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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匈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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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枪，加快了脚步。
杨家窑里，现在是乱成了一锅粥，大家一个个变脸失色，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杨作新说，让他走，现在跑还来得及，敌人是为他一个来的，他不能连累家人。说完，扣了扣衣服扣子，正了正眼镜，就要往外冲。
杨干大说：跑，你往哪里跑！往垴畔上，光秃秃的山上，连个兔子都藏不住，你快还是枪子快；往前庄跑，敌人正是从山梁上下来，从前庄那条路进村的，刚好堵了你个窝。只有往后庄跑这一条路子，可是出了村子，就得翻一道梁，敌人又不是没长眼睛，你一上梁，敌人就会看见的。
杨蛾子听父亲这样说，觉得哥哥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她哭了起来。她说：让她跟秃子走吧，是火坑也去跳，只要能保住哥哥。杨干大打断了女儿的话，叫她不要在这里乱上加乱了，她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把妈妈的那件补丁衣服套在外边，再到灶火里抓两把灰，抹在脸上。
杨干妈急得说不出话，她扯着杨作新的衣襟，眼泪簌簌地滚着。
这时候，狗开始咬起来，一只狗咬，满村的狗都齐声应和。看来，敌人已经下了山梁，进入川道，眼看就要接近村子了。
杨干大这时有了主意。他叫杨作新将那件学生服脱下来，让他穿上，又从杨作新眼睛上摘下眼镜，戴在自己的眼睛上。衣服穿上后，长是长了点，不过还凑合，眼镜戴上后，却天晕地转的，这是副近视镜，杨干大只好把它卸下来，握在手里。
那些匪兵们已经下了川道，这个空儿，杨家窑院发生的事情，他们看不见了。杨家一家，来到院子，院子里有几个空着的粮食囤，杨干大叫杨作新掀起一块盖囤的石板，钻进囤里，然后将石板盖严。干完这些后，他给杨家母女，嘱咐了两句，就头上搭了顶草帽，猫着腰，下了畔，穿过村子，向后庄方向奔去。
杨干大前脚刚走，敌人后脚就到了。秃子带路，敌人直扑杨作新的窑洞。窑洞里没有，就奔正窑，正窑里也扑了个空，就又奔到那个用做牲口圈的偏窑里。窑里驴已经没有了，满架的鸡，懒得还没有下架，这时候，扑扑棱棱，尖叫着飞出来，窑院里登时乱了。
杨蛾子在正窑里，踢踢踏踏地拉风匣，低着头。杨干妈坐在炕边，正在捡米，准备下锅。
敌人把三孔窑，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见杨作新的影子，就问杨干妈。杨干妈答道：儿子上肤施城去了，大家都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回来，这么个大活人，哪里藏得住他。敌人又问杨干大哪里去了，杨干妈说，一早就下地去了，受苦人，还能到哪里去。敌人见杨干妈的口封得严严实实，那保安团长，便将目光投向秃子。
“日怪！”秃子摸着头说：“那杨作新肯定是回来了，那天我见过。就是刚才，咱们在山梁上那会儿，我也瞅见，从偏窑里跑到正窑里的，好像是他，阳光一照，眼镜片儿一闪一闪的。”
秃子重转回到杨作新住的窑里，翻腾了一阵，从炕洞里掏出两本书，其中一本正是《共产党宣言》，当年杜先生送给杨作新的那本。秃子得了书，喜滋滋地跑出来。摇晃着书说：“你看，我说回来了，你们不信，还有杨作新写的读书笔记，上面有时间，就是这几天哩！”
保安团长拿过书来，翻了翻，这回他是彻底相信了。他冷笑了两声，对匪兵们说：“搜！从杨家开始，挨门挨户地搜，我不相信，吴儿堡就这么几个土窑窑，那杨作新能藏在哪里！”说完，他朝院子里打量了一下，示意几个匪兵去搜羊圈，几个匪兵去搜那粮食囤子。
窑里的杨干妈，这时披散着头发，从窑里一扑跑了出来。她一把解开红裤带，脱成了精尻子，然后呐喊着：乡亲们快来呀，杨家要出人命了，保安团大天白日，糟踏妇女了。一边喊着，一边像个疯子一样，在地上打滚，裤子吊在小腿上，她也不顾。
滚了几滚，滚到了保安团长的脚下，伸手抱住了那条扎着裹缠的腿，死死不放。保安团长踢了两脚，也没能将她踢开。
杨蛾子见了母亲这样，走到窑门口，一手扶着门框嘴里喊着“妈妈”。她这时候只会哭。
那些奉命去搜索羊圈和囤子的匪兵，见了这场景，都停住了脚步。
保安团长让他们照旧去搜查，不要管这娘儿们的“耍黑皮”。他觉得这婆姨这么不顾面皮地撒泼，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窑院里发生的一切，躲在囤子里的杨作新都看到了。他几次真想直起身子，揭开石板，走出来，可是理智告诉他，不能出来，亲人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他不被敌人抓去，他如果出来了，他对亲人无法交代。
杨作新在囤子里，又气又怕，哆嗦得厉害。这个囤子，是一个陈年老囤，囤里有一窝老鼠。老鼠早就算计好，新粮该入囤了，因此赶在新粮入囤前，抱了一窝儿子。这时的杨作新，不小心踩在老鼠身上，于是一窝老鼠，吱吱吱地叫起来。还有一只眼睛也没有睁开的小老鼠，从囤缝里钻出来，跑到了外面。
老鼠的叫声，那两个匪兵没有听到，因为杨干妈正在嚎叫，可是这只钻出囤子的小老鼠，他们看到了。他们觉得很稀罕，继而觉得这个囤子很可疑，就将注意力，放在这个囤子上，慢慢地围拢来，端起刺刀，拉开架势，要往这囤子里刺。
正在这时，秃子突然站在畔上，大声地叫喊起来：“那不是杨作新！那不是杨作新！”
听到喊声，匪兵们停了下来。就连杨干妈，也一愣丁，停止了嚎叫。那保安团长，顺势抽出自己的脚，来到了畔上。保安团长顺着秃子手指的方向，搭眼一望。果然，有个人，正在通往后庄的山梁上，一颠一颠地跑着。
那人戴一顶草帽，穿一件庄稼人从来不穿的学生服。他在跑的途中，停顿了一下，朝杨家窑院望了望，正如秃子所说，那人戴着眼镜，在望的时候，眼镜片儿正对着这边，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个镜子。
“哈哈哈，这叫敲山镇虎，拨草寻蛇，咱们刚一开始搜查，杨作新见躲不住，就想揭瓦了。拿枪来！”保安团长说着，从一个士兵手里，接过步枪。他立在畔上，细细地瞄了一阵。只听“啪”的一声，接着，窑院里传来一阵欢呼声。
“打中了！打中了！”匪兵们喊道。
喊完，他们一窝蜂似的向后庄方向跑去。
随着乱糟糟的脚步声、呐喊声渐渐远去，杨家窑院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蛾子跑过来，捡起裤带，递给母亲。杨干妈接过裤带，一边提裤子，一边往畔上走。她往远处眺了一下，对蛾子说：赶快叫你哥，现在走正是时候！
杨作新揭开石板，从囤子里探身出来。他走到母亲跟前，“扑通”一声跪下来，叫一声：“妈，我欠你的债，该怎么还清。”
杨干妈说：都到了啥时候了，还说这些没有用的话，杨家就你这一条根，到咱手里断了香烟，我们将来见了祖先，也没个交代。她要杨作新快跑，趁敌人往后庄方向跑了，他这时往前庄方向跑，捡一条命要紧。
“那我大呢？”杨作新问。
杨干妈不言传。杨作新顺着母亲的目光，往后庄方向一看，只见黄蜡蜡的山梁上，杨干大一颠一颠，像一只被打伤翅膀的鹰，中了枪子的兔子，正艰难地向山顶攀着。
“不要管你大！你是个孝子，就快跑！”杨干妈说。
杨作新不忍心走。
杨干妈捡起一把扫地的笤帚，来打杨作新，要他快跑。
“大呀！”杨作新叫了一声，扭头要跑。
杨蛾子赶过来，她从家里拿了些馍，放在褡裢里，让哥哥背上。
话分两头，不说杨作新接了褡裢，顺着川道，大步流星地赶路，却说那一群匪兵，追出村子，见前边的那个人，上到山梁上以后，离了道路，径直向山顶奔去。那人明显地受了伤，拖着一条腿跑。一个匪兵要举枪瞄准，保安团长制止住了，说要抓活的。
那人上了山顶，摇晃了两下，便不见了。黄土地上，斑斑点点，一路血迹。匪兵们顺着血迹，追到山顶，站定。只见山上的那边，是一面更为陡峭的山坡，那人顺着山势，一直滚了下去，现在落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平台上。匪兵们在山顶，捡到了那副眼镜，眼镜断了一条腿，保安团长觉得这洋玩意还不错，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匪兵们吆喝着，分成几拨，接近了平台上的那个人。只见那人蜷曲在那里，浑身是血，一顶草帽，将头遮得严严实实。围定以后，一个匪兵大着胆子，用枪刺挑了一下草帽。草帽掀开，匪兵们都愣住了，只见那人少说也有五六十岁光景，头上一头灰白头发，缺血的脸皱得像个老核桃，他枯瘦的手，正捂着大腿上那个枪眼，枪眼里大约血已经流完了，现在正冒着血沫子。这哪里是杨作新呀！
秃子认出了这是杨干大。见了这血肉模糊的情景，他害怕了，直往人背后躲，一边躲一边说：上当了！上当了！
保安团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前的情景，大约也使他有了些感慨，他没有说话，捡起了帽子，重新给杨干大盖上，然后挥了挥手，命令士兵们回身。
回到杨家院子里，那杨作新早已不知去向，匪兵们于是抓了几只鸡，回去复命了。
临走时，秃子抓住保安团长的衣襟，要那一百块大洋的赏钱。保安团长一挥手，打开了秃子的手，他说：人连个面都没有碰到，还谈什么赏钱，害得弟兄们起五更熬半夜，跑断了两条腿，来抓什么共产党，不寻你秃子的事，就算便宜了你。说着挥了挥手，命团丁们开拔。
秃子眼睁睁地看着一群老虎皮走了，没了辙，他转过身子，对窑院站着的两个女人说，咱们的事情还没完，四十块大洋还得要，你们等着。说完，听到吴儿堡庄子里，已经有了聒噪声，匪兵们一走，乡亲们敢出头了。秃子怕再耽搁下去吃亏，就尾随着保安团跑了。
这时候，乡亲们已经围上来了。杨干妈软成一摊，不能动弹，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进了窑里。杨干妈说：别管我，蛾子，快，快领上乡亲们去后山上，寻你大！
后山上有个放羊的，叫“憨憨”。当年，这群村子里伙养的羊，就是杨作新放的。杨作新上学后，放羊铲留给了“憨憨”。“憨憨”的名字叫“憨憨”，实际上人也不憨。这时候，放羊的憨憨见羊围着一样东西，围成一圈，死死不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人，是杨干大，就丢了放羊铲，背起杨干大，翻过山，下了村子。
当天晚上，在杨家正窑里，杨干大说了一夜胡话，天快亮时，断了气。正像那首著名的陕北民歌说的那样：月亮落了还有一口气，太阳出来照尸体。
杨干大糊涂了一夜，临死前却猛然眼神发亮，异样地精明起来。对着守在自己身边的两个女人，他说，他对不起她们，他欠她们的债。他说，他答应过婆姨，那三面接口石窑的事，但是，看来是说下空话了，这事将来得告诉杨作新，让他圈，还有，他说他对不住蛾子，他害了娃娃，他让杨干妈将来告诉杨作新，要他好好地招呼妹妹，踏摸准了，给蛾子物色一户人家。最后，杨干大感慨地说：杨作新虽然不是一个孝子，但他是一个闹世事的人，乱江山的人，杨家人老几辈，还没有这么个成龙变虎的人物，没想到在他手里出了。想到这一点，他很满足。
第七章 现代罗宾汉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之后，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将武装斗争形式，作为以后一段为期不短的时期的头等任务。在陕北地区，亦是如此。遵照上级的指示，革命从合法斗争转入地下，由配合协助国民党巩固政权转为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为斗争目的。
其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在陕北，就有一支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队伍。带兵人叫谢子长，安定县枣树坪人，太原兵学院毕业，他在家乡先担任安定县民团团总，继而将这支队伍改变成分，成为一支革命武装。到了一九二七年之后，有个陕北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刘志丹，也回到家乡，拉起武装。刘家是当地的一家富户，刘志丹瞒着父亲，动用家产，置办枪支，招募人员。有一则笑话，说是刘志丹动员他家的两个长工参加红军游击队，两个长工问，参加游击队有什么好处？刘志丹说，欠地主老财的债，就不用还了。原来这两个长工，正是欠了刘家的债，来揽活顶工的。听了刘志丹的话，他们说，那我们欠你家的债，也不用还了？刘志丹回答：那当然！长工听了，于是跟上刘志丹跑了，参加红军游击队去了。气得刘志丹的父亲在家里害了一场病。
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称这两位陕北红军领袖人物为现代罗宾汉。
刘谢二位，各领一支队伍，互为犄角，形成了共产党人在陕北的武装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国民党的四面围击下，连遭败绩。于是，他们只好带着中坚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内的各种派系和自己的一些旧关系，四处躲藏，并伺机再树旗帜。一九二九年，两军联合行动，并有陕西境内的其他各路武装力量参加，组织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后，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就是“渭华暴动”。渭华暴动失败后，两人各带残部，重返陕北，直到一九三○年前后，才各自巩固了一块根据地，并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刘志丹领导的这块，叫陕北根据地，首府设在永宁山；谢子长领导的这块，叫陕甘边根据地，首府设在南梁。
当时的陕北民间，是什么样子呢？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整个北中国赤地千里，连年大旱，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那场至今令人谈而色变的大年馑，民间管这次年馑叫“民国十八年大旱”。贫瘠荒凉的陕北地区，较之别的地方，更是经不起这一次折腾。民间歌谣中：“人吃人，狗吃狗，舅舅锅里熬外甥，丈人锅里煮女婿”，就是对那场悲惨图景的真实写照。老年人说，比起明末清初那场惹得李自成举旗造反的大旱灾，这次的似乎更邪乎。
斯诺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和诚实的笔触，记下了那场大饥馑的情景。此刻，叙述者觉得，他除了老老实实地引用斯诺先生提供的这些细节和数字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既要不用这个现成的材料，又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同样也引用了国际联盟派给蒋介石担任卫生顾问的一名著名卫生专家的资料。那位专家指出：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口；另一个县死的是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统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斯诺先生这样说，“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好人———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是个人！”
斯诺先生继续写道：“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细小的骨骼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起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口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他接着写道：“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坑里一层层盖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是，在许多的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富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与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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