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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我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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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1）
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演讲，
新浪UC频道网络直播
2006年11月30日18：30
这是新浪UC频道的网络直播，恕我孤陋寡闻，此前竟不知道什么是UC，我还一直以为是加州大学呢。
现在才知道，UC是一种新技术，科技主义时代嘛。我们都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我们远离文学、远离法律、远离艺术、远离宗教……到处都是科学。科学主义泛滥，技术至上横行。漠视法律，不讲道德，敌视宗教。文学艺术被简化成电视台洒狗血的粗俗表演，克隆拉斯维加斯的Show Girl……
我们都瞎忙自己的事，都应该为天才的夭折负疚
1983年大学毕业，我被分到正创建的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当时是图书馆，还不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间阅览室大。我很绝望，一是嫌其太小，二是书的门类单调，只有法律。稍微带点儿文学色彩的全是案例。那些涉及强奸的章节，显然早已阅人无数，翻云覆雨被蹂躏得肿胀开来，引诱更多的青春少年继续深入。
当年还没有三环路和蓟门桥，老鸭一头秀发，像个女的，每天钻铁丝网、跳墙上班。普及马列主义之余，创建摄影、二战、国防多个协会……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一上班，教研室就选我当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爱卫会”就集中在这个楼的二层开会。我坐在角落里玩儿照相机，我身边的那个委员比我年龄还小，也不好好开会，不停地往桌子上画小人。我们俩彼此对视，心有灵犀。一问，也是刚从北大毕业的，分到校刊，难怪王八瞅绿豆。
画小人的“一丘之貉”名叫查海生，北###律系79级，喜欢照相，也喜欢我的照片。他说，没事儿把你拍的照片拿到校刊发表吧，我给你开最高稿费，每张两块钱。每回稿费到手，我们就到政法大学南面的“冶金”小餐馆，喝一顿啤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挣45块钱。
北大西语系刘军，是查海生的铁哥们儿，常来政法大学经济法系辅导一位李姓女生学法语。这让我们教研室一位同样渴望教书育人的“张老师”有爱没处使。张老师因“法大”而仇恨“北大”，常因刘军迁怒老鸭。弄得老鸭如炮兵炊事班班长，戴绿帽子、背黑锅，看战友打炮。老鸭当时一心想当卡帕，不关心诗，后来才知道“长发刘军”就是“诗人西川”，查海生的“真名”竟叫“海子”。
我拍照、查海生写诗都以玩儿为主。我去新华社摄影部后，查海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逻辑。1989年，查海生在山海关卧轨，我们教研室的朴京一（北大国政系81级）也跳楼自杀。
1996年，在北京皇冠假日酒店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西川带头为海子家人募捐，我捐了100块钱，当时认为不少，现在想着却脸红。海子来自安徽农村，家境极差，考上北大不容易。那天到场的还有诗人“食指”，他是从回龙观精神病院临时出来的，带我去的是我师弟—《北京青年报》的“诗人橡子”。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德令哈在青海海西州，我曾开6缸雪佛兰、8缸大吉普两次前往。行前，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党周（藏族）、总编马千里（回族）致电海西州宣传部部长，让其好好接待我。我和小查都是长不大的彼得·潘，都有不同程度的恋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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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2）
小查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在农村还有父母和三个未成年的弟弟。他一个人去德令哈，靠的是最廉价的交通工具。一个人赤手空拳、凄风苦雨，只想要一个姐姐。而他什么都没有。真正的“一个人的远行”。
天才就这么死了，我们都瞎忙自己的事，都应该为天才的夭折负疚。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语像”是我的发明，是中国特色
来之前我和院长说好了，是讲新闻。我没学过新闻。中国的新闻本来就不好讲，现在尤其不好说。原来准备看图说话，现在我的IBM T…41和政法大学的电教系统不匹配，连不上，大家就没法儿看我电脑里的照片了。看不到“像”，只能胡言乱“语”。说什么呢？就说“语像”。
“语像”是我的发明，具有中国特色，美国没有。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不需要“语像”。
图像的历史远比文字古老得多，先有影像，后有象形文字，最后才有现在的拼音文字。19世纪中期，法国画家、物理学家路易斯·达盖尔发明银盐照相法，把摄影的曝光时间从8小时缩短到20分钟。这不仅首次克隆了外部世界，也赋予了自然再生的力量。其后，英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威廉·H·F·塔尔伯特用底片印出正相，照片得以大批量冲洗发行。英国天文学家约翰·F·W·赫歇尔首创“photography”（摄影）一词，它的原意是用光书写。
摄影是“描述事物特征”的特殊工具。与文字不同，它提供的是具体的形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比如，摄影可以纪录一棵树，但无法概括树的本质。摄影本身无法表达无形、遥远、内在和抽象的东西。它可以表现一个“人”，但无法表现整个“人类”，更无法表现“真理”、“荣誉”、“谬误”、“爱情”等抽象概念。
摄影家埃里奇·萨洛蒙认为：“看照片只需辨认，看文字则需要理解。”照片把世界具象为一个物体，语言把世界表达成一个概念。
时至今日，社会已经进入“读图时代”。我讨厌“读图”，主张“语像”。“语”是语言的“语”，话语权的“语”；“像”是图像的“像”，影像的“像”。
“语像”不是读图。“读图”是被动的，单向的，灌输式的，静止的，有结论的。语像是主动的，交流的，互动的，不稳定的，跨界的，没有结论的。
在中文中，“图”一般是指经过设计，在白纸上手工或技术绘制的形象，往往已成定论，高屋建瓴，具有指导作用。如，图纸、地图、操作图、三视图、主视图、俯视图、蓝图等。
“影”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变幻、流动性，如捕风捉影、电影。
“像”一般是相对固定的具体形象，而且与技术手段有关。它往往是对客观世界的初步反映，供人观察、领悟和表达。
“语”是动词，是主动去说，去争取话语权，是具有独立意识和思想的行为。
所以我用“语像”，而不是“读图”。读图是一个人被动的思考，被动的接受；“语像”是主动出击，夺取自己的话语权。一张同样的照片，不同的人会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
照片截取的是典型瞬间，它把世界凝固成一个具体影像，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因为影像打破了完整的语境，所以需要语言的帮助才能解读抽象的哲学概念。影像可以证明某地发生了某件事，但这种证明无法表达出文字才有的意见。世界通过影像证明其存在，铁证如山，再用语言来解释、讨论、质疑。语言是精确而富有逻辑的，尽管它无法克隆大千世界中的影像，但却是一个思考过程。一旦“语”“像”结合，相映生辉，就能表达出更丰富的含义。
新闻时代的旧事（3）
好的记者，最终都会与政治相关
当今的社会发展迅速，各种技术突飞猛进，千奇百怪的已经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但是，很多技术对我们社会的健康发展并没有好处。
这里是研究生院，我刚进来就遭遇一大堆照相机的“迎头痛击”，可放眼望去，几乎没有一台相机真正适合记者采访。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评价它们为什么不适合采访，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首先说像素，这就是花活儿。商家拿出来唬人，煞有介事地说自己的相机有多少万像素，其实，像素只是照相机的一个指标，而且与CCD（电荷耦合器件图像传感器，Charge Coupled Device）的大小紧密相关。即使是同一像素的照相机，由于CCD的大小不同，所拍图片的质量简直天壤之别。装备一台照相机，并不是仅仅看它有多少万像素。
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媒体垃圾化。简单地拼凑、克隆、粘贴、组合，使得垃圾信息铺天盖地。报纸越来越厚，广告越来越多，真话和有效信息却越来越少……过去简单的纸媒体时代容易找到干货，现在则不是，无论什么内容上网一搜，都一大堆，光我唐师曾就有二十几万条，但大量重复，没有新内容。人类重物轻人，重技术而轻思想，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儿。
在某些场合，技术已经严重束缚了思想的发展。比如录音机、录音笔横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录下一段来，像赵忠祥那样一举成名。如果客观公正，不断章取义，倒也得过且过。问题是运用同样技术手段的录音、录像，在不同思想的驱使下，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不知道不同思想控制下的手，何时会摁“开始”键，事后又会如何剪辑，用于何种目的。现在，面对着一大堆录音机，我无权下令撤掉，但它们对我自由驰骋的思想已经形成了无形的桎梏。这就是技术束缚思想的一个例证。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为此，我采访从不用录音机，我喜欢用一个小本子。这样做有几个优点。第一，尊重被采访者，记者主动放弃随机应变的话语权，双方在平等的氛围下思想交流，而不是技术探讨。第二，摒弃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主义，避免简单的收集、拼装、粘贴、复制……的可能，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必须动脑子，从事体能、技能之外的智能劳动。第三，文责自负，锻炼自己的文笔。大量使用间接引语，谨慎使用直接引语。第四，逐渐培养自己独立的价值观，避免不负责任的断章取义，以讹传讹，花边新闻。第五，节省了录音整理的时间。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发现一些外国记者也大量使用类似的本子。我是摄影师，本子偏小，而文字记者的本子偏大。我看美联社、路透社之类的记者的本子仿佛都只比A4纸稍小，不便携带。为了避免丢失，他们总把本子插在后腰上—这是人身上直径最大的一个口袋，而且敏感可靠，绝对挤不掉。即使掉了，也是掉在自己的裤裆里，属于肉烂在锅里，不会造成损失。
我看现在的很多记者使用的本子都不专业，外表是光滑的塑料皮，从技术上讲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品，光滑、厚而不便使用，不易携带。本子过大、过小都不合适，具体形式还要根据“实战第一”的原则。我不是说我们“百花齐放”，使用不同的本子不对，只是说新闻本身就是洋人发明的，他们制定了各种规则，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也应该借鉴洋人的经验。
好的记者，最终都会与政治相关。最著名的是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的作者。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记者的身份、独特的视角审视并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具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在披露鲜为人知的内幕的同时，伴以独特的思考。奥威尔最大的特点是他卓尔不群的独立思考。他无疑是一名政治作家，超脱、率直、敏感，这使他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无所适从。
奥威尔认为，撇开谋生的动机不谈，记者写作不外以下四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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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4）
1。 纯粹的自我主义。希望看起来聪明，希望被人谈论，希望死后仍被人们记起，从那些童年时代曾经嘲笑过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人们中找回自信，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的商人……简言之，整个人类社会的顶层都拥有这种动机。大多数人并不是极端自私的，大约在30岁以后，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完全抛弃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人的意识—主要为他人活着，或者是在苦役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也有极少一部分有天赋的固执的人，他们决定一生都过自己的生活。作家就属于这一小部分。严肃的作家，应当说在总体上比报纸撰稿人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对金钱兴趣不大。
2。 审美热情。即对外部世界美的感知，对词语及其正确搭配、对刚毅而美妙的旋律的感知。希望与别人交流自己宝贵的、不应该错过的感觉和经验……要使用自己满意的、非功利性的词和句子，要对印刷体及页边的宽度情有独钟。
3。 历史的冲动。渴望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希望揭露事实的真相，并将其储存起来供子孙后代使用。
4。 政治目的。渴望沿着某个方向推进这个世界，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本身就是政治态度。
技术让图像的传播变得越来越简单
20世纪，在包括横扫各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130场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大约死了亿人，多于1900年前死于战争的人数总和。但是这一百年所取得的技术与物质层面的进步，也超过以往一切时代。
20世纪人口爆炸来源于两个领域的空前发展：医学和农学。医学和农学的发展使更多的人免患恶疾，免遭灾荒，大大延长了人类的寿命。1900年，美国人均寿命47岁，1984年72岁，1999年75岁，21世纪末将达到101岁。
20世纪还是汽车代替马车，电脑辅佐人脑，人类登上月球，电视左右生活的技术时代。新闻媒体由文字印刷发展到声音传播，又发展到图像“遥”播。过去，希特勒可以使自己的国家与世隔绝，控制人民的信息渠道。今天，电台广播已经跨越国境，电视讯号、互联网几乎覆盖世界。
技术革命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人才能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技术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曾经拥有最先进的武器，由于其国家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世界不接轨，背离了世界规则，最终惨遭失败。
现在对大众影响最大的媒体，首推电视。我个人认为，成为优秀的电视记者十分困难，后工业时代的庞大机构严重束缚了记者的机动灵活。
电视是后工业社会高度技术化的产物，往往代表一个巨大权力集团的集体利益，集体选题、集体撰稿……最终以一个主持人的表演方式呈现给大众。由于电视具有灌输式的超级话语霸权，所以电视主持人早已被大众等同为记者化身。在高度组织化的技术分工下，电视记者表现得更像演员，表演成分远大于记者的职业要求。比如化妆，连被采访嘉宾都需要化妆。每次我到电视台客串，都被要求往光头上涂脂抹粉。我又不是演员，这与记者要传播的新闻内容有什么关系？这是对记者职业的侮辱！他们花在描眉画眼上的时间，远远超过用在稿子上的工夫，或者本来就是由人捉刀代笔，只须挤眉弄眼，故作深沉，面对摄像头上面的提示器，装模作样念一遍蒙事。因此，许多优秀的电视记者（主持人）顺理成章地蜕变成影视明星，而像里根总统那样由影视演员变成政治家、作家者则凤毛麟角。
学校教育中的知识、技术、装备、手段严重落后于社会，这也不是一两间武装到牙齿的电教室就能解决的。
有一次，我和新浪博客副总张国伟侃大山。我说张国伟你可以去任何一所大学开一门“博客传播”的课程，因为没有人知道博客、“不推不长”、点击率……是怎么形成的，只有你和极少数人洞悉这背后的一切。当然我也知道一些，但我不能操控它，你不仅洞悉，而且全力操控—你控制着中国最大的博客运转，操控着世界最大的博客运转。张国伟当即就说，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知道这些技术数字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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