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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一号案-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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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援朝打电话向杨德禄厅长报告，立刻赶回指挥部。杨厅长听完汇报很高兴，派重点线索组单笑夏与江援朝一道，再次前往148团，查证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线索。
单笑夏和江科长来到修造厂，先见到修造厂门卫马永福。
马永福50多岁，他回忆说：“大约在5月份，有两个人，一高一矮，找到修造厂。我拦住他们，问他们找谁？他们说，想打两根撬棍。我说锻工还没来，你们等一等。两人在大门口站了一阵，王师傅来了，我带他们到锻工房，给他们联系上，就回来了。”
马水福没反映出其他情况。
两人再次找锻工王善华，
王善华四川人，也有50岁。他说：“那天马师傅带来两个人，要打撬棍。我问他们打撬棍干什么？他们说拖车上用。我就给他们打了两根。一根80多公分，另一根更短些。”
单笑夏问：“六棱钢是他们带来的，还是厂里的？”
王善华说：“材料是马师傅帮他们找的，我为他们做加工。撬棍打好后，他们付给马师傅15元，付给我10元。”
单笑夏问：“你以前见过这两个人吗？”
王善华说，“没见过。马师傅也不认识他们，那两人不是148团的，骑摩托车来这儿干加工活。”
打撬棍的锻工找到了，打制过程也调查清楚，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大都已经知道，有所推进的只是：一、打撬杠的时间在5月份，他们在石河子活动的时间又可推前一个月；二、两人均反映大个子的身高要更高一些，王善华坚决认为要超过一米八０。
回到石河子总部汇报，又一个重要线索被查否了，气氛显得沉闷。
单笑夏和刘晓辉处长站在石河子垦区的地图前，看着地图上141团、149团、147团及148团的标记，脑海里翻腾着犯罪嫌疑人活动的区域。这巴掌大的地方都快翻个底朝天了，犯罪嫌疑人究竟藏在哪里？
单笑夏指着地图说：“我看，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应该分布在147团以南至石河子以北一带，也就是146团附近。146团在石英公路、乌克公路的交汇点上，交通方便。与141团、149团距离对等，与147团又很接近……”
道理是有些道理，但这又是一个“猜想”。
拿着石河子垦区地图潜心研究的还大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是一个大话题，人人都在开动脑筋，冥思苦想。
石河子刑警大队长龚兴亡让手下草画了一张“白描地图”，有一开纸那么大，平时折起，一有工夫就铺在地上，拿着铅笔，敲着脑袋反复琢磨——地图上圈圈点点，许多地方都戳破了。
这是个不解的谜团，线索掌握了这么多，侦查范围越缩越小，从哪个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在我们的罗网之内，下面的侦察员都在紧张的工作着，几乎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了，该出的情况仍然没有出。
这几天，似乎各方面都很“安静”，像午后的大漠，太阳直射着，却没有一丝风，大家都在忍受着这寂静的煎熬。
其实不然，在这寂静的背后，在这迟迟没有情况出现的令人焦虑的三天里，一些极有价值的线索，正在一层层地反映上来。刘晓辉说得对，我们布置了下去，还没有收网。既然我们的分析是有充足依据的，侦查部署也是正确的，那么，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一定的时间。那些线索正在一步步“挤”上来，所谓水到渠成，的确到了案件该成熟的时候了。
第十六章
一、线索，线索，线索
破获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线索来源，应该说来自兵团系统的一次高级会议。
97系列枪案不仅在公安系统被列为头等大事，同时也得到自治区党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的高度重视。
为了在秋收大忙季节进一步发动群众，克服困难，配合公安部门共同破获这一震动全国的要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政法委书记王汉儒亲自主持召开了“兵团部署97系列枪案调查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兵团政法委副书记邵纪良、兵团监狱管理局长乔西安、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兵团军事部部长高雷、兵团武警指挥部副政委王广彬、农八师公安处长张万顺（石河子市公安局长）、农八师政委马荣（石河子市长）、副政委张祖树、农六帅副政委岳有堂等。
受自治区公安厅长张秀明委托，公安厅副厅长杨德禄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兵团公安局副局长杨海峰通报了1996北京“3·31、“4·7”、“4·8”、“4·22”、“12·16”案，河北“7·27”案，以及1997新疆农八师（石河子）“7·5”、“8·8”案，乌鲁木齐“8·19”案等9起恶性涉枪案件的案情，传达了公安部“京冀新系列枪案并案侦查工作协调会”的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兵团所属公安。武警、监狱、武装部各系统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性质，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配合，发动群众，作好各项调查工作。会议严肃地提出，对有功人员要给予重奖，贻误战机者，要追究责任。
区厅杨德禄副厅长通报了“8·27”天池风景区无名尸案的情况，至此，系列枪案已发生第十案。他指出，公安部已将这一系列案件定为全国一号大案，而其中新疆发案4起，死人最多，损失最大，获取的证据和目击者也最多。他再次强调了新疆要出情况，兵团要出情况，石河子要出情况的指导思想。
王汉儒副司令员讲话指出，京、冀、新系列枪案案情特别重大，危害非常严重，如不尽快破案，将会造成更大损失。兵团对破案负有直接、重要的责任。大家一要充分认识案情的严重性、复杂性，案犯持枪劫财，有较高的体能、技能和心理素质，心狠手辣，作案跨度大，破案有一定难度。二要充分认识破案的责任，兵团有很多破案条件，新疆应该出情况，兵团更应该出情况。有枪有弹的部门一方面要认真完成各项调查任务，同时要做好防范工作。作案者用完子弹后，很可能还会想方设法补充弹药。三是要有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各单位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行动，紧密配合，共同努力，争取尽快破案，向党的十五大献礼。
兵团会议开得卓有成效，杨海峰副局长说：“会后大家热情很高，中午我们设了便饭，但大家都没有吃饭，马上进行研究。各部门找地方进行讨论和部署，立竿见影落实会议精神。”
农六师在会议室就地讨论，劳改局军事部回单位研究，农八师来的人多，马荣政委带队去石河子大厦去开区片会议。
在石河子大厦的研究会上，武警六支队支队长廉常保反映出一个情况：六支队有个复员的武警战士说，今年7月，有个他看押过的犯人找他要过子弹。这人是个已释放的北京调犯，要子弹说是回去打野猪，这个战士没给他。
晚上，马荣政委（石河子市市长）回到石河子，与杨德禄、刘晓辉见面时，把廉常保支队长反映的情况讲给了他们。
这种情形是常有的，各级领导人接触的人员多，信息通，了解情况范围广。这些信息又经过筛选，认为紧要的才会讲给他们听。
杨厅长立刻感到，这是一条重要线索。感觉是对上了——北京调犯，已释放，又返回新疆，这正是“新疆多出来的北京人”。7月份要子弹，系列枪案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7月份袭击的“人影库”搞子弹，时间和目标有一致性。打野猪太令人怀疑了，北京哪儿来的野猪？
杨德禄跟刘晓辉议论一下，刘晓辉有同感。
当时在场的还有石河子张万顺局长，杨德禄副厅长对张万顺说：“这条线索不能放给二巴郎当的人去查，要派经验老到的侦察员专门负责……”他想了想，又说，“我看，就让老恭去查一下吧，查到结果，向专案领导小组直接汇报。”
与此同时，其他线索，在另外的渠道也正层层向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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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刑警大队一中队长朱明武，带领侦察员许宏飞、曾广玉、王军，到新安监狱进行调查（他与乌市的楼军负责监狱调查组，各负责两个监狱）。
狱方根据朱明武的要求，提供了北京调犯的全部名单。其中有一个叫白宝山的犯人。此人当过零星犯，在外边放牛。与他一起放牛的两个犯人都失踪了，当时狱侦科发现其中一人床上有血，墙边也有血，向农八师劳改处报告，劳改处进行调查，把白宝山关了小号，怀疑是他把两个人杀害的。后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当时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子弹，白宝山承认子弹是他收集的，目的是“以后有机会打着玩”。子弹全部收缴，当地派出所对卖给他子弹的人进行了治安处理。
朱明武拿出“8·19”案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请新安监狱的管教干部辨认；同时配合政治攻势组织犯人辨认，均未认出监狱释放犯中有相像的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朱明武和王军再次来到新安监狱。
这次他们的任务是调档，整理出北京凋犯的名单和照片，向北京方面提供侦查线索。同时，查找犯罪嫌疑人。
王军是石河子狱侦科侦察员，当年参加过对白宝山的审理。在途中，朱明武询问白宝山在狱中情况，然后问：“你看白宝山有没有干这个案子的可能性？”王军说：“没有，他身高在1．80米以上，不符合身高条件。”
来到监狱，他们调出白宝山的案件材料，白宝山的前罪是抢劫，偷玉米、偷木头，量刑偏重。登记表上管教有一句附言：“此人对判决不服，扬言出去要杀人。”
白宝山列为向北京提供的人员之一，朱明武向监狱方索取了照片等资料。朱明式后来说：“当时我的感觉，他有作案的可能，有迹象，比如，在监狱里收买过子弹。但只是想了想，没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身高条件不符合，另外，口音也不对。”
在这两点上，我们规定的摸排条件有误差。
犯罪嫌疑人的身高是根据多数目击者的描述以及鞋印等证据，经过专家论证确定的。白宝山脚小，与身高不成比例，造成了这一刻画的偏差。
口音问题，主要是当时过于信任了刘兵的描述。刘兵把两人的口音记反了，把大个子说成本地人，小个子说成北京或河北人。
关于口音和身高的误差，部分侦察员和高级指挥员已有觉察，但大多数在下边做工作的侦察员在执行专家会上规定的条件。这两点，确实为普摸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黄亚波在总结这个案子时认为，摸排条件定得过于具体，有利有弊，弄不好容易捆住下边侦察员的手脚。有的宁可定得模糊些，这样，就能把该进来的人排进来，不致于丢掉。同时，下边的侦察员也需要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分清主次要条件，“来新疆的北京人”，这是主要条件；身高、口音是次要条件。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白宝山和吴子明摸上来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
当然，这是后话，应放在“总结”这个范畴中。
北京调犯的照片取回后，与摹拟画像进行核对，并没把白宝山做为特别对象提取出来。
朱明武从新安监狱调档回来，向专案领导小组组长杨德禄副厅长汇报了调查情况，朱明武说：“新安监狱的人员已经全部排除，但感到不大放心。”杨厅长说：“你把重点人的档案调来了吗？”朱明武说：“北京调犯中的释放人员档案调来了。”他拿给杨厅长看，他圈下的重点人包括白宝山。
因白宝山在服刑期间“搞”过子弹，杨厅长在他的名字下边，画上了重重的一宿。
负责147团城南片普摸工作的是莫索湾垦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探长魏江年。“8·19”案发生后，147团被列为调查重点区域，垦区公安局布置了若干条件，要求对重点人口要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魏仁年小组在8连摸出一个叫吴子明的人，了解到他家开春时曾来了两个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与吴子明一起服过刑，来这里做生意。吴子明的养父70岁了，魏江年访问时见到吴父。吴父说，他们早已不在家里居住，在团场那边租了一个四川女人的房子，搬出去了。魏江年向吴父展示犯罪嫌疑人的摹拟画像，吴父说，不像那个人。魏江年询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租住房屋的地址，吴父说不知道。询问那个租房的四川女人是谁？吴父也说不清楚。小魏认为这是一件事情，需要落实一下。
此后，魏江年从团场派出所了解到，吴子明有个堂弟在菜市场上卖烤肉。当天晚上，他过去市场找吴子兵，因吴子兵没有出摊，没找到。他把以上情况向当时负责莫索湾普摸工作的党新民副大队长做了汇报。
在核查8月19日前后不在147团的人员名单时，没有查出吴子明。据说，有人看见当天晚上，吴子明曾在市场他堂弟的肉摊上吃烤肉，没有离开147团。
随着普摸工作的深入，魏江年又去过市场，也去过吴子明家。他并没怀疑到吴子明是犯罪嫌疑人，但按照普摸要求，凡外来人口，应该情况清楚。但这两次他仍未和吴子明见上面。
9月正日，石河子公安局开会，明确由莫索湾垦区公安局负责莫索湾和新湖农场的摸排工作。
9月2日，魏江年带领侦察员许斌、高卫华，在市场上找到吴子兵，寻问吴子明和那两个北京人的居住地址。吴子兵说，他也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当天下午，魏江年在市场上打听到租房者是刘秀芬，找到刘秀芬后，刘说：“吴子明住的是我家房子，和他一起住的有个北京人和一个女的，一星期前，他们已经走了。”魏江年记下她家房子的门牌号码。
9月3日上午，魏江年接受局里命令去抓逃，下午返回局里。
这时天池无名产的照片已经发下来。魏江年打算转天到那所租住的房子去看一看，同时，携带上照片，让吴子明的堂弟和吴父做一下辨认。
9月4日，石河子公安局龚兴言大队长来到147团，两方面的线索碰到了一起。
二、龚兴言顺蔓摸瓜
龚兴言接受了任务，也接受了杨厅长、晓辉处长和张万顺局长的嘱托，立即开始行动。9月4日，他带领侦察员曾广宇和祁军强，在棉花地找到廉常保。廉支队长说：“这个情况是军需股长张新民反映的，张新民到下野地监狱检查工作去了。”龚兴言说：“请你打个电话，请他立刻返回来。”
张股长回到石河子，龚兴言从他那里了解到，反映情况的是退役武警刘保富，他现在在石河子家电城工作。
龚兴言、曾广宇立刻驱车来到家电城，访问刘保富。
因时间紧迫，龚兴言把他请上汽车，在车厢里谈了有人向他要子弹的情况。
龚兴言问：“今年7月，有没有你看押过的犯人来找你？”
刘保富说；“有。一个叫白宝山，另一个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他们两个来找过我。”
龚兴言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找的你？”
刘保富说：“在我家。”
龚兴言问：“以前他们去过你家吗？”
刘保富说：“没有。”
龚兴言问：“他们怎么找到你家的？”
刘保富说；“是韦新（化名）告诉他们我家的地址。韦新以前也在新安监狱服刑，已刑满释放，是石河子人，现在在百货大楼门前摆摊。”
龚兴言问；“白宝山来找你干什么？”
刘保富说：“他找我要子弹。我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说他北京老家的野猪多，要子弹回去打野猪。我想北京那边哪有野猪？我没给他。”
龚兴言问：“韦新认不认识和白宝山一起来的那个人？”
刘保富说；“认识，他们在一起服过刑。”
情况已经够清楚了，龚兴言告别刘保富，驱车离开家电城，立刻来到百货大楼。他和曾广宇、祁军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寻找，还算顺利，很快找到了韦新。
龚兴言在他的摊点上进行了调查询问。
韦新27岁，1991年因盗窃被判刑2年。
龚兴言问；“7月份，你是不是介绍别人找过刘保富？”
韦新说：“有过，是跟我一起在新安监狱服刑的白宝山、吴子明，他们来找我，问我刘保富的地址，我告诉了他们。白宝山是北京人，吴子明是147团的人。”
龚兴言：“他们是怎样找到你的？”
韦新说：“我们是偶然遇到的。那天，白宝山和吴子明带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在我摊上买发卡，白宝山和吴子明在后边站着，我一看这不是白宝山吗？就跟他们打招呼。聊了一阵，他问我刘保富的住址，我就告诉了他。”
这个过程也了解清楚了。龚兴言和曾广宇商量一下，马上开车来到石河子监狱管理局，调白宝山和吴子明的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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