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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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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茨堡再也严肃不起来了。
大主教西提库斯下山后更加调皮捣蛋，居然在露天宴会桌边的贵宾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喷水泉眼，待到礼仪庄重的时刻，命人悄悄打开。这时他要欣赏的不是客人们的狼狈，而是客人们的故作镇静。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为这会使客人们故作镇静的时间缩短。他还要竭力使每一个客人感到，此刻满裆湿透的只是自己，无关他人。他会找一些特别轻松和特别严肃的话题与客人一一交谈，甚至还会探讨宗教的精奥。
在这之前，他还会在客人的选择上动很多脑筋，特别要选那些凛然肃然的端方之士。
我找到了这个宴会桌和这些贵宾椅，还做了放水实验，心想，只要在这里坐过，谁也不会再道貌岸然、一本正经。
那么，说不定，这位大主教还是宗教改革的偏门、移风易俗的另类？
可笑的不是主教里边有另类，而是另类做了大主教。
3可笑的事情那么多，最后终于登峰造极。萨尔茨堡的修道院墓地中，有一排并列的七个墓碑，传说安葬着当地一个石匠的七个妻子。但也有争议，说石匠本人也在里边。
本来这很普通，不值得游人来参观，但这里却成了热闹的旅游点，原因是石匠妻子们的死因太离奇。
居然是，一个个都被石匠胳肢，奇痒难忍，大笑而死！石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胳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一种谋杀手段，那实在太残酷了，有何必要？
如果是闺房取乐，失手一人已经离谱，怎么可能接二连三？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但为什么游客们都愿意兴高采烈地到这里来呢？大家在那些墓碑前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笑得气也喘不过来的颠倒神态，是夫妻之间欢乐的打闹，而拒绝去追索什么“死亡档案”，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想，主要是因为人人都会死，也都会笑，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笑于死，死于笑。
辛苦人生，谁能抗拒得了这种出入生死的大笑？于是也就删去了背后隐藏的种种问号。
民间的世俗故事历来不讲严格逻辑，所以天真烂漫，所以稚拙怪诞，所以强蛮有趣。
萨尔斯堡虽然美艳惊人却长期寂寞，记得一位德国学者说过，直到十八世纪后期——当时伟大的旅行者几乎没有人经过萨尔茨堡，因为除了光彩的建筑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了，伟大的生活不在这里，而是在另外的世界。政治中心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
正因为自己不重要，别人又不来，萨尔茨堡人就与他们的主教大人一起，不管逻辑，不按规范，不论等级地闹着笑着，自成日月。
只是，有关石匠妻子们的传说，又为这种笑闹带来某种不太吉利的征兆。
4我好不容易攀上来的这个庞大的城堡，历届主教修修停停、不断扩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没有读到过城堡落成典仪的记述，估计不太隆重，因为当任主教已经不存在建造动机，他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乐师却在家里庆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儿子正好在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为沃尔夫冈·莫扎特。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比那个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读过莫扎特的多种传记，它们立场各不相同，内容颇多抵牾，但是，没有一部传记怀疑他的稀世伟大，也没有一部传记不是哀氛回绕、催人泪下。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萨尔茨堡不再无人经过，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会把它省略，因为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个永恒的伟人。萨尔茨堡的最高标志，不再是那座悬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废弃之日，真是蹊跷。
一座城市就这样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坐标，于是也改变了生活气氛和美学格调。
5故乡和名人的心理对话，并不一定畅达愉悦，而往往荆棘丛生。荆棘间的偶尔沟通，楚楚扎人。请听今天萨尔茨堡人的说法：莫扎特的伟大和悲哀，都因为是离开了萨尔茨堡。
我理解这种说法，脑海中闪现出那些传记的片断。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这样的结局发生在维也纳，没有一个萨尔茨堡人能读得下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音乐爱好者能读得下去。
故乡要不回游子的遗体倒也罢了，问题是——萨尔茨堡不能不厉声责问——你们怎么把他弄丢了？争抢了他的全部成果却弄丢了他！但在当时，唯一提出质问的是他病弱的妻子，也只是轻声打听，因为对象是看墓老人。
但是，另一种传记曾经让我五雷轰顶，原来，主要责任就在这个“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剧的祸根。这种传记的作者查阅了各种账簿、信件、笔记、文稿之后作出判断，莫扎特其实一直不缺钱，甚至可以说报酬优渥，馈赠丰厚，只是由于妻子的贪婪、算计、抱怨，把家庭经济搞得一团糟。即便他的出殡，也收到大量捐赠，是妻子决定“高度节俭”。妻子打听他的墓地所在并不是几天之后，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还是迫于外界查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材料证明，这个妻子不仅毁了莫扎特，甚至还祸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爱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萨尔茨堡人的嘲讽中苦度晚年。
老莫扎特知道，萨尔茨堡有嘲讽的理由。这桩错误的婚姻起点，不是萨尔茨堡，而是遥远的曼海姆。二十一岁的莫扎特在那里见到那家人之后连写来的信也变成了尖酸刻薄的攻讦腔调，做父亲的曾竭力阻止但未能成功……
其实所谓全城的嘲讽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萨尔茨堡懂得音乐，知道自己养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
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其实这是解读不了大师的，因为大师们主要活动在另外一个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个天域，就能解读么？未必。萨尔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对莫扎特的困惑，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连歌德也承认永远无法理解，更何况区区萨尔茨堡。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对此，他们更加觉得光荣，又更加觉得难解：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加重了萨尔茨堡的思维负担。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6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也使高层文化失去应有身份。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醉意秘藏
布达佩斯东北一百多公里，有一个叫埃盖尔的小城。去前就知道，那里有两个五百年前的遗物，一是当年抗击土耳其人的古城堡，二是至今还没有废弃的大酒窖。
匈牙利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想在那个小城夜宿，又不愿意走马观花，就无法把这两个地方都看全。那么，选哪一个呢！“酒窖。”我说。
“那城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譬如，最后在那里抗击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女人。酒窖可没有这样英勇的故事。”匈牙利朋友怕我们后悔。
“酒窖。”我说。
我知道英勇的城堡值得一看，但那样的故事已经看得太多，因此更想看看大地深处的秘密，何况这个秘密还在传递。
酒窖的进口处，现在是一家酒厂。厂长听说来了中国客人，连忙赶来，也不多说什么，扬手要工作人员把厚厚的窖门打开。大家刚进门，就被一股阴阴的凉气裹卷住了。这种发自地底的凉气是那么巨大，而且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天然性，与周围黝暗的光线、看不到头的石灰岩洞组合在一起，委实让人却步。三位容易感冒的伙伴打了一阵寒噤后慌忙退出，我们几个则深深地吸足凉气，让凉气弥散全身，然后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绵延无际的酒桶出现了，桶上都标着年代。两旁时时出现一些独立的窖室，铁栅栏门锁着，贮存着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气中的酒香越来越浓，酒窖里的长巷也越来越深。终于看到头了，快步走过去，谁知一转弯又是漫延无际。
厂长在一旁平静地说：“我们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现在一共启用了三公里，其实，整个酒窖全长十五公里。尚未启用的十二公里，会慢慢清理。”
这些平静的数字使我们很不安静。几百年前，这么一个小城，光酒窖就长达十五公里！那当然是延伸到了城外的地底，而且供应的范围也几乎没有疆界。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一个隐秘的网络，它们与地上的世界息息相连，却从来没有被历史详细记述。
正这么没完没了地走着，厂长已稳稳地站定在一个窖室边，伸手示意要我们进去。这个窖室很长，没有酒桶，只有一溜长桌，两边放着几十把椅子。长桌和椅子全由粗重的原木打造，不刨不漆，却已被岁月磨成了发亮的深褐色。厂长说，这是品酒室。
我们依次入座，有一个年轻的侍者上来，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一只高脚玻璃酒杯，铺一方暗红的餐巾，看来，我们得品酒。
年轻侍者又上来了，在长桌上等距离摆开四个陶桶。我们以为那便是酒，伸头一看，桶是空的，不知何用。也不问，只待主人用行动来解谜。
这时，窖室门口出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光头男子，年龄在中年和老年之间，不看谁，也不打招呼，双手捧着一个很大的玻璃壶，里边装了半壶琥珀红的酒。他走到桌边，端正站立，像在等待什么。
厂长坐在长桌一端，离这个光头男子有一点距离，此时便远远地瞭了玻璃壶一眼，像激光扫射，随即报出了这酒的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厂长话音刚落，光头男子霎时从伫立状态复活，立即给我们每个人斟酒。他斟酒时仍然面无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态表现出了对酒的无上恭敬，好像是在布洒琼浆玉液。等他给每个人都斟上了，我们手持杯脚，转头看厂长，等他发话。
厂长说：“请！但只能喝一口，最好不咽下，只在嘴里打转品咂。”
说完便示范，平平地端杯，轻轻晃了晃杯子，看了一眼，然后人口，嘴部动了两动，便伸手拉过桌上的空陶桶吐了出来，更惊人的是，把那杯只喝了半口的红酒也倾倒进去了。
由于这杯酒出现前经过了如此隆重的仪式，我们眼看着这种倾倒深感心痛。厂长知道我们的心意，说还要品尝多种品牌的酒，如果都喝下去非醉不可。这当然是对的，但出于痛惜之情我还是偷偷把那口酒咽下了，却又不得不把杯子里的酒倾倒在陶桶里。
倾倒时尽量缓慢，细看那晶莹的琥珀红映着烛光垂直而泻，如春雨中的桃花屋檐涓然无声。
接下去，光头男子一次次端着玻璃杯上来，厂长一次次瞭过一眼报出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我们也就一次次品咂、吐出、倾倒，开始时还偷咽几口，后来连最清爽馥洌的也不敢咽了，因为已经感到身热脸烫，酒窖似乎也变得不再阴凉。
不知已经酒过几巡，陶然间终于发觉厂长已经站起身来，品酒结束了。好几位伙伴站立时需要扶一下椅子，竟发觉一把把椅子稳如磐石，其重无比。厂长笑着说，酒醉容易失态，这椅子不能让他们搬得动。这也是五百年沿袭下来的酒窖传统。
我们相视而笑，每人脸上，都有五百年的酡红。
走过长长的巷道我们又回到地面。厂长细心，在品酒过程中看出了我们最喜欢的牌子，一人送了两瓶，那种牌子叫“公牛血”。
酒窖的铁门轻轻地关住了，外面，骄阳如火。没有下窖的几个伙伴，奇怪我们为什么耽搁那么长时间。为了抚慰，我们马上把手上的酒分送给他们。
又是寻常街市，又是边远小城。如果没有特殊提醒，实在很难看出在这番景象的地底下，有如此深长又如此古老的酒窖。
谁也不能说已经充分了解了我们脚下的大地，你看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下竟然秘藏着如许醉意。连裴多菲和纳吉的热血都没有改变它的恒温，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干扰它的酣梦，那是一种何等的固执。欧洲有太多炫示在外的东西，但炫示在外的，未必重要。
大哉酒窖。
布拉格不后悔
1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当时觉得这也许隐含着某种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nn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厉，全然不是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远来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艺廊，桥头有业余剧团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把远近旅人的身心激荡得那么兴奋，又那么舒坦。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我们没有赶上，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厚的沉淀，影响了涡旋的力度；一路看来，唯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种重新确认的自由生态一起涡旋，淋漓酣畅。
捷克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进布拉格前我们先已游荡了远近很多城市和农村，景况比较寥落；接触到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也总是懒洋洋的，令人恼火；为什么独独布拉格如此欣欣向荣？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杰出城市可以不被国家的整体环境彻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遥想当初四周还寒意潇潇，“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风和畅。
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而且不仅是苏联，四面八方都压过来，容不得这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那种包围阵势恰恰反证了它的骄人风采，轧轧的履带声显得那么无聊。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听到这种没有脾气的哲学时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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