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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花园口黄河大决口:黄河殇-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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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本营十万火急派来专家对这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进行检查，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原来这架意外坠毁的日本飞机竟然是一架信使专机。抗战之初，无线电通讯易遭监听破译，一般重要文件往往都由飞行信使专门传递，那个把自己同公文包锁在一起的日本人就是一名来自东京的飞行信使。当时徐州会战还在激烈进行，东京大本营向中国前线发布一道绝密命令，内容为徐州会战结束之后，两大派遣军各自巩固战线，不再扩大战面。
文件被火速送往武汉。
中国大本营如获至宝。经情报机构分析鉴定，确认文件属实，排除敌人投送假情报的可能性。战略家一致认为，这道东京命令至少说明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是日军战线过长，战力疲软，暂时无力发动新攻势。第二是不排除存在和谈的可能性，表明日本内部仍有和谈的声音在起作用。日本人这一最新动向无疑给激战正酣的中国战场带来种种变数，透露出某种战事趋缓的微妙迹象，中国高层透过硝烟看到一线停战希望，有人甚至开始对战争前景恢复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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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6（1）
徐州会战尚未结束，蒋介石急飞郑州召集军事会议。
会议由第一战区总司令程潜主持，总参谋长何应钦代表大本营宣布《武汉会战纲要》。与会将领均来自北方各战场，他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迷惑不解，不明白部署武汉会战为何不选在南方的武汉战区却在北方的郑州战区，否则不该叫做“中原会战”更恰当么？
随着何总长对大本营会战纲要的宣读和解释，人们心中的疑团逐渐解开，原来这是一场南北相连唇亡齿寒的整体防御战。如果把武汉会战比作一座堤坝，那么这座堤坝的要害恰恰不在华中而在中原，因为一旦郑州失守，北方日军将沿京汉铁路长驱直入夹击武汉，所以确保中原不失正是保卫大武汉的首要前提。为此何总长下达措辞严厉的命令；第一战区须以战略要地开封和郑州为中心，沿陇海铁路展开防御，拒敌于归德（商丘）、鲁西一线，确保武汉侧翼不受威胁。
蒋介石面色肃然，目光如炬。
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正是因为中原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国民政府才调集重兵布防，仅第一战区部队就达五十个师，另有中央军主力薛岳兵团三十万人马，筑成多重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问题是中原地区一马平川无所遮拦，有利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运动作战，所以蒋介石为此深感忧心忡忡。这天委员长没有声色俱厉地训斥什么人，而是耐心地给部下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不久前发生的台儿庄大战，重创日军精锐师团的部队除了中央军和战斗力较强的桂军，还有武器装备堪称最落后的川军。川军出川抗战之初，军纪松弛口碑很差，人称“草鞋兵”或者“双枪兵”（步枪、烟枪），以至于许多战区都不愿接收。但是川军知耻后勇终于打出军威国威，令国人刮目相看。
第二个故事是明朝万历年间倭寇屡犯沿海，这些倭寇海盗作战十分勇猛，善使双刀，其战术为三十人一队，背靠背互相掩护，常常打得明军大败。大将军戚继光总结破敌之法，创造一种“鸳鸯战阵”；十二人一队，三队为一哨，每队有长枪手四人，藤牌手四人，“狼筅”（一种扫除障碍的兵器）手二人，“■钯”（一种火器）手二人。此种战阵要求每个士兵须有勇猛精神，服从铁的纪律，紧密配合进退有序，如果一人擅自后退或者逃跑，必将导致战阵出现缺口而失败。后来这种“鸳鸯战阵”果然大获全胜，倭寇绝迹不敢再犯。
委员长脸色渐渐严厉起来，他说，连武器落后的川军尚能打胜仗，至少说明第一，日本人不是不可以打败的；第二，你们各位同样也能够做到。告诉你们，这一回我就是来当戚大将军的，你们都是我的“鸳鸯战阵”，当年戚大将军定下铁律，士兵后退，立杀无赦；军官后退，士兵可诛。丢失阵地，将军撤职；杀敌用命，全队受奖。你们就把这条纪律看作我蒋中正的战前训示吧。
将领人人肃立，个个内心震撼，他们毫不怀疑这是委员长立下的军令状和生死状。几个月前号称“山东王”的韩复榘被撤职法办，随即以“抗战守土不力”的罪名公开枪决，这就是铁腕的力量。
一个侍卫官匆匆来请委员长听电话。
当蒋介石重返会场时，在他原本阴云密布的脸上竟然透露出一丝喜气洋洋的阳光来。将领纷纷猜测，也许该有什么好消息吧，否则一向莫测高深的委员长决不会如此喜形于色。
果然，蒋介石向会议宣布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国民政府全权代表孙科和杨杰从莫斯科来电，苏联政府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第一笔五千万美元贷款，全部用于购买苏制军火，包括中国急需的作战飞机、坦克大炮和轻、重机枪等等。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政府获得的最大一笔国际援助，并且苏联人还慷慨地接受中国政府以农产品和矿石原料来偿还贷款。对于艰苦抗战的中国政府和军民来说，这笔重要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难怪连一惯不苟言笑的委员长也因此心情激动喜不自禁。
事实上很快苏联政府又将贷款额增至两亿五千万美元，此后直至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前，苏联一直都是中国抗战最大的军火贷款国和经济援助国。统计资料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共获得国外贷款五亿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资），苏联对华贷款占一半，高居各国贷款首位。并且苏联给予中国全部是军火贷款，而西方国家的十七笔贷款则多数限制为民用和非军事性用途。国民政府用苏联贷款先后购买苏制作战飞机五百三十六架，坦克八十二辆，高射炮二十门，防坦克炮一百三十门，野战炮三百四十门，机枪三千九百二十挺，汽车七百二十二辆，各种炮弹一百零五万发，子弹四千零三十六万发等（见《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上述军火还不包括苏联政府提供的无偿军事援助在内。
与会者无不心情振奋，他们从苏联的国际援助中看到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线曙光。不管怎样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小小日本兵力有限，以中国人力资源加上源源不断的国际援助，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终难得逞。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让他的将领过分乐观，他指着地图上仅与郑州一河之隔的豫北地区，那里有一支代表日军进攻的蓝色箭头。委员长警告说：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比如这股占领濮阳的敌人，它一旦进入中原来就很危险，你们一定要密切监视它的动向。
国破山河在6（2）
何应钦在一旁小声提示说：那是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
蒋介石点点头说：这股敌人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是他随时可能威胁我军侧翼，打乱我军部署，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会毕，蒋介石当天返回武汉。
登机之前，委员长再三嘱咐部下：陇海铁路为我军防守之生命线，一旦截断则郑州危矣，而郑州失守，则武汉必然不保。请切记在心。
飞机转眼间飞走了，留下一座空荡荡的机场，还有地面频频招手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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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7
我有幸采访卢老先生完全是由于朋友卿光亚的引荐。
卿光亚父亲卿云灿老将军毕业于黄埔五期，官至国民党中将军长，生前为重庆参事室参事。卿光亚得知我正在写作一部有关豫东抗战的长篇作品，他对我说，你去采访卢老先生吧，他正是你需要的人。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春，我敲开重庆卢老先生家门。
卢老大名卢继东，河南邓县人，重庆参事室参事。我面前这位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是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身体硬朗，腰板挺直，性格率直，记忆力惊人。卢老告诉我，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及南京陆军大学参谋班，抗战期间转战华北战场和中原战场，历任第一战区郑（州）中（牟）河防守备及陕（州）灵（宝）闵（乡）河防守备司令部作战科长，黄河决堤的花园口、###赵口均在其管辖职权范围以内。卢老1949年参加起义，曾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官。
卢老说，抗战前政府实行义务兵制，抗战之后才改为招兵制。军队竖起招兵牌，就有爱国青年和吃不饱饭的穷人来当兵，当然也有抓来的壮丁，总之成分比较复杂。那时候有的队伍规定新兵晚上睡觉不许穿裤子，当然不是为了讲卫生，而是防止新兵逃跑。
打仗时子弹还是很充足的，每个士兵都有百十发不等，如果力气大还可多背一点。但是炮弹却很少，其他重武器基本没有。当兵的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常常要喝稀饭，吃不饱，穿得也不好，所以军纪比较差。有的地方把过境军队的枪缴了，过境之后再发还军队，这样尴尬的事情到处都发生过。
我问：士兵战死有何待遇？
卢老回答：当兵的人最可怜了，一旦战死疆场，既没有抚恤金，也没有阵亡通知书，当然更谈不上什么烈士待遇等等，有的长官甚至连士兵姓名岁数都弄不清楚。下场好一点的找民工掩埋，算是入土为安，打了败仗那些尸体就全扔了，听天由命吧。相反各级长官都要敛财，方法就是吃空缺，比方一个连有一百二十人编制，实有八十人，那四十人的空缺就被连、排长装进腰包里。
“七·七事变”时，卢老驻防北平，他说第一次遭遇日机空袭，中国守军队没有高射机枪，日机就肆无忌弹横行天空。日本飞机一直飞到电线杆那么高，追着人群扫射，连飞行员的脸都能看得清楚。
在地面上，日本坦克更是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步枪机枪对它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坦克炮火倒是很凶。那时候中国军队没有平射炮（战车防御炮），对敌人坦克束手无策，所以一见到坦克只好拼命逃跑。卢老说，直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他才第一次见到平射炮，中央军一个军才配备四门。
另一位炮兵专家廖季威老人告诉我，蒋介石政府从1938年在湖南组建战防炮团，但是因为数量太少，难以对付敌人坦克。
我想起一个问题，二战期间各国的阵亡将士都有统计，有名有姓，备有档案可查。当了战俘的，也有战俘名单。犹太人被杀害六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有记载，好让后人纪念。可是中国究竟阵亡多少军人，多少民众死于战争？还有多少官兵成为敌人战俘？其中遭到日本人残酷杀害有多少，生还多少？还有大批战俘被运往日本做劳工，后来下落不明，这些人数共有多少？中国何以一本糊涂账，以至于今天连起诉日本战争罪都难上加难？
卢老摇头叹息，苦笑不答。
光阴荏苒，发生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一段遥远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战争亲历者和当事人未能说出真相就去到另一个世界，把许多遗憾和谜团留给后人。值得庆幸的是，1938年的抗日军官卢继东亲自参与和见证当时那场震惊世界的黄河大水事件，当他老人家跨越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来到我的面前，就成为带领我走出历史迷宫的一座醒目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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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1（1）
二战结束四十多年后的1986年，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朝日新闻》以“我记忆中的二战”为题，发表一封战争亲历者来信，在日本引发强烈反响。至次年八月，读者来信多达四千余封，其中选发一千一百余封，以《战争》为题结集成书。于是日本各家出版社也不失时机地推出若干战争亲历者的回忆、见闻、故事、书信等等，在日本社会掀起一股“回忆二战”的文化热潮。
“昭和五年（1930年），我刚满七岁，穿上盼望已久的小学生第一套黑色校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学习背诵当时流行的校歌：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规定我们小学生每天要向天皇照片鞠躬敬礼，天皇照片被置放在每所学校门口最神圣的位置上。历史课和德育课是背诵《天皇敕语》，老师教育我们：忠诚于天皇是每个日本国民的最高美德。学校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节、海军节等等。”（铁口成志，六十三岁，东京退休职员）
“昭和十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市礼堂举行柔道拳击对抗赛，赛后放映电影。千人礼堂挤得满满的，系着黑带的日本选手和戴着拳击手套的美国选手上台，自始至终观众给柔道选手鼓劲，大声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得胜利，全场欢声雷动。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地方地盘，升起太阳旗，全场观众鼓掌，群情激奋，高唱国歌《君之代》……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我们从小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要当兵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古泽敦郎，六十二岁，北九州市退休社团人员）
“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面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通过教育宣传，日本人从心底里养成优越感，赞美战争，蔑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终于推动战争。”（熊井雅男，六十六岁，东京退休者）
“满洲事变爆发，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约零花钱为飞机捐款来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中日战争爆发，报社又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曲有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后来还有《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在日本军队中产生很大影响。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利的‘胜’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吉田彰男，六十五岁，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
“……体检时军医突然对我说：‘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惊，‘身体哪儿不好吧？现在让我回家，太见不得人了。’‘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脑袋割了还要难受啊。
“被命令回家一共两个人，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参军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儿。我达到了士兵体检的第二类乙种标准，现在却被命令回家，太可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几次来到火车车厢的门外踏板上，心想还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长屋义雄，六十一岁，爱知县退休公务员）
“我家正好对着鹿岛神宫的大门，有一天，大队士兵的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拳头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原来这是特工队员到鹿岛神宫去做最后的参拜。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这些特工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人，当时心中堵得难受。后来每当我看着与当年特工队员同龄的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大场满子，四十七岁，琦玉县，家庭主妇）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做‘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工具，这不是‘课目’而是纯粹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稻永仁，七十四岁，退休中学教师，佐世保市）
“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似的用绳子捆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水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冰。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是因为没有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伊藤真治，六十三岁，退休教师，岐阜市）
（注：载《日本人眼中的二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只有十五个常备师团，但是战争爆发当年就激增至四十个师团，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更是扩展到号称三百个师团。在当时只有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征召数百万士兵就意味着这个岛国所有能拿动步枪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战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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