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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和平状态中，他们从小养成的习惯与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十分厌恶政治的无序。他们共有的信条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他们说：“坏人最喜欢乱世，以期浑水摸鱼；如果世道和平稳定，乱变不生，他们就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是一个普遍规律。”简言之，中国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保守派。从他们的史书中可以看到，人民的忍耐力是亚洲专制政体仅有的资本。

　　　　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有句名言：“弦紧则易断，民苦则易反。”还有一位皇帝对他的继任者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水，君为舟。”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变革，没有一次是为了改变建立在家长权威基础上的君主制政体，大多数只是为了推翻某位暴君的统治；而在国家四分五裂时，会有人揭竿而起，去角逐囊括四海的权力；如果这个人能对前朝合法君主保持一种排他性的尊敬，那么，他可能会由此得到一些有利条件。

　　　　真正的贵族

　　　　我们认为，罗杰斯在给他的某首诗做注解时写的一段话很有道理：“在古代，老年人与权力同义；而且，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老年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荣誉，就像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美德。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是在出身和财富可以决定地位和权力的地方，就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年轻而放荡的人总是凌驾于那些年老而可敬的人之上；在这些地方，老年人不再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古代的许多民族的风俗则不同，老年人可以收获因高寿带来的好处。出于对自己的尊重，因而有了晚辈必须绝对服从长辈的传统道德，可如今这项道德已经无以为继。（孟德斯鸠语）”

　　　　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中国人保持着这种古老的风俗；但是，他们对老年人的尊敬，比不上他们对有学问的人的尊敬。他们有一句格言：“学无先后，达者为先。”在中国，获得地位与尊敬的主要渠道就是钻研学问；无论学子的地位如何，通过钻研学问而赢得尊敬，至少比通过财富、穿着打扮以及出身等庸俗矫饰去赢得尊敬更加合法，更加有益。

　　　　无疑，财富必然会带来一些影响力，但是，相较于其他几乎所有国家，光有财富在中国得不到太多尊重；原因在于，在这个国家，荣誉和地位几乎全部来自科举功名。政府官员——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贵族——的选择，几乎完全根据科举的结果，只有少数的例外。因此，在这种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得到了尽量好的治理。

　　　　一位在北京的法国记者这样写道：“在汉朝，文人们很受尊重，他们拥有使他们有别于平民的大量特权。无论在哪朝哪代，政治家们都牢牢地控制着文人阶层，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的想法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幸福、和平与繁荣。”

　　　　官宦贵族满足于他们稳固的地位与权力，并不追求外在排场；相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假装崇尚简朴，以与百姓的习俗相一致。我们要承认，某些罪恶的存在源于财富的过剩；掌握在庸俗之人手中的那些过剩的财富，会成为他们追求声色享受的本钱。

　　　　不过，财富过剩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普遍。儿子们都从父亲那里分得一份遗产；有的甚至并不分割遗产，而是共同生活在一起，长子享有的继承权，似乎只是作为地产的受托管理人。他们跟我们不同，不会无节制地去积累财富；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有很多机会积累财富。我们必须重申，在广州的“河伯”与行商们拥有的财富只是个案，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一般情况。

　　　　这个国家的真正贵族是官员，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能世袭，其家族地位不会永恒不变。如果某个人想通过没完没了的转让的方式来转移财产，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休谟写道：“世袭贵族的缺位可以确保国内局势稳定，因为派系林立或发生叛乱时，他们不可能找到有权威的首脑。”这或许正是中国政府忌讳身世显赫的家族存续时间过长的原因。

　　　　满洲皇室家族的后人确实享有某种世袭身份，这种身份可以传五代，而且还享有佩戴黄色或红色腰带的特权；但是，他们只是有名无实的贵族，远非真正的贵族；再者，因为没有个人功勋为基础，他们并不受尊重。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大意是：“为学，田舍郎可登天子堂；不为，宰相儿跌入卖油坊。”

　　　　在中国，所有真正显贵的身份都取决于才学，而才学要通过科举考试进行检验。即便是最穷苦的百姓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也有一些人被排斥在外，比如卑贱的奴仆、优伶以及最底层的走卒。政府似乎认为，通过将最优秀的人才——即便他们并不都具有最纯良的品性——安置在政府部门，可以最有效地确保其政权的稳定。为了提升其常规军队的效能，满洲王朝的皇帝已经确立了一套军事考核体系，效仿科举取士制度，甄拔优秀的军事人才。
第6节。“三位一体”的皇帝
　　　　“三位一体”的皇帝

　　　　现在讲中国的政府机构，让我们从其最高首脑——皇帝——开始。皇帝拥有“天子”和“万岁”的头衔，他像神一样受到崇拜；整个国家都属于他。下面这段文字的作者，曾在北京见证过庆祝皇帝生日的景象；在中国，各大城市要以相同的方式同时为皇帝祝贺生日。

　　　　“第一天的日程是，通过庄严、神圣并且虔诚的礼仪向皇帝陛下宣誓效忠。王公贵族们、属国代表们、大使们、朝中大臣们以及主要的地方官们，聚集在一座宏大的礼堂里；得到特别通知之后，他们被带到里面的一栋建筑，它看上去有些像寺庙。室内摆了很多乐器，其中包括几组圆柱形的编钟，它们悬挂在装饰华丽的木架上，按照大小次序，从最大逐渐排到最小；还有一些三角形的金属片，也像编钟一样进行排列。配合用这些乐器演奏出的音乐，太监们唱了一首节奏缓慢而庄严的赞歌；他们控制嗓音的才能十分出色，远远听上去像是悦耳的玻璃声。在尖锐的铿锵的钹声的指引下，乐师们变换着音调。访华使团的先生们对他们的表演十分喜欢。整体而言，确实有恢宏的感觉。在行礼时，除了大使及其随员，所有人都按照指示三跪九叩；大使及其随员则深深地鞠了一躬。可是，他们表达敬意的对象就像神一样，自始至终都不在场。这种公然崇拜一位凡人的做法给使团成员留下的可怕印象，并没有因为紧接下来的娱乐或喜庆场面而抹去；事实上，娱乐或喜庆场面要等到第二天才会上演。”ω米ω花ω书ω库ω ；www。7mihua。com

　　　　皇帝敬拜上天，而臣民敬拜皇帝。尽管如此，皇帝有时会用一个明显带有自贬色彩的词——“寡德之人（寡人）”——来称呼自己；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东方君主喜欢用夸张而自我美化的词汇来描绘自己。不过，每一项国家制度都被用来保持臣民对皇帝的习以为常的敬畏感。比如，无论是谁，在经过外面的宫门时，都不许骑马或乘坐交通工具；无论皇帝是否坐在龙椅上，在龙椅面前，或者代表皇帝的黄绸屏风前，臣民都要跪拜；地方官员在迎接圣旨时，要焚香，并且朝着北京的方向跪拜；各省城都建有觐见礼堂，而通往礼堂的那条平整的道路，禁止除皇帝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行走。

　　　　另外，与绝大多数亚洲君主不同，中国皇帝的服饰要比围绕在他周围的王公大臣们朴素得多，仿佛他的无上威严并不会因为外在装饰而增色。马嘎尔尼使团一行在谒见乾隆皇帝时发现，大臣们的衣服都很华丽，绣有各种图案，而皇帝穿的则是没有图案的褐色丝绸外衣，他戴的天鹅绒帽子也只是在帽前装饰了一颗珍珠。黄色是只有皇帝或者经皇帝特许才能使用的颜色，可是，皇帝或许只会在非常重要的场合才会穿黄色的外套。

　　　　在挑选皇位继承人方面，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不选自己的儿子作为继任者。这个传统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存在。下发给臣民的上谕或其他所有御批文件，都要加盖代表皇帝权威的御玺印章；御玺有数英寸大小，用白中带绿的玉石制成。皇帝亲自发出的特别旨意会用“朱笔”注明。有些上谕，在下发给宣旨对象之后，会发表在《京报》上。《京报》只刊载与朝堂有关的内容，除了皇帝下发的谕旨，就是上呈皇帝的奏折；对刊载的内容做出任何篡改都是死罪。必须注意的是，皇帝下发的特旨并不能作为司法审判的先例；它只适用于特殊案件，其内容要么是加重惩罚，要么是减免惩罚。与罗马皇帝针对个案的敕令具有永久的法律效力相比，中国的这一规定要明智得多。

　　　　作为国家的大祭司，“天子”和他的近臣要携带祭品去太庙祭天。在祭天之前，他们要斋戒沐浴；这一点与我们熟悉的古代历史上的献祭方式十分相似。国家没有供养专门的僧侣集团，也没有隶属于儒教或政府宗教的祭司，因为君主及其大臣扮演了这一角色。政府只允许两大宗教——佛教和道教——存在；它们的资金完全来源于自筹，或者来自私人的自愿奉献。但这个说法仅限于中国18省。对于蒙古鞑靼地区的喇嘛，皇帝给予了更多照顾，因为喇嘛对那片广袤地区的百姓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尽管这个国家的征服者并非儒教信徒，儒教在中国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央机构

　　　　皇帝的主要大臣组成了内阁：这个机构设大学士四人，满洲人与汉人各两位，前者更被皇帝倚重；他们都有“中堂”和“阁老”的称号。在内阁大学士之下，还有协办大学士、学士等下级官员。内阁成员一般选自翰林院。如果说，在作为国家宗教的儒教之下，存在着由国家供养的僧侣阶级，那么，这些人就是翰林学士。

　　　　在《拿破仑传记》一书中，博列尼（Bourrienne）提到过这位皇帝的一个非常独有的特征：在给自己的私人图书馆的图书进行分类时，拿破仑将《圣经》归入政治学著作类目中。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将宗教当作政治统治的工具，或者应该说，宗教是其政治统治的一部分。皇帝是大祭司，他的大臣则是僧侣阶级的成员；翰林院对儒教的“圣经”进行研究与解释，在这个意义上，翰林院就是中国的“索邦神学院”。除了前文提及的内阁班子，在处理时效以及保密性方面有特别要求的军政要务时，皇帝会倚重军机大臣。阿默斯特勋爵一行提到过的和公爵（DukeHo）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处理政务的六部分别是：评估所有文职官员表现的吏部，主管财政事务的户部，礼部、兵部、刑部以及工部。各部皆有附属部门，比如，钦天监隶属于礼部，因为各种礼仪都要根据历法来安排。

　　　　理藩院或许可以直译为“外事局”；从字面上看，它主管国家的外部关系。1816年英国使团到访时，理藩院曾派出一位侍郎予以接待；理藩院的官员由满洲人和蒙古人构成，没有汉人。

　　　　都察院是清朝政府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部门；它的成员通常被称为御史。都察院有两位主管官员，满人汉人各一位；全部御史约有四五十名；其中有些御史会被派到地方，他们是钦差大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皇帝的探子。根据中国古老的惯例，御史们有权向皇帝提建议或者进谏，而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经常因谏言令皇帝不快而被贬职或遭受惩处。松大人（松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他是主管接待的官员。因为言辞直率大胆，年事已高的他被贬黜，或许可以说是“值得尊敬的贬黜”。

　　　　地方机构

　　　　前面讲的是在北京的中央朝廷的主要机构。在各省，总督和巡抚主管一省军政要务；有的省份不设总督，仅设巡抚；有的则是两个省份归一位总督管辖，该两省的巡抚皆对这位总督负责。比如，两广总督主管广东、广西两省要务。各省皆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名；布政使管一省行政，尤其是财政税务事项，按察使则主管一省刑名按劾。盐政十分重要而特别，由盐运使主管；在广州，盐运使被称为“盐官”。像其他许多具有垄断权力的政府部门一样，盐运使垄断了这项与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事业。

　　　　各省的城市分为府、州、县三级；各级都设有相应的地方官。在整个中国，地方行政官员的数量大概有1。4万人。有鉴于对欧贸易的重要性，户部向粤海关特派了一名监督，欧洲人称之为“河伯”。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一般是备受皇帝宠幸的满洲人；他利用外贸活动帮皇帝敛财，往往通过压榨完全受他控制的行商而迅速达成这一目的。

　　　　官方每个季度都会印制一套六册的红皮小书，上面记载了每一位官员的姓名、籍贯以及其他相关细节。任何人都不能在他籍贯所在地的省份出仕；所有官员都会定期调任岗位，以免他们与治下的其他人勾结在一起。官员的儿子、兄弟，或者其他近亲，不能在同一署衙任职。每隔三年，总督都要将他治下各州县的地方官的姓名以及直属上司就地方官的品行所给出的评语，一起提交到吏部；这一制度与英属印度政府最近采取的做法并无不同。每一位官员的升降去留皆取决于这份报告。在官衔登记目录中，每一位地方官都必须注明职务升降的次数。

　　　　大臣犯罪的案子由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进行审理。如果某省发生动乱或叛乱，该省总督或巡抚一定会受到惩处。1832年，两广总督因广东省西北部山地人的叛乱而被罢黜；而在此前一年，他刚得到皇帝的表彰。

　　　　文武官员的官阶各有九品；官阶不同，其官帽最顶端的那颗宝珠的颜色也不同；宝珠的颜色有红色、浅蓝、深蓝、水晶色、白石色以及金色。官员们的官阶不同，官衣的前胸与后背上的刺绣图案也不同；图案约一英尺见方，有的绣上一只小鸟，有的绣上其他图形。官阶不同，那串挂在脖颈可以垂至腰部的朝珠的质地也不同。

　　　　不过，仅凭某个人的外在服饰去判断他的身份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并不具有官员身份和权力的人，有时也会花上一大笔钱去购买官衣。穿官衣的好处是，在触犯法律时，他不会当场受到惩处，而是在官帽上的珠子被摘除之后，才会受到惩罚；但完成这个程序所需的时间并不长。在广州，无论是哪一位行商，即便他买到了在帽子上镶嵌蓝宝石的资格，也可能被品级最低的地方官——他佩戴的仅仅是一颗金珠，甚至可能只是一颗镀金的珠子——传讯；如果他真的犯了罪，他华丽的外衣会被剥夺，然后像寻常百姓一样受到杖责。
第7节。武举　腐败的军队
　　　　武举

　　　　满洲人通过武力而夺取天下，但现如今，文臣地位却高于武臣，学问也比武艺更受尊重；这或许可以视为汉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的证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中国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最高级别的武官只凭双腿行路，而中等级别的文官如果不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就会认为没有面子。除了文官，其他人禁止乘轿，但可以骑马。

　　　　作为提升军力的手段，满洲王朝确立了武举考试（比如骑射）制度。与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一样，参加武举考试的考生，也可以争取共三个级别的文凭；不过，他们并不通过彼此厮杀的方式竞争。武举考试的内容，在于检验考生的力量和敏捷性以及射箭的准度；这似乎足以说明，他们的军事技术还没有超越初期阶段。

　　　　这个国家的所有军队皆在兵部的严格掌控之下；但兵部的权力受到其他部门的制约，比如，它需要的资金要由户部提供，它需要的军器、军火由工部打造。八旗军队备受皇帝信赖：八旗以颜色区分，有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等；八旗军队彼此毗邻，形成一个整体。汉人军队使用的是绿旗。据说，八旗军每旗都有1万人，因此，八旗常备军有8万人。此外，各省还有地方民兵；但这些民兵最多只能承担维持治安的职能，因为山地人也可以打得他们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在中国，拿军饷的士兵的数量——地方民兵包含在内——估计达7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驻守在他们的故乡，在兵革不兴时，他们或者耕田，或者从事其他职业。在和平时期，民兵是一份颇具诱惑的职业，因为它能得到一般农夫得不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显然很难培养出有能力的士兵。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