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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文集:新语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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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篇（18）
至于说军队，军队也是穿军服的农民。解放战争，其战争规模之大，战争之残酷和损耗之多，都大大超过抗日战争。部队如果没有及时大量的补充，那是难以支持的。可喜的是，农民参军的热情异常高涨，且觉悟程度很高。华北解放区就有成百万农民参军，东北有一百六十万农民参军，使我军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和不断地扩大。不言而喻，这同农民对战争的态度是密切联系着的，同农民高涨的革命热情是联系着的。问题是他们何以迸发出如此高的革命积极性呢原因正是由于解放区普遍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这才唤醒了他们深厚无比的革命潜力，以令人目眩的姿态，升华在为自身利益而战的战争之中，这正是解放战争迅速胜利的秘密所在。
结束了存在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伟业。在近代，统治中国的封建势力又同帝国主义与买办资本相勾结，是中国贫穷落后、衰弱不振、为列强肆意侵凌的真正根源。这一伟业的完成，使这个根源从根本上消除了。而完成这项伟业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圣贤豪杰，他们说了无数“仁爱”、“爱人”的话，都不过是一些无济于事的空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既来不及实现也无法实现，因为他那个党的基础就有相当大的地主豪绅势力，他的理想怎么能够付诸实现呢因此，真正把土地无偿地分到广大农民手中，使广大农民得到真实利益的，只有共产党。所以，难怪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农民的心目中有那样崇高的威望和深厚的感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所扎下的深根，可以说是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
土地改革制度的完成，在中国历史上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是摧毁封建制度的彻底性。凡是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都无偿地得到了一份不少于平均数的土地，而地主的土地则被没收，没收后也分得了一份平均数的土地；第二，在土改进程中，一些地区虽发生过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但都予以纠正，做到了不侵犯中农的利益；第三，严格遵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在土改中不得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的部分；第四，土改进行的基本方法，不是由政府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恩赐”办法，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不仅使农民翻了身，也使农民翻了心。而实行“恩赐”的办法，则不能起到真正发动群众的作用，往往形势略有变化，农民就把分得的土地送还地主。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项经过群众斗争进行土改的方法，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
长达二十二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究竟应居于何种地位，它有什么优点和特长，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一向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彻底的，被大家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典范。如果单就土地革命这一点作比较，则我认为比起中国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未免逊色。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一开始在1790年6月，规定把没收来的地产分大块出售，地价四年内付清。农民买不起地，土地绝大部分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1793年6月，雅各宾派执政后，国民工会通过法令，将没收的逃亡者的土地分块出售，地价分十年偿还。虽然一些贫苦农民也得到一些土地，但政府主要优待那些能够立即付清全部地价的赎买者，从而有利于富有者。6月10日，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二百年来从农村公社夺来的土地归还农民，按人口进行分配。7月17日，第三个土地法令规定无条件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豁免农民一切义务，焚毁封建文据和其他契约。1794年，在击溃欧洲反动势力的围攻之后，雅各宾派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因此再也提不出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的政策了。2月间颁布的“风月令”，规定没收人民公敌的财产，分给无产的爱国者，但这个法令迟迟没有实施。农村贫民的均产要求和限制大地产的要求也未能得到满足。从出售国有财产中得到好处的，主要是买得大部分土地的富裕的上层农民。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处。
大智篇（19）
本文上面谈了很长一段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问题，这与毛泽东的大智是否有关联呢这正是笔者所要阐述的。
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的主要智慧应当表现在何处呢依我看，其主要智慧不在于他对社会中的某个局部问题或某个方面有所发现，而在于他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有深刻的认识和掌握。也就是说，他在总的客观规律中，能够掌握住其中影响全局、决定全局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革命战略家。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他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将农民发动起来，则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做不到的。这正是毛泽东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分歧。它表明，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已经掌握住了。如果不是这样，在革命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他何以会走井冈山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路线呢因此，在十年内战期间，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其内容则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发生，民族的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实现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宣告中止。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农民，改而实行减租减息以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国统区和解放区就是个鲜明的对照。在国统区，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及官僚势力的重压下，奄奄一息，只有用抓壮丁的办法，把他们绳绑索捆地送上前线，甚至在前线的牺牲者中，还发现有被捆绑者的惨事。而在敌后的解放区，由于农民过上了民主生活，经过减租减息，他们的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从而焕发出巨大的革命精力，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人民战争的奇观，正是从这种政策的基础上绽放的花朵。日本投降后，随着内战的迫近，在1945年的12月间，毛泽东即发出“各地务必在1946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土地改革也逐渐深入地展开了。在刘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毛泽东着重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全国胜利后，在一切新解放区又有秩序地展开了全面的土地改革，笔者在朝鲜战场上看到源源不绝地涌向志愿军行列的新战士中，就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实行土改后的年轻人。这些人生气勃勃，斗志高昂，在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勇敢。以黄继光为例，他就是土改后从四川新区参军的。他牺牲时才二十一岁，参军还不到一年。在上甘岭上，他面对着祖国慰问团的亲人说：“请你们听我的胜利消息吧”说完，就拿着爆破筒扑上了敌人的枪眼，在上甘岭腾起的惊天动地的火光，不就是土地革命折射出来的光辉吗综上所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如一地抓住了土地革命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革命总任务中的关键问题。这正是他善于抓根本规律的大智慧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第一流的革命战略家。
八、在锣鼓声中消灭了一个剥削制度
1955年的隆冬至1956年的1月，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最喧腾热闹的季节。全国的私营工商业户，几乎每天都有人敲锣打鼓放鞭炮，到政府里请求批准公私合营。按预定计划，中央本来准备在1956年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面对着这一席卷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不得不改变做法，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步骤。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打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这样，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户的99％，总产值的996％，私营商业户数的82％，资金的933％，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1956年1月，笔者曾在首都，亲眼看到私营工商业户的队伍，他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地行进在天安门前，那种热烈的场景，是很动人的。 。。
大智篇（20）
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中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由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而公私合营已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了。实行公私合营后，企业利润的分配，除分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约占四分之一外，其余的四分之三，则为工人 福利费 、国家 所得税 ，及扩大生产设备所有。按毛泽东的说法，私营工商户的“一只半脚已经踏进了社会主义”。一个阶级的失败和消灭，通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在我国，资产阶级经济基础的消灭，却是在敲锣打鼓中完成的，没有流血，没有对抗，生产上没有受到任何破坏，国家生活没有任何颠簸，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是我党独一无二的光辉成就。这同毛泽东的大智也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我党能够取得这一成就呢这是偶然的吗或者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不是。
第一，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同于当年俄国和东欧的资产阶级，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经常受到帝国主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挤压，因而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面也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决定了在民主革命的长途中，它曾是我党的盟友。进入建国以后，这个阶级同样具有两面性，既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也有消极地与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根据以上这种历史和现实情况，加上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权紧紧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采取和平赎买政策。这样就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一方针显然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即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如只看到发展生产的需要而强调利用的一面，对限制和改造加以忽视，那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消极的一面。如只强调限制和改造，而忽视利用的一面，也是不利的。总之，这一政策的精神，包含着团结和斗争，斗争也是为了达到团结。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其本身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是没有斗争的。按彭真同志的说法，我们是“两仗定天下，一仗是‘三反’、‘五反’，一仗是‘公私合营’。经过这两仗，问题才基本上解决了”。事实的确如此，“五反”以前，资产阶级很威风，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工厂管好。一个“三反”、“五反”，打掉了资本家的威风。这一仗下来，资本家在政治上比较老实、服从领导了；在经济上也比较老实，“五毒”减少了。这就为“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
第二，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这是实践的产物，不是任何人空想出来的。任何正确的方针要圆满地实现，还必须找出具体的办法。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也是一样。1953年春，李维汉同志率领中央统战部一个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专题调查私人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当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多数仍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其中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是由社会主义成分直接领导、同私方代表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最有利于领导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私营经济的主要形式，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我们的方针，不应盲目把私人资本主义搞垮，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逐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教育改造带到社会主义。李维汉回到北京后，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高度重视，曾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6月至9月三个月内，毛泽东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多次讲话。9月7日，毛泽东又约请了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讲话，确定了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指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是要消灭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则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要相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还谈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与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关于采取赎买政策的具体做法，可以采取“四马分肥”的方法 即将企业利润分为国家、工人、资本家和扩大生产四个部分 。要求在两年半、三年之间或者在三年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同志则作了多次讲话，作了具体部署。陈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产阶级不要“两面夹攻”，应当“网开一面”，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要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还提出要合理使用资本家，“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使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在定息问题上，陈云同志决定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并决定七八月间发一次定息。大中资本家原来对定息是“求三 厘 望四 厘 ”。在当年 1956年 6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后，他们表示“喜出望外”。当年12月，在全国工商联大会上，陈云同志又宣布，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如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事实上，从建国起到1966年采取定息的十七年间，国家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给资本家的利润共达三十多亿元，而公私合营时 1956年 清产核资的结果，全国私股的投资总额仅为二十四点二亿元，作为赎买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他们原有的企业资产。显然这不是什么半赎买，而是十足的、完全意义的赎买。此外，对企业原有的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在人事安排上，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在工资福利上，原有的高薪不动，生老病死予以照顾。所有这些，事实上也是一种赎买。由于党的政策这样英明正确，周到细致，所以私营工商业改造进行得如此顺利，全国私营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地欢呼进入社会主义，绝不是偶然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智篇（21）
第三，近几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党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过分强调了限制和改造，将私人资本主义消灭得太早了。李维汉同志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说，诚然，列宁曾经强调说“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 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但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只讲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同时还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在条件具备时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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