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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陈永贵-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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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下乡检查生产，发现几个红卫兵在冶头公社搞串联，就马上通知干部把他们送回原单位。正要返回大寨时，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抱住他的腿哭着说：“老陈，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你给毛主席反映反映，农村中的干部不拿工资，靠劳动吃饭，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们有什么罪啊？”他马上开起了座谈会，说：“干部犯错误，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而不能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乱批乱斗。”他向参加会议的社员们表态：“今后红卫兵再来，你们用扁担把他们赶出去。”有人问：“敢不敢？闯下祸咋办？”“敢！闯下祸算我的。”“那会不会戴上‘保皇派’的帽子？”
历史性的会见（5）
他哈哈一笑说：“不怕，冬天这么冷，戴上帽子暖和。”
停了一会儿，他又赶紧叮嘱说：“你们主要是吓唬，把他们赶跑，可不要把人打伤了！”
刚开完会，听说那几个搞串联的红卫兵又跑到王寨公社去了，他立即就带人追到王寨，把他们送回太原。到了方台大队，又遇到几个红卫兵正在揪斗方台的支部书记，这几个红卫兵听说陈永贵来了，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着：“我们到北京去告你！”
面对大量要求惩办干部的意见和来信，他的倔脾气上来了。不为农村干部做主，农村工作怎么搞？他心里想的话不吐不快，于是做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他以超人的胆魄，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提出了“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和“农村文化大革命要集中批判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5条建议，最后在信中写道：“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他既有冒风险的胆量，又能把握住说话的分寸，并且把当时的政治理论和自己的主张巧妙地结合起来，诚恳地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议，并作出批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所提出的五条意见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
接着，一份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下达到全国各地，在当时无疑成为众多基层干部的护身符。
据了解，短短几天内，这份文件传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许多基层干部捧着这份中央文件读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失声痛哭。据说，湖南省湘西山里新晃县有一个生产队长把文件上载有的爷爷的讲话读了21遍，之后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放心了。昔阳县的张怀英看到文件后大喜过望，马上告诉县里的干部。县里马上派人连夜打印下发，人们守在打印室的门口，等着刚印出来就往外拿。
不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他提出的五条意见，说这对稳定全国农村形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后，爷爷收到全国各地的大量来信，上至省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都在信中表达了对他的谢意。
爷爷的这次大胆谏言，使农村夺权和乱批乱斗基层干部的现象初步得到制止。人们对他十分佩服，认为他有胆量，敢讲真话，句句讲到农村干部的心坎上了。有人说：“这封信除了陈永贵没人敢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敢批。”还有的人说：“他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不怕下放劳动，所以他敢写。”他的威望越来越高，受到全国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
喝退持枪的劫持者
“文革”期间，山西的两派闹派性，客观环境使爷爷在派性的纠缠中也受到了影响。在昔阳和平定交界处因为派性问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惊险的事。
爷爷坐着的吉普车在通往昔阳的公路上行驶着，突然，一群来路不明的人把他的车截住了。
司机以为遇到车匪路霸了，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不停地向这群人解释：“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样？”
这伙人听了，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话音未落，一支枪已经伸进车里，对准爷爷的脑门。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爷爷冷冷地瞥了那人一眼，把烟一丢，右手狠狠地拍着胸脯大吼一声，“你开枪吧，朝这儿来！”
那人没想到他有这一招，几秒钟的对峙后，那持枪的手一抖，枪掉在车里。
爷爷慢悠悠地点着一根烟，狠狠一吸，又吐出一团烟雾，打开车门一弯腰走了出来，双眼直视着这伙人，沉着而平静地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用多大胆量，尽管来吧，我在这儿等着哩！”
这伙人被他的气魄震住了，突然一起跪了下来：“老陈，这，这不是我们愿意干的，是，是他们打发来的。”
看到这些人服软了，他也没再计较什么，这件事就这样被他平息了。
对此，他说：“派性是安定团结的大敌，是经济建设的大敌，一些人借用我的名气，拿上‘反大寨’的棍子乱打人，乱批乱斗，有意无意都给我树立了对立面，其实我哪里知道呢？真是人怕出名，名人难当啊！”
“错了就改，天经地义”
派性斗争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家和老百姓，其结果是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火车停运，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1967年4月8日，昔阳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爷爷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他知道，派性和党性格格不入，只有党性才能克服派性。因此，他的第一条号令就是不准闹派性，不准打派仗。同时，恢复全县的党组织。昔阳成为“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全面恢复党组织的县。
他按自己的想法整党，当即为“四清”运动中蒙冤的昔阳干部翻案，原来被打下去的干部，除了少量确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大部分重新掌权。他还主张为“四清”运动迫害致死的40余名昔阳干部平反昭雪。有的人不同意，说中央、省里还没有说话。他坚定地说：“错了就改，天经地义。天塌下来我撑着，绝不能人死了还背着黑锅。”那些被救的干部对他感激涕零，更加铁了心跟他走。
他注重抓党建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大家的思想。只用了一年多，昔阳县的领导班子就形成了一个跟大寨党支部一样坚强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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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
1969年4月，爷爷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在昔阳县第六次党代会上，爷爷当选为县委书记。大寨在昔阳，昔阳怎么办？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按照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作出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决策。
他不轻易相信县里的汇报，为了多掌握一些具体情况，总是翻山越岭实地调查。他往车上一坐，去哪里也不说。司机往往上了路才知道去哪里。有一次去阎庄公社，听到一间房子里有许多人在吵吵嚷嚷，好像是在议论粮食的事情，他便闻声而去。公社书记想领着他先去领导同志的办公室休息一下，对他说：“咱去那屋吧？”他回答：“去那屋做甚，那屋有群众吗？”
他径直走进那间房子，问明情况就开始现场办公。有人向他反映：多年来，生产大队收粮后，先缴国家征购粮，再分社员口粮，扣除欠缴的，剩余的不久就吃完了，然后又得借集体的粮食。因为年年缺口粮，昔阳全县社员欠了集体2000万斤粮食。全县20万人，平均一个人就欠了100斤。他听后当即宣布：“这债免了。”
春播后，他在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说起了这事：“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却年年欠集体的粮款，吃不饱肚子怎么搞生产？这不是社员欠集体的，是干部欠大家的，他们没有领导好。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这笔债免了！”
有的干部提出建议：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减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他不同意，说：“阶级路线不能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连战犯都要给饭吃，咱们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他深知，免去的是一个数字，得到的却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那一年，农民关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好像脖子上的一把锁被打开了。他们生产热情高涨，果真取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一亿多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爷爷在昔阳上台执政，一出手就干了两件别人不敢干的事：一是为干部平反冤案；二是为群众免掉粮食债。他的不凡举动，暖了百姓的心，饱了农民的肚，在干部和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
他在昔阳县具有绝对权威，有他坐镇，全县人民得以安安稳稳地搞生产，谁也不敢乱来。别处文攻武卫白热化，惟有昔阳生产建设遍地开花。1970年9月15日，国务院在昔阳县召开北方地区14省、市、自治区农业会议，肯定昔阳建成了大寨县。大寨、昔阳都成了全国学习的好榜样。
“想新的，干大的”
1971年，他在提出治理大寨农田第三个十年计划的同时，开始“想新的，干大的”，抓全县的水利建设。
界都河工程是他抓的第一项工程。他动员大家：“一条河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拿不出办法。要打坝造地可不能像狼窝掌那样搞，得搞顺水坝。用水坝这么一拦，几千亩地就拦住了。至于这坝怎么打，基础多深，坝多宽就能承受住水的冲击，叫水利局做个规划。还是总理说得对：水不如人可怕！”
正当水利建设准备快马扬鞭的时候，1972年，昔阳县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
为了抢救地里的庄稼，机关、工厂和学校全民总动员一起参加抗旱，全县的卡车、马车、拖拉机和小平车都用来运水浇地。有些村没有机器运水，完全靠人力担水。他们每人每天担水3个来回，一个来回跑30里，可以种30株玉米。一路上常常能见到几百人浩浩荡荡地排成长队挑水的情景，称为“千里百担一亩苗”。这种场面蔚为壮观，就像解放战争时千千万万群众支援前线打仗似的。
爷爷说这是“人不动员，天动员”，并抓住这个机遇，提出“抗旱抗到天低头，抗旱抗出水利化”的号召，动员全县大兴水利，带领各公社干部去参观那些有条件搞水利建设而没搞的地方，将那里的军，一下子就把水利建设推动了起来。
不久，城南河大会战工程打响了，赵壁川大会战工程打响了，秦山水库工程打响了，水峪水库工程打响了！这一年昔阳县的水利工程搞得轰轰烈烈，形成了社社有工程、队队有项目的强大声势，全县成了水利大会战的战场，并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短短几年内，昔阳县不仅农田水利建设颇具规模，而且公路、村庄、城市建设成绩显著。他的一个个决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昔阳的水、昔阳的山，在他手下慢慢地驯服温顺了。他高兴地说：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
“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展开，他愈来愈感到知识和人才的珍贵。有一次，他在一份内参上看到许多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批判斗争，戴高帽挂牌游街，有的被下放到农村，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他感叹地说：“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求贤若渴的他想出了一个请这些专家到大寨“改造”的办法。
征得周总理的同意后，他亲自到各地打听专家们的下落，并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邀请函，不久就有20多位专家教授前来大寨。他非常高兴，把大寨的好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为他们专门安排了办公用具和科研设备，还配了一台放映机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当时虽然粮油紧张，但爷爷尽量供应给他们细粮和肉蛋菜等。
专家教授在大寨受到尊重和礼遇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吸引了许多高素质人才。除了农林牧和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外，教育、医疗、文艺、新闻等方面的专家也纷纷闻迅而来。在当时大讲出身成份的形势下，一些非工农家庭出身的“臭老九”在大寨得到起用并被委以重任。
直到现在这些人仍记得大寨，记得他的好，不管身在何处，年年中秋节都邮来月饼以寄相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华炎卿教授回忆以往情景时动情地说：“我当时被下放养猪，当时老陈一家人把我当人看，明珠悄悄地给我送吃的，他们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哪！”不少人在大寨住了十几年，有的在昔阳结婚生子，为了表达对大寨的感情，他们给孩子起名字叫“寨寨”、“学寨”等等。
爷爷重视人才，更重视读书。对于一些学校的教师在“文革”中参与停课造反一事，他十分恼火。在大寨公社召开的教师队伍整顿大会上，他语气沉重地说：“过去我们这茬人念不起书，是因为旧社会黑暗。可是没有想到，新社会了，我们的后代还念不成书！学校不上课，教师不教书，误国误民误子弟，这是对人民的犯罪，终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他的倡导下，大寨、昔阳尊师重教，成了专家教授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些“大手笔”写出了“大文章”，研究出了包括新的果蔬种植、粮食新品种栽培等在内的很多项目。从此，新鲜的蔬菜一年四季摆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新品种的苹果摆上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精装核桃、冷冻兔肉、水果罐头等十几个产品在广交会上频频亮相，并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居安思危，一直是他激励、警戒自己的格言。他在欣喜之余不免担心：有朝一日专家们走了怎么办？于是他抓住时机，号召以公社为单位建立农科所、技术推广站和农业技术学校，村村建立农科组，人人落实试验田，拜专家为师，扎扎实实学科学、用科学。
他分期分批带领社队干部到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江西等地外出考察，对大家说：“天外还有天。要学习当地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回来后注重推广。”他还让县里各专业单位举办学习班，派人到南方接受培训，学成归来后在昔阳建立育种基地，进行品种改良试验。
应中国农科院的邀请，他派出几位同志代表大寨去海南参加农业会议，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些，把先进的技术学到手。他语重心长地对与会人员说：“学大寨运动要有后劲，这个后劲就是科学。如果在科技上落下步子，我们的工作将一塌糊涂。”他教育大寨人：每次人们到大寨，都要当做是自己学习他人的机会；每次外出学习，都要当做是寻找自己差距的机会，即“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多年来，在专家们的传帮带下，一批大寨“土专家”脱颖而出，在科研上大显身手。自从1965年11月起，北京农业展览馆年年举办“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一直延续了13年。大寨的许多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成果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寨作为全国科研先进集体出席了会议，在近百项科研成果中，筛选出了优良玉米品种“大旦1号”、“大旦2号”和优良高粱品种“大杂5号”等十几个有科技含量的成果向大会献礼，引起很大反响。与会者看了说：“过去只知道大寨人大干苦干，没想到科研也搞得这么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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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不管’主任”
爷爷当了县里的官，仍然坚持领导生产，带头参加劳动。有一次，昔阳县革委会开完会后，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工作人员给他在县委大楼准备好宿舍，让他住在县城里。他听后哈哈一笑说：“我要回大寨，明天一早还要下地劳动哩。三早折一工嘛！”众人听了不理解，他就说：“我这个主任是带领全县人民搞生产的，不参加劳动怎么能领导好生产？”
他很明确地对几个县委领导说：“我这个主任可是‘三不管’主任，白天的事我不管，不要妨碍我劳动；不懂的事我不管，你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一般的事我不管，你们研究着办。有要事咱们晚上开会研究。”
这么多年来，他手中有着实权，但是掌权不揽权。这么多事，只要他管哪件，哪件就有分量。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管的事必有结果，不管的必有答复，一切都不忙乱。这是他的领导风格。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任县委书记时，爷爷定下一条原则：“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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