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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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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小城,不能不让人喜欢。

由此,想到了与城市生态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记得十几年前读西方几位未来学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知道人类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已不必群体聚集、当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将渐渐流散开来,获得个体化分解。这种预言是以先进科技的普及为前提的,却正恰契合我心底“文人宜散不宜聚”的陈年向往,因此深感欣慰。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信息手段的先进程度和普及程度已远远超出了预言家们的预言,但城市的个体化分解却并没有按照预言变成现实。

其实早在托夫勒他们预言之前,人们已经在多方抱怨现代化的大型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费用高昂、犯罪频繁,都是抱怨的内容。反映在文化心态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诅咒钢铁水泥的森林和工业化的陷阱,畅想小桥流水的村野、隔窗笑语的邻居。赞美城市已成为一种庸俗,散居乡村才是一种时髦。

既然背离大城市是那样必要,信息手段又使这种背离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这股潮流至今还没有构成强势?

这次旅行欧洲,我尽力与各个城市的管理阶层和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才慢慢知道其中原因。

西方讲究实利估算,事实证明,居住在乡村或郊区小镇的费用,要比城市里高。背离城市是以汽车的存在为条件的,正是这个条件,使背离的人们要面对漫长的驱驰。例如,夫妻很难保证在同一个郊区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业,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机会,而退休老人最需要的高水准医院,一般也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住在乡村,会浪费多少驱驰的能源,增加多少空气的污染。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其他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资源最经济的生态;人们如果继续向大自然扩张,对个体和整体都是一种昂贵的耗费。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散的大潮,而且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整体趋势仍然是向城市聚集。当年未来学家们指出了新的信息手段为流散提供了可能,而事实证明,这种手段为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电脑的发展既然减轻了企业的空间负担,那么,缩小了的空间更没有必要搬到远郊,反而增加了跻身于市中心的便利。

这中间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证据证明,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生活的质量,平添了意外的灾难;但也有一批学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发展都与移民有关,而欧洲很多城市的发展其实还有待于移民,问题是提高移民的质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体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这只是说着痛快,在实际操作上,这些国界越来越松散的欧洲国家,该如何来选择移民质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隐忧,至今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从一路上走过的欧洲各国来看,伦敦和巴黎的市民搬离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几个贫困国家像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则不会出现这种趋向,因为那里的农村还荒漠一片;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城乡并荣,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对农村的扩张,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在市郊营造设施齐全的社区;二是在城内扩大自然空间。

那么,文化韵味和审美意态也只能在这多种生存方式中各别挖掘,而不宜夸张对于村野生态的向往情怀了。

像布吕赫这样的小城,介乎城市生态和小镇生态之间,溶解了多方意趣,但是如果要想长期居住,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毕竟是一种梦想。哪有那么多布吕赫?

总之,我们跻身其间的大城市虽然毛病多多,却还没有到可以大声诅咒、大步背离的时候。知道远处有森林绿坡、小镇马蹄,但我们注定要与平庸和喧闹一起栖宿。

那个巨人

1我终于来到了滑铁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头雄狮在这里倒下。欧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气,重新从这里抬起骄傲的脚步。

古战场的遗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顶上铁狮威武。但这头铁狮并非纪念那头雄狮,而是相反,纪念对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战场,这小小的两公里拥挤过十几万厮杀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过鲜血。当时刚刚获胜的威灵顿将军长长一叹,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山丘由列日市的妇女背土筑成,因为她们支持过拿破仑,这是惩罚性的劳役。

为什么独独要让妇女们来承担这个劳役?说是她们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惩罚。但在我看来,那是出于胜利者们对那个失败者残存的嫉妒。男人间的嫉妒往往与女人有关,因此必然会让支持过他、崇拜过他的她们,来确认他的失败,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们用柔软的双手捧起泥土,哪里还分得清什么胜方败方?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里清楚。

2滑铁卢战场遗址,自然由当年的胜利者保存和修复,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失败者。那座纪念山丘,两百多级高高的台阶,连小孩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队比利时的小学生全部爬到了顶部,一问,他们只知道拿破仑,不知道威灵顿。他们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国的。因此,当年垒筑这座山丘的意图,已经全部落空。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比这种划分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们投注的是人格视线,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以值得关注的奇异强势作为起点。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谁有那么好的视力去关注一个孤零零的点呢,因此难怪比利时的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作了主体,都不自觉地站到了他的一边。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更普遍。他所说的诗,泛指美学行为。小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历史,却已经接受了社会性的审美遗传。

由此可见,历史中的滑铁卢和诗中的滑铁卢属于两个范畴,两个范畴加在一起,相映成辉,便使这个地方成了永久的旅游景点。

滑铁卢遗址中有一个房子是雨果构思《悲惨世界》的地方,那么,诗中的滑铁卢也拥有一个自己的指挥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仑时总是反复地念叨着“那个巨人”、“那个巨人”,其实发出这个声音的也是巨人。“那个巨人”不知道身后会有一个文化巨人对他那么关注,这关注将把他隆重地送人另一部历史,一代代观者如堵。

蓝旗和孩子

1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堂门口,一束灯光照射着那面静静垂落的蓝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国旗相拥而立,做它的后盾。这些国旗原先高高地飘扬在各自的国界前,自从有了它,大家都纷纷收回,到这里来享受清静。

这面旗帜来得悠远。来自康德的沉思、雨果的呼喊,来自欧洲大地千百年来无法弥合的裂痕。几十里外滑铁卢人仰马翻、旗起旗落,终于有了这面旗,这才是结论。

原来只是为了反战而结盟,不料却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结构、新的制衡,对此我们似乎还缺少关心。昨天晚上我请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宋明江先生:当前欧洲什么事情最应该引起中国人重视?

大使说:欧盟。

2按照一般观念,布鲁塞尔哪里有巴黎、伦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为国际协调中心而取信于其他大国。因此,小得不可能对别人构成威胁而又地处中心的比利时正当其选。因欧盟总部所在,布鲁塞尔已成为一个国际外交中心和新闻中心,对此不仅我们没有料到,连很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也没有料到。

没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念在思考问题,总觉得欧盟只不过是一个国际组织罢了,怎么比得上一个国家实在?其实欧盟正是针对这种国家至上观念而出现的,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观念的极端形态不仅导致了太多的人间灾难,而且肢解了欧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势的失衡。

在目前,欧盟的大行动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着力于营造一个共同大市场。为此,连货币都趋于统一,实在是大手笔。在当前这样的经济时代,货币是体现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这些国家连这份主权都愿意受到冲刷,切莫小看了它们联合的决心。我们这一路看到那么多欧洲国家已完全不在乎边界防守,所有的车辆长驱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货币了。如果欧元全然通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畅快感?欧元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比值受挫,但这是暂时的,从长远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存在。

一路上还看到,欧盟对于已经入盟的贫困国家,援助得非常实在。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像爱尔兰,由于善用这笔款项,近年来发展巨大,国际间刮目相看。

以经济的联合为基础,防务、外交、内政、司法诸方面都会一一呼应起来。当然麻烦不少,欧盟也步履谨慎,但一直没有后退。从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积月累,转眼间就会跨上一个大台阶。

政治家们会注意欧盟的每一个动作带来的实际后果,而我关心的是它对传统国际政治概念的摇撼。很多习以为常的范畴需要另起炉灶,很多目为经典的命题需要重新寻找内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担忧信息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世界的人文构架还那么老旧,现在看到欧盟的稳步前进,才发现欧洲已经用一个大行为迫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不以新的形态进入新的时代,只可惜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没有意识到,显得严重滞后。

朋友们一直觉得我到欧洲旅行一定会醉心于它的历史文化,其实我一路上倒是特别留心当前的发展。到了布鲁塞尔就像提纲挈领,豁然开朗地看着欧洲如何企图在陈旧结构中脱胎换骨,挥别昨天。当然这种企图在文化生态上还会面对严重障碍,因此只能由实务开头,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记得在斯特拉斯堡欧盟的另一个办公处我曾联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刻画的小佛朗士和一个后来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女士路易·韦丝,他们都生长在欧洲冲突的拉锯地带,我因此感叹人类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许都来自麻烦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

没想到来到布鲁塞尔欧盟的最高总部一看,门口铁栅栏上竟然真的爬着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们都是那样调皮、泼辣,大大咧咧爬到欧盟大门口来了,而且都抬头仰天、说说笑笑,几年都不下来。

我真佩服雕塑家们的设计,成人们最大胆的政治构思,无一不暗合孩子们的幻想;大凡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弯弯曲曲,成人们迟早也会摆脱出来。这些孩子没有一点小绅士或小骑士的老成姿态,头发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绝旧时代对自己的打扮,扭头只顾新世纪,不知是由他们来塑造新世纪还是让新世纪来改塑他们。

因此,欧盟总部大门口的这些孩子,是雕塑,是装饰,是门卫,更是理念。

海牙的老人

1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

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2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门卫,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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