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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文集:新语丝-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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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他的这些话，怎么能不令人感动呢？东史郎代表了日本人民的良心！他是真正从罪恶的侵略战争中吸取了教训的有觉悟的日本人！日本民族的前途就在这些人的身上。
第二天，在与东史郎送别的时候，我将自己写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火凤凰》送给他。我对他说，我是一个抗日战士，书里也写了我的抗战经历。这里既写了日军的残暴，也写了当年最先觉悟的日本朋友——他们组成的反战同盟支部在战场上的活动。今后让我们共同为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吧！东史郎与我说话时，发现我的耳朵不好，回国后曾寄来一副助听器，纪念我们这次相识的友谊。
倏忽间，几年时间过去了。当东史郎君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也正是日本的极右势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中日关系很不好的时候，这就更增加了一层悲凉。在日本国内，一方面是极右势力甚嚣尘上，一方面是日本人民的正义力量受到严重打压。这不能不使我特别难过。当然，这些都是在美日结盟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近年来，日本小泉政府一意孤行，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断恶化与中、韩、朝等邻国的关系，而且死心塌地追随美国霸权主义，图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不能不严肃考虑，究竟什么才是日本民族应走的道路。在我看来，以小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死心塌地地追随美国，把自己绑在美国霸权主义的战车上，为美国火中取栗，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决非日本民族之福。相反，以东史郎君等正义人士为代表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与中国等东亚人民睦邻友好的道路，才是真正日本民族的光明坦途。这是我在悼念东史郎君衷心的话。我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200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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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家诗翁送别
克家诗翁于万家灯红的元宵之夜驾鹤西行了。
去年10月，适逢他的九十九岁诞辰，我和女作家丁宁同志相约去看望他。那时正是他病危的时刻，郑曼大姐面带忧容地把我们引进病房，这位瘦弱的老人正处于昏迷状态。郑曼轻轻地在他耳边唤了几声，我也轻轻地呼唤着：“克家！克家！”他似有所动，睁了睁眼没有睁开，却从被子边伸出手来。我握着那只枯瘦的手，为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手，默默祷祝着诗人能够转危为安。果然不久，就传来奇迹般的消息，他的病情转趋稳定，亲人们和朋友们都庆幸他可以活到一百岁了。哪里知道又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呢！
当克家同志像一颗新星一样照耀诗坛的时候，我已经在读他的诗了。那时候我不过十五六岁，对诗歌女神正处于热恋时期。中原各地如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安阳以及豫南，还有一帮写诗爱诗的朋友，这些人大部分受到以鲁迅为首的上海左翼文化的影响，思想激进，不满现状，为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而骚动不安。他们由高天、程率真、陈雨门等人牵头组成了“劲风文艺社”。学诗、写诗、办诗刊，搞得很起劲。一位年轻的诗友周启祥，从上海回来，带来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运河》、《自己的写照》，还有田间的《黎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诗集。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诗，像《烙印》中所写的《难民》、《老哥哥》、《老马》、《贩鱼郎》、《崇思》、《洋车夫》、《神女》等等，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因为我们的身边就是这样的生活。只要我们睁一睁眼，大街上就可以看到背井离乡蓬头垢面的逃难者，在苦难中挣扎的流民图。田间写的农村故事也是这些内容，不过另有独特的风格。他那小炸弹般的短句，给人以前所未有的新鲜之感。他诗中有一句“扬子江，你站起来吧”，至今我仍然记得。我们之中，有人学克家，有人学田间，他们都对我们中原诗坛有强烈的影响。
克家同志写于30年代的诗，忠实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改变这种命运的要求，至今读起来仍是沉甸甸的，是新诗宝库中的重要部分。正如诗人所说：“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对命运悲惨的农民，我确实是含着眼泪苦吟，蘸着浓情把它写在纸上的。”（《学诗纪程》）我想正是这样的诗才具有长远不衰的生命力。
抗战爆发，我到了延安，两地悬隔，读克家的诗就比较少了。解放后，大家聚首北京，在许多###上，常常能听到他的诵诗声和兴高采烈的读诗声。他竟如到了一片新的天地，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诗篇，歌颂党和毛泽东的诗篇，不绝地喷涌而出。从他身上我感到他确是一位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诗人。
除自己创作外，克家很重视新诗的建设。他在任《诗刊》的主编期间，与毛主席等领导人谈诗、论诗，毛主席同他谈诗的信，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他在培养年轻诗人方面，也倾注了很大热情，在这方面是有建树的。克家同志为人热诚谦和，朋友很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也是很严肃的，尤其关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出现的好诗他每每热情赞扬；对于不良的文艺现象，也常常著文批评。在这方面他的正义感是很强的。有一次他曾写信给我，对嚣张一时的重写文学史的荒谬主张，表示异常愤慨，要我和默涵同志商量，能在我们主持的刊物上关注此事。在我们的印象里，克家愈到晚年，仿佛经霜的红叶愈加艳红了。
去年8月，郑曼大姐告我，克家同志的全集出版了，要开一个座谈会邀我参加。我怀着对这位老诗人崇敬的感情，再次翻阅了他的作品，为他写了以下的祝辞：
随战斗世纪而来，
与劳苦大众同心，
迎风斗雨，巍然屹立，
雄峙如泰岳者，
大诗人臧翁克家也。
克家同志一生写了许多好诗，其中我最喜欢、最感动的，是他那首《老哥哥》。就像我读艾青的诗最喜欢那首《大堰河》一样。我曾说，艾青是属于《大堰河》的，臧克家是属于《老哥哥》的。他们都是我国老一代诗人中最杰出的诗人！也只有属于劳动人民的诗人才能跨进大诗人的高峰！
克家同志安息！
2004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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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胡可同志的艺术成就
祝胡可同志的艺术成就
——在胡可同志从事戏剧活动六十五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可同志是我相熟相知的老战友。过去我们都生活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这块战斗的土地上。解放后又在总政和北京军区相聚在一起。他的重要作品我都是看过演出的，不论是在村头的冰天雪地或者在剧院里，这些作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很喜欢他的作品的。
从他的作品看，《清明节》、《戎冠秀》、《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槐树庄》等都是反映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可以说它们相当生动、具体地，也相当深刻地描写了历史的真实，是充满革命理想的扎扎实实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富有生命力的，是决不会转瞬即逝的，是会长期活下去的。因此，完全可以说，胡可同志的作品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他是来自解放区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位当代杰出的戏剧家。
胡可同志所以能够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偶然的。
首先，他确实扎扎实实地深入了生活，深入了火热的斗争，从群众中汲取了营养。近年来，我看了胡可同志出版的战时日记，使我的印象越发深刻。当时，他虽然在文艺团体，但却常常背着背包深入连队，和战士干部们滚爬在一起。太原外围战时，他就钻在简陋的防炮洞里。有时还深入到遍地是炮楼的敌占区，仅仅依靠一两个地下工作者的掩护进行活动。反扫荡时，他还被派出找粮食，爬山越岭把粮食背回来给同志们吃。在这一点上，我看他比我还要辛苦，我随部队生活和战斗，有什么吃什么，还不用自己操心。我看了他的战时日记，很是感慨。想想现在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现状，这不是很好的教科书吗！
应该提到，胡可同志在深入群众生活中，是同不断改造自己联系在一起的。他从来不像有些知识分子那么狂妄，认为自己天生就比群众强，用不着改造了。
其次，从胡可同志的作品看，不可否认，他是富有艺术才华的，同时他的艺术才华又同刻苦勤奋结合起来了。一个既有才华又同勤奋结合起来的人是不可能没有成就的。
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胡可同志真正领会和掌握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并且始终如一地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几十年，这就是胡可同志能取得以上硕果的根本原因。
我希望一切有志者，都能沿着这条道路走。
2004年2月26日
阳春白雪的故事
阳春白雪的故事
——赞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阳早和寒春
中国人民的挚友、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人阳早同志，于2003年12月25日去世了，我是很晚才听到这个消息的。
几年以前，我曾怀着敬慕之心，在京北沙河镇的小王庄拜访了他和他的妻子寒春，并且参观了他们工作的奶牛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怪不得他们自称为“乡下人”、“土包子”，他们那身打扮，除了鼻子大些以外和中国的农民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住在几间普通的平房里，屋子里放着一张非常显眼的桌子，是用砖头架起来的。一套旧沙发不知道多少年了。房间里还有一个经常动用的工具箱和这对夫妇经常要下牛圈穿的胶鞋。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住的屋子。屋子外边是几棵高大的白杨。当我站在萧萧的白杨树下与这对老人告别时，不禁想到，现在不少人梦寐以求地想往美国跑，而这两位美国的大专家却宁愿在中国偏僻的乡间为中国人民工作，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去年春，听说阳早因病住院了，我曾和朋友到协和医院看望他。正巧寒春也去了那里。那天阳早虽然躺在病床上，但精神却很好。我们围着床边闲聊起来，谈的自然是布什悍然用重兵侵略伊拉克的事件。大家冷嘲热讽地称布什是当年的希特勒。寒春则说：“这个布什坏得不能再坏了。”那天大家谈得很高兴。一位年轻朋友还与阳早约定，要在他出院后一块儿“喝两盅”。哪想到阳早竟在年底就谢世了。
今年2月14日，我和妻子带了女儿、女婿及外孙一家到沙河小王庄去看望寒春。一是向阳早致悼念之意，二来也是让后代从中受点教育。那天，我把事先写好的条幅“向中国人民的朋友，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阳早、寒春同志致敬”献给寒春，寒春一个字一个字念过，面含笑意地收下了。然后她就让我坐在阳早平素坐的那个单人沙发上谈起来。我首先问起如何处理阳早的后事，寒春答道：
“儿女的意思是进行树葬，就是说买一棵树，把他的骨灰埋在下面。但是要埋在他能够看见那些奶牛的地方。”
我“噢”了一声，心弦颤动了一下，不禁想道：这位著名的外国专家，既没有提出把骨灰送归故乡，也没有提出按正常的礼遇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而是按照儿女的意愿埋在一个能看到牛的地方。难道是出于他天性爱牛吗？显然不是。许多人都知道，他是在年轻时卖了自己的奶牛，漂洋过海，怀着满腔热情到中国来的。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家乡美国养牛，要跑到万里之外一个最寒苦的地方——中国的延安来养牛呢？这就是阳早的故事。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一段历史传奇。
那天，我们夫妻俩还有几个在座的年轻人，就同寒春谈起阳早的故事和她的故事。
寒春是从她的哥哥韩丁说起的。韩丁又同阳早是好朋友，他们都是美国的进步青年，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着中国》，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视野，使他们倾心于神话般的中国革命。韩丁于1945年首先来到中国，会见了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为毛泽东的魅力深深吸引，他回国后又广为传布。阳早就是在这个影响下决定来中国的。当时二十七岁的阳早已经在康奈尔大学农牧专业学习过，正在从事饲养奶牛的工作，便毅然决然地卖了自己的奶牛，动身来到中国，又辗转到了延安。一到延安他立刻感到来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新世界，这里浓郁的革命气息、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延安特有的作风，很快把他吸引住了。尤其是延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诚的友爱互助，批评自我批评，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的真正民主平等关系，使他钦佩不已。他于是决心在这里干下去。但是不久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战争的考验来到了。这时在奶牛场工作的阳早，积极参与了几十头奶牛的转移工作。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牛和人不同，不管敌机如何跟踪轰炸，它总是从容不迫地走着。有一次面临着一条冰河，奶牛就是不肯过去，把人们几乎急疯了。阳早只好先把奶牛赶进冰河，然后自己也穿着棉衣跳进冰水里，带着奶牛游过河去。不用说，他的衣服全湿透了，而且冻在身上。同志们只好把他抬到农家，换下全部湿衣服才渐渐恢复过来。“我到延安之前，阳早已经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寒春笑着说，“这次保卫延安之战，毛泽东以两万多人，打败了胡宗南十倍以上的兵力，使阳早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下定决心，留在中国，不走了，要同中国人民一起革命到底。……我是比阳早晚两年，于1949年才到达延安的。”
于是寒春开始讲起她自己的故事。
“有的记者说，我是追随未婚夫阳早来到延安的，这不对。”寒春认真地说，“我和阳早已经有了很好的感情，这不错；但是他不是我的未婚夫。假如他不是在延安而是在一个别的国家，我是不会奔他去的。”
“那么，你是为什么到延安去的呢？”一个年轻人插嘴问。
“可以说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寒春笑着说。
寒春说她和阳早不同，她是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母亲是个教育家，担任着一个有名中学的校长。从小就注意培养锻炼她爬山、滑雪、骑马，动手盖小房子、制作陶器，养成她坚强的性格。她对科学最感兴趣，在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专攻物理并获得硕士学位。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政府集中力量研究原子弹，作为年轻的女物理学家，寒春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进行的第一颗原子弹试制。
1945年7月，原子弹在美国西部墨西哥州的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区试爆成功。爆炸时的那种地动山摇的感觉，自然使这个年轻的女物理学家感到惊骇。不久，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炸死了几十万和平的人民，包括无数的妇女和儿童。当寒春在一个小房间里从一部高级秘密录像中看到那可怕的蘑菇云上升的时候，听到身后的一个科学家轻声说：“那都是日本人民的血肉啊！”这两声巨响不是把寒春震骇了，而是把她震醒了。原来自己醉心的“纯科学”，竟制造出这么个怪物和魔鬼！她不能再干下去了，她的天真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这时，那个东方正在创造的新世界又重新回到她的心中，又在强烈地吸引着她，向她招手。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自己那个纯科学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幻想，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要么出卖自己的灵魂，要么退出核能研究中心，除此别无出路。所谓自由社会其实并不自由，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她终于作出了决定：到远方去，到她的朋友已经先行一步的地方去，那个毛泽东正以“小米加步枪”战胜强敌，正在创造神话的地方去。
这就是寒春的故事。
1949年阳春三月，阳早与寒春在延安久别重逢。4月在边区政府礼堂举行了气氛热烈的婚礼。中共著名###、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到场祝贺。鞭炮齐鸣，唢呐高奏，好不热闹。林伯渠的喜幛“爱情与真理的结合”格外引人注目。自此以后，这两位喜结同心的美国伉俪，就共同为中国革命的事业奋斗了。他们先是被派到荒凉偏僻的三边地区建立牧场，后来又到渭河之滨的草滩农场饲养奶牛。使西安第一代新中国儿童喝上了他们的鲜牛奶。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此后又调到北京郊区红星公社的奶牛场工作了几年，最后就在沙河镇小王庄的农机试验站奶牛场安营扎寨。在此期间，寒春设计安装的管道式挤奶设备、直冷式奶罐，在中国率先实现了奶牛饲养机械化。为了培育牛的优良品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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