒体,如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说的一个人的媒体公司,也能廉价获取并传输数字图像。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华社为主体的传真照片必然瓦解。因此,我的工作性质使我具有接近“语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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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24)
什么是“传真照片”?就是在第一时间拿照片说事儿。作为新华社传真编辑,我已经这么做了。现在,我把自己亲手拍的照片当做“语像”的支点,然后在这个支点之上行使“话语权”。。
  有同学问我:西方有没有“语像”?没有。他们肯定没有,他们不需要语像。首先,西方是科学的民族,常年泡在古希腊的哲学里、古罗马的法学里、犹太人的《圣经》里,已经形成了周密的社会规则。其次,西方社会发展相对平稳,各种艺术门类登峰造极,很难有新的突破。
  英国早就发明了《大宪章》,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我们不同。我们过去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领域不许说,不能碰。如今科技发展,读图时代降临,互联网博客、手机短信……国家开始给人民说话的机会,这是“四人帮”时代做梦也不敢想的。“语像”,犹如小孩子的看图说话,可以练习我们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逐渐摆脱林彪、“四人帮”时期的冷战思维。
  通过第一手的直接接触拍摄到的令人震撼的影像,不一定就能转变成“语像”。我已经写了很多本书:《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重返巴格达》、《我第三个愿望》、《我的诺曼底》,一本一本地重复自己。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早已对这种写作深恶痛绝。他们骂我重度抑郁,可我脑子清醒得像刚擦过的一块玻璃。我就是不写,我一个字也不写,就不写。编辑没有办法,回家仔细研究我发给她的照片,最终同意“一个字也不写”。
  我的编辑是写体制内宣传文章起家的。大概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吧,第四军医大学有一位学员,救了一个掉在粪坑里的农民老大爷,自己却淹死了。这名烈士叫张华。大学生因救一个掉进茅坑的老农民而被淹死,不具有多么大的新闻性,肯定没人看,可是解放军能妙笔生花,把这个提升成“生命的价值”,一下子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张华升华了。
  作为《解放军报》老记者、《华人》杂志总编,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她知道什么具有潜在的价值。她陪我到王文澜家,王文澜请我吃驴肉火烧,让我把照片收起来,不要进行任何剪裁,也不要再给别人看:“锁起来,等着它们升值。”我一直把王文澜尊为“老佛爷”,老佛爷这么说,那我的照片肯定是能说话了。王文澜说你要不信,去让贺延光看一眼。于是我立即开车,从王文澜门头沟的家,开到南五环贺延光的家。贺延光看了后,也说,这些照片能说话。既然能说话,我就更不说话了。于是,我的编辑同意我出一本“一个字也不写”的“语像”。这就是《一个人的远行》,标志着“语像”的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版一印6000册在三个星期内销售一空后,再版加印。《世界是平的》全黑白,卖56元一本,没图;《一个人的远行》全彩印、108克亚光铜、进口荷兰板、韩国油墨……100元一本,同类图书没有这么便宜的。此书雄踞卓越网畅销书排行榜。
  “语像”最突出特点是“跨界”
  我是职业摄影记者,不务正业,出了一堆畅销书。由于身体问题,我日益厌倦写字,甚至仇恨写字,一提写字脑袋就要爆炸。这本《一个人的远行》最初我没写一个字,这200多张照片甚至不是我选出来的。2003年,我一个人开车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从红其拉甫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从喜马拉雅山南坡,经樟木回到西藏。我反对集体活动,认为只有一个人独自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己时,才能显示出超凡脱俗的本性。这种感觉最初是在采访海湾战争时出现的,我在《我从战场归来》的自序中写过:“一个人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和能力。”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最多,最聪明伶俐。洋人普遍傻,简单,一本《圣经》、一本《古兰经》笼罩一生。而中国人个个精明,国家政权推动全民熟读《三国演义》、《红楼梦》……把大量精力用在尔虞我诈上。可世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不适用于国际交往。不仅不适用,而且走向世界时可能还会找揍。
  

新闻时代的旧事(25)
2001年,我的一位朋友,《中国民航报》的刘建峰,到乌兰巴托参加民航开航十周年纪念,一下飞机就惨遭暴打,整个代表团都惨遭暴打。刘建峰被打得到处跑,后边蒙古人紧追不舍。逃进一个小饭馆,里面的人叫他赶紧说“不是中国人”,这才逃脱。原来有人把《三十六计》的原则用于商业,倒腾假冒伪劣羽绒衣、二锅头。他是赚到钱了,可冻坏、喝死不少蒙古人,在乌兰巴托犯了众怒。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却连累所有中国人跟着挨揍。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日本故事。侩垣直治是剑道高手,身挎长剑在街头昂首阔步,迎面碰到坂本龙马。坂本龙马对侩垣直治说,现在室内缠斗越来越多,所以短刀要比长剑更有用。侩垣直治觉得坂本龙马说的有道理,回家换了短刀,再去见坂本龙马。坂本龙马什么话都没说,掏出手枪开了一枪,吓得侩垣直治大惊失色。过了一段时间,侩垣直治带着手枪拜见坂本龙马。这次,坂本龙马掏出一本书给侩垣直治看,说你那个已经过时了,现在统治世界靠的是这个—《万国公法》。
  殖民时代早已过去,跑马占地、画地为营的浪漫日子已成历史。毛主席时代研制的原子弹、氢弹,是否能打中克里姆林宫、白宫很难说。由于冷战格局,世界政治发展不成熟,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做也就做了。冷战以后,以“革命和科学”为基础的萨达姆宪法遭人质疑。萨达姆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社会党,要阿拉伯“民族统一”、“民族复兴”,“小样儿”也想弄两弹一星。单凭这个想法,“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萨达姆就被当成打鸣的母鸡被绞死。其他抱有类似“革命”、“科学”民族复兴理想的伊朗、朝鲜、利比亚成了被吓的猴子。
  根据我发明的“语像”原则,我的编辑把几百张照片压缩成JPG格式,再用电子邮件发送给我的200多位朋友,请他们每人挑一张照片写一段文字。观点不限,文体不限,字数不限。大多数人对这样的编书方式不理解,很多人好奇,要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博士,连续五次发来邮件要求解释。
  一张同样的照片,在不同的人看来,完全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语像”最突出特点是“跨界”,跨越年龄、职业、国籍、种族、信仰、意识形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常识和理解,依托现有科技产品,二度创造出跨界产品。
  由于抑郁,我很烦躁,只能由我的编辑不厌其烦地用电子邮件、电话、当面沟通等方式,与200多位作者用多种方法进行沟通。有人写一段话,有人写一首诗,有人写一篇很长的文章……
  写得最快的是王文澜,不仅写得快,还写得特好。他说照片好得不像我拍的,说“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说,好多年前西苑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一本散文集,由河南一位画家画漫画作了插图。他问我,这样的散文集算不算“语像”?我说,肯定不算。
  梁衡的书是文字在先,插图在后,属于传统的图解文字,图是插图。而且在中文中,“图”一般是指经过设计,在白纸上由手工或技术绘制的形象,如图纸、地图、操作图,三视图,主视图,俯视图等。
  我的“语像”,首先得有独立的照片,这属于“第一创造”。我不对第一创造的照片作任何提醒或暗示,而是由读者完全独立地发表感想,行使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在我第一创造也就是自然创造的基础上,实行二度创作。
  “语像”的二度创作,不是第一自然的创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跨界的,打破传统科学技术已经形成的界线,用艺术的眼光表达人的情感,淡化自己的职业特色。在这本书里,不存在高低贵贱,只根据我拍摄的照片排列次序。上将领军饷的时候高,住小楼的时候高,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高,可是在这本书的话语权上,他和小孩儿完全平等。谁的思想独特,谁就高。在书中,我们保留每个作者的社会职务,不是为了强调他们的阶级,而是为了客观地反映他们的广泛性。
  

新闻时代的旧事(26)
在机器社会里,有思想感情的人才是完整的人,才不是机器人。我喜欢思想独特的人,希望思想独特者参加“语像”。不要单纯的吹捧,人云亦云:老唐好,老唐好,老唐就是好……我希望有客观的不同的声音帮助我改正错误,完善我的创作。比如,老唐你太秃,最好戴个头套,遮遮丑,像赵忠祥似的。即使这样,也好歹算个意见。
  在创作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个小孩儿—小王,是丁科长介绍来的。丁科长原来是中国政法大学函授部的,中学是画画的,考上政法大学可是不喜欢法律。毕业后留校,总在操场上唱:“小妞小妞快快长,长大了好跟丁科长……”丁科长认识很多人,这个小王,是IT记者。小王的说明写得特别棒。他写的那张照片拍的是巴基斯坦###教控制区里,一位穆斯林守着一个木头窗框,里面保护着一尊佛像。因为前一段时间塔利班学生军摧毁了巴米扬大佛,巴基斯坦为了保护佛教文物,用木头窗户把佛像保护起来。遇到游客参观,交钱买票,打开木头窗户让人看一眼,再马上关上。
  小王写了三句话:“我打开窗看到人;他打开窗看到‘信仰’;美国人打开‘视窗’,看到‘世界是平的’。”(《一个人的远行》,214页)写得真棒!犹如晴天霹雳。三句话,峰回路转,咔、咔、咔!我仿佛拐了三个弯,上了三层楼。
  我只见过小王一次,那天还有很多人,总共在一起待了不到一个钟头。当时,我给大家打幻灯,让大家看照片, 然后各自挑选一些回去写说明。小王看后,挑了这张照片,写了上面这三句说明。
  那天在场的还有《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她写得也特棒。她挑了一张神像,写了篇《神,你生气了吗?》,文章较长,大意是批评现在的人不信神,伤天害理,不见雷锋,到处马蜂。一个月后,张越去尼泊尔旅游,回来后说又有心得,问我还有没有剩下的照片,没人写的,再写两张。可惜照片早就被“认购”一空了。
  现代科技通常可靠,但也有传输失利的可能。比如崔健,传了几次,我以为他收到了,可直到快发稿了,还没收到他的大作。我打电话问,崔爷,写得怎么样了,我这里要开印了。崔健说,我根本就没收到。问崔爷,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愚公移山”呢。“愚公移山”是一个酒吧,在工体旁边。我匆忙驾大吉普飞到“愚公移山”,里面声音特响。崔健面对我的编辑的苹果电脑,写了一篇《太阳下的牛,就像条狗》。给老崔传照片的经验证明,不能轻信科技,真正的交流还得直接接触。
  找姜文,我也是直杀到片场,强迫他发表“语像”。他剪片子剪得头大,一头雾水。拿着铅笔钻研良久,在白纸上开写。字虽然少,但力透纸背,一字千钧。说千钧,是字背后的力量大。比如一个巴基斯坦士兵握住一枝AK…47步枪,我们叫56式。姜文用铅笔只写了一句话:“枪,肯定进口!”他并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但是把该说的全说了。另外一张照片是两名士兵,背后有一门古炮。这位爷用铅笔写了一句话:“图左为老炮儿。”第三张是一个身挂许多勋章的军人,姜文写:“干什么了,挂那么多勋章。”是啊,我们平常总见那么多人身挂勋章,真不知道他们都干什么了。
  大师就是大师,用艺术的语言概括出科学无法复制的人的故事,源于科学,又高于科学。姜爷言简意赅地写了四篇,与唐爷概括的另外一个规则不谋而合,就是“以科学的眼光、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他的话虽然简单,但是使用了十足的艺术语言。萨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科学是精确的,文学是不确定的。由此可见,艺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与科学有关联而又不尽相同,否则早就被科学同化,变成其中的一部分了。在这里,艺术不必用直白的语言,能通过思想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在某些特定时空里十分必要。
  显而易见,这里使用的语言文字不是数学课上的定理证明,不是公安局的预审记录,也不是法庭书记员的司法文书……
  

新闻时代的旧事(27)
CCTV的主持人陈铎,不上网,看到照片后,传来一张传真,毛笔写的,好像对联。
  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贾志杰相信网络,看了照片,口头发表讲话,由我的编辑记下来,E…mail往来确定,经贾老看过后,最后说好。
  也有对互联网烂熟于心的,姜昆。他做过鲲鹏网,人也好,特别热心,写了好几稿。还说唐老师,不行我再改……马季说:“宁要不完整的新,不要完整的旧。”艺术家最看重的是创新。
  这200多位作者,联合起来对我这个长期生活在抑郁情绪里的病鸭子,实行人道拯救。
    人生一场大梦的心得
  文字差不多了,编辑让我给照片分一下类,说不然不像一本书。要求我分类时,必须有东方特色。我睡了一觉,把照片分成“地”、“水”、“火”、“风”四个部分。
  地、水、火、风是古代印度对世界的理解,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都有相同的说法,把拍自印度的照片用印度哲学分类,是挺天才的做法。这得益于一个人在路上的经验,是我人生一场大梦的心得。一个人一辆车开了三个月,回到梦中,就又回到了西行路上。
  印度没说“食色性也”,可是印度比中国更“食色性也”。印度是最注意饮食男女的国度。印度人用手吃饭,直接接触食物,比用刀叉筷子的民族多了一层触觉享受。印度味道浓郁的咖喱等特色调料刺激食欲。印度还是最推崇蔬菜水果的素食民族。食之外,印度也是最有爱心的民族,从纸上谈兵的《爱经》到现实生活中的泰姬陵、印度神油。
  佛经有很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汉译,我怀疑这些汉人的理解不一定是印度人的原意。世俗生活的庸庸碌碌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人类只有饮酒,或借助某些药物,才能进入遐想境界。性爱,大概是进入另一世界的唯一自然的捷径。印度的《爱经》详细描写了男欢女爱的每一个步骤,并被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卡吉拉侯印度神庙的性爱雕塑,与真人同样大小,姿势各异,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说到这儿,你们都放声大笑。不听,其实是假装不听。这种不听,说明长期和世界不接轨。这些知识上的接轨不是我瞎编的,是联合国规定的人类共同遗产。这是世界的规则。由此可见,伟大的政法大学也有软肋,对这些人生大事不了解,不但不了解,还羞于启齿,“非礼勿言”,和世界不接轨。联合国早就公布了这个文化遗产,不但公布了,还出钱保护,让世界人民分享。
  像卡吉拉侯几十座神庙那样生物多样化的雕塑,在中国肯定不可能存在。政法大学的大学生听了还捂耳朵、闭眼睛,在我老唐面前装纯洁,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小镇。小镇路西有20多座雕塑,路东我没数。神庙里的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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