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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陈永贵-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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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结束后，毛主席继续南巡。每到一处，就讲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讲陈永贵带头劳动、不搞特殊、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说这是干部不脱离群众的好方法，还说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呀！
附：《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1）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它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业绩。今天本报发表的题为《大寨之路》的通讯，就是说的这个大队怎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同穷山恶水作斗争的经过。这是一篇极其感人的通讯，值得人们仔细地读一读。
大寨村坐落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中，全村的土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坡上和沟壑之中，土质十分瘠薄，耕畜和农具量少而质劣。解放前大寨人民在地主和富农的残酷剥削下，过着极其穷苦的日子，全村有一半多的人当长工、短工，赶牛放马，出外讨吃讨穿。解放了，人民重见天日，实行了土地改革，又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然而大寨的自然条件却仍然十分恶劣。
但是，特别困难的自然灾害并没有使翻了身的大寨人民垂头丧气，相反地更加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1953年，是这个穷山村组织起来的第一年，他们就制订了一个改造自然的雄伟规划，决心要使穷山沟变成富饶的米粮川。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这种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
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的力量有多么大。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群山挡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下，大寨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贫农和下中农，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集体，而且看到别的集体，看到我们整个国家及它的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们对自己的集体，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正是在这种远大的理想和对未来的坚定不移的信心的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
大寨人民在同自然作斗争，建设山区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很大的。要把全村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都打坝垒堰淤成良田，要把全村分割成四千七百多块的八百多亩坡地、圪梁地修成水平梯田，这需要一块一块地垒石头，一担一担地挑泥土。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劳动是艰苦的。而当时全村只有五十多个劳动力，集体经济又刚刚建立起来，财力、物力都很单薄。但是，大寨人民敢于藐视困难，并认真地同困难作斗争。他们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他们没有坐等农业机械化，没有单纯依赖国家的支援，当改造自然的规划一经制订，就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们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严冬的考验，尽管凛冽的寒风吹裂了他们的皮肤，坚硬的岩石震破了他们的双手，他们的心始终是热气腾腾的。困难没有吓倒他们，失败也没有使他们后退。正是这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顽强的革命精神，使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倍地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同时使林业和畜牧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不论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是同自然作斗争，就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有坚决战胜困难，我们才能前进。对困难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考验人们是否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试金石。大寨人民出色地经受了这种考验，使大寨的山河变样，使穷大寨开始变成为富大寨。 。 想看书来
附：《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2）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兴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大寨的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总之，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
正是由于以陈永贵等同志为首的大寨大队党支部是这样看得深、看得远，所以他们一贯用自力更生的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要求他们处处精打细算，把一切可以节省的财力物力都节省下来，用到生产建设上。十一年来，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而且第二年就如数还清了。去年他们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水灾，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土地。事实证明，他们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十一年来，大寨大队的集体经济大大地发展了，自己牢固地站稳了脚跟，又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单位有困难，国家或者别的单位加以支援，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对于每个单位来说，首先不应当是要求国家和别的单位支援，而应当像大寨大队那样，充分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好生产和工作。因为只有每个单位都这样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迅速发展。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十一年来，大寨人民在建设山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已有的成绩所陶醉，不再继续前进了。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大寨人民始终是朝气蓬勃，一往直前。他们治理好了这一条沟，又开始治理那一条沟；修好了这一处梯田，又开始修那一处梯田。在治山、治坡、治沟的斗争中，坚持科学试验，把种试验田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几乎从种到收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技术措施，他们都进行过科学试验。革命精神推动他们进行科学试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科学试验的每一项成果，又更加坚定了他们不断前进的信心。到1962年，大寨每亩土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七百斤，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这是相当出色的成绩。但是，大寨人民仍然没有满足，他们要从各方面继续努力，争取在1970年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更高的指标。
我们所以要学习大寨人民这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有永远向前、不满足于现有成绩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严格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就需要经常地、认真地进行科学试验。
大寨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的思想变样，正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试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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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1）
（1）全国农业学大寨之始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
据有关资料记载，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就《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毛主席当即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批驳这个说法，他说：“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毛主席认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大寨适时涌现出来，为毛主席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样板。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山村，不但自己留足口粮和储备，每户每年还平均向国家缴售2000多斤粮食，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获得了战胜困难和粮食增产双丰收。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展现在毛主席面前。 1964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加强内地建设。中央决定，在农业战线上树大寨这面红旗，给全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专程去大寨考察调研。廖鲁言亲自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他们与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了8次联席会议，看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走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能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对这次调查很满意，并在大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大寨树立为一面旗帜。他告诫大寨人：“大寨可是给树起来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廖鲁言回去后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阅示。
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上，并第一次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的。这个报告中有相当篇幅讲了大寨，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报告叙述了大寨的条件、工作和成绩：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这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 ”
农业学大寨（2）
周总理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会上，周总理还脱稿讲了许多话，介绍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有关情况。
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发扬大寨精神”，同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2）各行各业学大寨
海军在学大寨上带了头。海军政治部在《学大寨工作简报》上写道：“海军战士学大寨，万里海疆添新彩，军舰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不久，北京军区的各军把野外拉练和学大寨结合起来。三十八军在昔阳搞了一次军事演习，除了炮弹、机枪射击之外，还发射了两组多管火箭，许多昔阳人还坐着三十八军首长的直升飞机在天空中飞了几圈。
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或召开专题报告会，或开现场会，办学习班，或组织大家到大寨参观……运用多种形式学习大寨经验。中央有的部级单位还提出要把本单位建成大寨式的单位。学大寨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国内的舆论工具予以积极配合宣传，许多记者为此常驻大寨。人们打开广播，歌颂大寨的歌曲随时可以听到；《大寨红花遍地开》成了广播节目的开始曲。各地报刊杂志学大寨的口号随处可见：
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
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
学习大寨人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
（3）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
“农业兴，百业兴；农家旺，国家旺”。党中央、国务院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上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的旗手就是爷爷自己。要想保持这面红旗鲜红，就得解决“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大寨学全国的先进单位，大寨学人民解放军。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干劲创造更大的成绩。”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继续进行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开始防旱防涝，向改造大自然的深度进军。
这时，“文革”开始了。大寨本身就是一面红旗，没有什么值得炮打的“司令部”，也无所谓“造反”与“保守”两派，因此大寨比较平静。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共同语言和行为”——早请示、晚汇报及忠字舞等没有在大寨流行过。他们也不是“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因为安排紧凑的劳动搭不起时间，读报和学习只能在劳动之余进行。在这个时期，大寨与全国相比，有三个特点：全国运动，大寨生产；学生上街，农民下地；参观火热，生产繁忙。可以说，“文革”10年，是大寨人实实在在地大干的10年。
（4）记者的到来
有位记者来大寨，看到大寨的革命运动太平静了，就建议让社员下地劳动时扛上红旗和语录牌，说这样的场面拍下来发表，才能显示出大寨浓厚的政治气氛。爷爷听了说：“我们山区地块零碎，一个人一天要换好几块地，干好几种活，下地要拿几种工具。你说，社员下地是扛工具还是扛红旗、扛语录牌？再说，除了农田基本建设，一般的农活我们都是分散干的。如果几个人下地扛上一面红旗，游行不像游行，劳动不像劳动，这是干什么？”
这位记者没有回答。爷爷继续说：“政治空气是不是浓厚，不在形式，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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