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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文集:新语丝-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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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十五个月来的抗战经验作了总结，最后讲了统一战线和战争战略问题。在统一战线中他批判了关门主义倾向和投降主义倾向。特别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他说，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治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民主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不能因为合作而抹杀党派与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不然，那样的合作就成了混合，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和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适当的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众的动员，以战胜民族敌人。进行抗日与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会后还根据当时形势，撤销了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从此，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才能得以贯彻。
以笔者在抗战中的切身体会，自从平津太原等各大城市沦陷之后，日军大举南下，以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为主体的华北抗战即告结束。在南方，自上海、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也出现了幅员广大的沦陷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深深陷入无法脱身的泥淖之中，则这些地区势必成为日军巩固的后方和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地，加上敌人的诱降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国民党恐怕早就投降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是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抗战就无法坚持到底，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至于抗日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关系，笔者的体会更为深刻。在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无疑是两条抗战路线最鲜明的对照。笔者长期生活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亲眼看到那个时代人民大觉醒的精神风貌。所有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全部被组织到各抗日组织之中。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遍地展开，使敌人寸步难行。尽管日寇进行了无数次的“###”、“扫荡”，施用了最残酷的“三光政策”，但我根据地仍巍然屹立，成为日寇日夜不安的心腹大患。被称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其幅员相当于一个完整的法国，紧紧地包围着平、津、保等大城市，像一把尖刀直插入敌人的心脏。令人深思的是，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发挥出这样大的威力呢？原因不是别的，是千百万群众被真正地发动起来了。而被称为一盘散沙的群众，为什么能发动起来又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实行了民主，把封建官僚的旧式政权改造成为新型的民主政权，砸碎了封建的枷锁，这就使千百年被压在底层的人民群众，得以抬起头来，一如经受了雨水滋润的春草，勃发出潜在的生机；再一个就是经过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就使得在封建剥削重压下奄奄一息的农民，能够缓过一口气来。尽管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农民仍然保证交一定的地租，但总的说来已经减轻了负担。实行了这两项改革，自然使群众抗战的积极性被发动起来。共产党在毫无援助，国民党政府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所以能够坚持在极其困难的敌后抗战，其原因就在这里。反观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的完全是另一套办法。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本质，他们根本不愿实行民主和改善民生，甚至连这样的字眼也不愿听。因此在国统区内是原封不动的封建统治。他们不仅不愿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借抗战之机，巧立名目，任意派捐加税，大发国难财，使人民越发不堪重负，比之抗战前陷入了更深的苦难之中。试问，这样困境中的人民群众，从哪里来的积极性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只有采取抓壮丁的办法，将老百姓绳捆索绑地送上前线。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不一触即溃？国民党也学共产党的办法，在敌后留下一点部队，打算搞点游击战争。但他们因为根本不愿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从根本上脱离群众，所以在敌后无法立足。例如在中条山地区，国民党也留下几十万部队，但在日寇的进攻下，很快就土崩瓦解。如果我们接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切照国民党的办法做，则根本不会有那样坚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会有人民力量的壮大。即使勉强能够存在，在日本投降后，也决难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历史的经验已经清楚证明：如果不是执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也就不会有人民的胜利，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德篇（4）
近几年，反“左”谈得比较多，更有甚者，某些人只反“左”不反右，甚至讳言反右，好像右成了香花。其实，“左”和右在历史上对党和革命的危害都很大。“左”既不比右好，右也不比“左”好。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的党正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壮大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本人就是既反“左”又反右。如果在抗战中不是坚决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极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的陈独秀路线，抗战的胜利既无从谈起，更不要说解放战争的胜利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不少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武装，随着二次大战的胜利，某些国家的共产党自动解除了武装，交给了合法政府，革命的胜利也就从此遥遥无期了。而中国则不然，二战结束数年后就接着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所引来的胜利，也正是毛泽东大德方面的表现。
二、为维护民族利益，不屈服于任何压力
毛泽东不仅具有极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而且在维护民族利益上，能够做到不屈服于任何强大的压力。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这二者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为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将帝国主义者一个不留地驱逐出中国，表现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中。“在野兽面前，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所有帝国主义强盗的态度。这方面不需要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即使对于来自同盟者或革命营垒内部的压力，凡是有损于民族利益者，他也决不让步，不管这种压力来自何方，有多么强大。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是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还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当然希望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运用和平方式促进中国朝进步的方向发展，而国民党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共产党已别无选择，只有用革命战争迎击敌人的反革命战争。
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回忆说：在重庆谈判的前夕，也就是国民党在局部地区已经向我进攻的紧张时刻，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由于来电者的身份，对中国共产党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毛泽东看了电文，引起了极大的不快，甚至是很生气。他愤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两三天以后，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谈判自然是可以的，从积极方面看，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但这封电报显然也是一种压力，毛泽东从内心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赴渝前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面授机宜。大致意思是：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挑衅应给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的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只认得拳头的。
不久之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全面内战爆发了。由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顶住了来自革命营垒的压力，摈弃了斯大林错误的方针，实行了自己正确的方针，大大超过预料地提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民族不仅没有灭亡，而是从此真正地站立起来了。
历史的发展未免使斯大林这位伟人感到内疚。据师哲同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时，曾察觉了这一点。 。 想看书来
大德篇（5）
大约是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的二层楼上欢宴中共代表团。席间，他曾动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她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而且说，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
这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对中国同志说：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
接着，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当有某种分工，就是说，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说到动情处，沉默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少奇同志作了有礼貌的有分寸的回答后，斯大林说：“胜利都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接着又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的讲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斯大林用抱歉和不安的语气讲了这些话。大家一听就明白是指1945年那两封电报的事或者还包含更多的事。斯大林当着中共代表团的面所作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使人感到意外，也使人感动。
与中国的经验相对照，我们不妨举一点另一方面的例子，也许有助于对问题更深入的理解。
在这方面，法国共产党在二次大战中及战后的经历，是令人深思的。
在二次大战中，法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是举世皆知的，是非常动人的。当时法共组织和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已发展到数十万人，他们对法西斯德国占领军进行了历时数年的广泛战斗。法###员已发展到五十四万多人。法共领导的群众组织解放委员会已经遍及城乡，力量相当强大。在巴黎，成千上万的巴黎居民一直在打击德国鬼子和伪民警，烧毁或炸毁德国人的卡车、机动车停车场和为德军生产武器的工厂。1944年8月，在盟军迫近的有利形势下，巴黎人民举行了起义，整个巴黎，到处都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他们攻取了德军在城内的各个据点，占领了警察局等要点。最后又不惜伤亡，前仆后继，攻下了纳粹军队最后据守的卢森堡宫的一些要塞和共和国广场，迫使巴黎德军最高司令官冯？科耳提茨无条件投降。巴黎就这样在警车宣布德军投降的喇叭声中宣布解放。巴黎的解放，完全是依靠义勇军游击队、爱国民警以及英勇的巴黎人民自我解放的。这是巴黎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在此后肃清全国各地的德军，解放全国领土的战斗中，法共领导的义勇军游击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法###史分析，在二次大战后，法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空前有利的局面：首先是法共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从来没有的崇高威信；法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由于法国战败和投降，已经威信扫地并且陷于瘫痪；戴高乐建立的代替机构虽然得到了某种响应，可是很不稳定，所以不得不寻求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共产党为其担保；法共推动起来的民族阵线、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爱国民警队已经把全体人民吸引到争取民族解放的广泛统一战线中来，同时给予这个统一一种即使不是革命的也是社会的和进步的内容；重新统一起来的工会以空前的规模恢复了，而且在解放委员会里实现了无产阶级与同盟军之间的基层联盟，并根据最高委员会拟定的共同纲领——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管理了市政和省。
大德篇（6）
这是一种对法共、对人民多么有利的形势！如果法共以适当形式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盟的国家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法共的总书记莫利斯？多列士从苏联居住数年后回来了。原先在他居住在苏联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高乐为了打击共产党，曾企图以逃避兵役为罪名判处多列士徒刑，这时他却欢迎多列士回来。据戴高乐的回忆录说，多列士的回来是有利无害的。果然，多列士回来之后，很快就被接纳参加了临时谘议议会，并且要“再把党掌握到手”。他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单一的国家，单一的警察，单一的军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了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警的武装。他认为，这些爱国民警在德国占领期间的存在是有理由的，现在情况已经改变，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必须斩断共产党人的脚爪，收回被他们篡夺去的权力，没收他们所炫耀的武器时说：“多列士刚回到法国，就帮助政府解决了爱国民警复员的问题。他……反对了解放委员会制造障碍的企图，阻止了某些过激分子阴谋实行暴力的行动。”接着是多列士的第二步行动，解散解放委员会。这个群众基础很强、势力很大的群众组织，在战争期间，早已经过人民选举，建立了从工厂、街道、村庄到全国三级会议的民主集中制的强大机构。本来可以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可惜这样影响广泛的群众组织也被解散了。接着是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团结也瓦解了。根据法###史分析，以当时情况，即使说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建立一个工人阶级能保持作用的、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民主政权肯定是可能的。但是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光明的远景被放弃了，停留在单纯地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的范围内。党和人民在战争期间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战士所积累起来的力量被放弃了，仅仅换了政府中两三个部长，而这两三个部长也在几年后被撤换了。
法共的这一历史教训，是多么的沉痛啊！
多列士与我国的王明，颇有一点类似之处，这正像毛泽东对王明的评价：他想别人的事太多了，想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也就是说想本民族的事太少了。
苏联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的修正主义错误观点，不仅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许多恶劣的影响，而且他的大国沙文主义也有恶性的发展。这就同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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