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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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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表示对陆内阁抗议,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由王正廷代)联袂呈请辞职。同时,财政总长以熊希龄也因借款交涉没有进展而去职。交通总长施肇基因和唐绍仪关系密切,早已挂冠而去。内阁十名总长走了六名,只有袁党坐在那里不动。当时,袁氏感到自己没有控制南方各省的能力,完全撇开同盟会组织内阁还不到时候。7月2日,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至总统府,向袁当面辞职时,袁为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对蔡元培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马上答道:“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⑨为表示辞职决心,蔡、宋等人于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14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请及早举人接任。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3)
袁世凯无奈,只得于7月14日批准蔡元培等四人辞职,转而收买两个变节的同盟会会员孙毓筠和沈秉,让他们分别担任教育总长和工商总长,以装饰门面。其余四名总长是“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交通胡惟德、农林王人文。同盟会原来开会议决,同意陆征祥组阁,惟禁止会员加入内阁,以贯彻政党内阁或超然内阁的主张。宋教仁对袁收买同盟会员入阁的做法甚为不满,气愤地说:这“系一种逼奸政策”。⑩
  当时,在参议院里以清末立宪派为中坚组成的共和党,是仅次于同盟会的第二大党。共和党拥护袁世凯的政策,主张“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紒紜矠袁自恃有共和党的支持,一意孤行,于7月18日派陆征祥拿着他拟定的补充总长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参议院同盟会议员本来对这个补充名单极为不满,加上陆征祥宣布布政见时“言词猥琐,绝无政策”,把提出阁员名单比作“开菜单,作生日”,因而议员大哗。袁世凯闻讯,知事不妙,急忙致函参议院,要求“展缓投票,再行协商”。次日,参议院宣布袁函不是正式咨文,无效。即日投票表决,将其所提总长六人一律否决。袁深知参议院行使否决权,主旨是要打击自己的威风,遂下决心施展手段对付参议院。
  在袁世凯的主使下,首先由赵秉钧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召开特别会议,通电痛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亡。甚至公然“主张用兵力解散参议院”。接着,恐吓信、匿名传单纷纷到参议院:或说再不放弃党争,将  以炸弹;或悬赏购某某议员头,等等。北京的御用报纸也都随声附和,攻击参议院,为军警的行为喝采。参议院守卫队长称病请假,不任保护之责。而从前的某些革命党人也为军警助威。章太炎、孙毓筠等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请大总统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孙毓筠还写信给袁世凯,叫喊“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紒紝矠袁世凯一面批令将孙毓筠的信登报,扩大影响;一面又装出委曲求全的样子,表示自己不愿走极端,仍渴望妥协,并于21日邀请各党派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作出十分殷勤的姿态,劝说各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挽救危亡,以免国家陷于不幸。次日,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说:“世凯诚信未孚,以致动遭格”。鉴于“大局颠危之亟,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并于日内另选相当人员,再行提出,求其同意”。紒紞矠23日,袁果然送交参议院一个新的总长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征求参议院同意。参议院接到名单后尚未开会,25日军警联合会又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叫嚷以武力解散参议院。同日下午,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总办陆建章等军警要人,以联络感情为名,招待参议员和新闻记者。到会七十多人。陆建章代表军警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议院之意,但又说:“不过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接着,北京《时报》经理起而痛骂参议院,最后威胁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死刑”。紒紟矠一帮被收买的记者同声鼓噪,高呼“亡国!亡国!”之声不绝。会场秩序大乱。次日参议院开会,不得不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阁员名单。只是蒋作宾后来换为刘揆一。
  袁世凯使军警威胁参议院的尝试得逞了,十分得意,以后便更加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然而,这件事却激起南方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为了使议院摆脱北洋武力的胁迫,同盟会员何海鸣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欢迎国会团”,倡议第一届国会在上海召开预备会,自行决定开会地点,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袁世凯深恐国会南迁,出现南北对峙。他对“欢迎国会团”的活动“极为注意”,先唆使冯国璋通电,指责“欢迎国会团”“破坏民国”,“动摇国本”。后又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设法将它解散。程德全“遵令去函剀切劝导,并令即日解散“。该团回信说,不违反约法,“论令解散之处,未便遵行”。紒紡矠袁世凯只得授意杨度和孙毓筠出面调解,提出只要“欢迎国会团”自行解散,他就下令禁军人干涉政治,停止“军警联合会”的活动。结果也没能达成协议。袁世凯对上海一带不肯妥协的革命党人极为憎恨,称他们是:“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在军警的压力下,参议院虽然勉强通过了陆征祥内阁总长的补充各单,却不肯服气,接着就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遂称病提出辞职,然袁世凯未即允许,至8月20日,袁才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因为他自信这个警察头子够得上帝国主义主子们所要求的那种“不畏强暴,不避艰辛的人”。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虚伪姿态,来愚弄参议院和同盟会领导人。他时而表示要用赵秉钧组阁,时而又请刚刚来北京了的孙中山和黄兴推荐“人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想让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意赵秉钧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挂名同盟会,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以便取得这同盟会领袖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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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内阁名存实亡(4)
8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见本章第四节)。黄兴极力劝袁世凯以国民党为奥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在取得黄兴等人的同意后,袁于9月22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兼内务总长,外交总长前已任命梁如浩,其余总长都留任不动。某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及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袁故作风趣地说:“此事不待大总统委任”。陈振先和梁浩先后加入。许世英本是国民共进会会员,该会既已并入国民党,他也就变为当然党员。刘揆一入阁前已宣布脱离同盟会,而今也说:如全体加入,他也愿意恢复党籍。段祺瑞和刘冠雄都借口自已是现役军人,不入党派。范源濂是共和党,他表示愿意脱党,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只周学熙断然拒绝加入。这样,在国各员中除无党派者外,都算是国民党了。袁故意散播说:“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个“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说“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紒紣矠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紒紤矠可是,不久他就挽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均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所谓“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注 释:
  ①《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原件),191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②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46年版上册,页121。
  ③《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1912年6月19日。
  ④《爱国报》,1912年6月15日。
  ⑤同④,1912年6月20日。
  ⑥《袁世凯覆陈其美电》,1912年6月22日,见《大自由报》,1912年6月25日。
  ⑦同④,1912年6月26日。
  ⑧《论唐绍仪出京》,《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in Times)社论,1912年6月19日。
  ⑨据蔡元培说:之所以如此回答袁氏,为的是“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诉于大总统个人,而实诉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他接着说“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见《答客问》,载《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页66。
  紒紜矠同④,1912年6月25日。
  紒紝矠同⑩卷1,页71。
  紒紞矠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版,卷5,页16。
  紒紟矠同⑩,卷2,页78、79。
  紒紡矠同④,1913年1月25日。
  紒紣矠同⑩,卷2,页153。
  紒紤矠同④,1912年10月5日。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1)
袁世凯在加强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同时,十分注意南方各省革命形势的民展。当时,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南等省都在同盟会的掌握之下。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虽非同盟会所掌握,但也不是北洋军势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上述各省共有五十多万受过革命洗礼或影响的军队,其中约有一半在同盟会军人的手里。①袁世凯以封建帝王的观点来看待南方的局面,认为这就是汉代的封建和唐代的藩镇,是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他的“大一统”事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时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也不时煽动说,南方军队“乃一切革命暴动之种子,苟欲谋治安,非裁减军队不可”。②
  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凯亲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一个“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计划第一步先把全国九十万军队裁减一半,缩为五十个师。当月29日,袁世凯在参议院阐述施政纲领,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和裁减军队。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③袁嘴里讲关心人民疾苦,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消灭革命军队。关于这一点,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得最为露骨,他说:“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相继召募,于是军队林立,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仓猝成军,未受教育,既难保不为地方之祸,而值此国家经济万分困难之时,饷项亦必不能继。”因此,必须大力裁减“地方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④而对那些“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北洋军,他不仅不裁减,反而用各种借口不断地扩充。如1912年4月段芝贵招募拱卫军十营三千人。稍后,雷震春在河南又召募豫军六营。奉天将旧巡防营改编为两个师,等等。
  袁世凯深知裁减革命军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针对各省不同的情况,他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而集中全力瓦解同盟会的军事力量。
  对于非同盟会系统的都督,袁世凯基本上允许保留原有的军队数额,以取他们的支持。如陆荣廷原有巡防营三十多营,本来人数约相当一个师一个旅,但他吸收了本省另外的一些军队扩编为两师一旅。云南蔡锷的军队一直保持民国元年两师一旅的名额,另有警卫队四十营。此外,民国元年2月采用近代师旅编制的军队贵州有一旅,浙江、山西各有两师,陕西有四师,到1913年3月都维持原来的名额。湖北军队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黎元洪的嫡系,又有同盟会军人直接统率的。袁世凯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暗中支持黎元洪解散同盟会的军队,同盟会军人蒋诩武、张振武等则坚决抵制。张振武清末加入同盟会,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民国成立后,担任湖北军务司副司长,颇“得鄂军士心”。当黎下令解散张振武领导的将校团时,张振武“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该团共六百多人,方维担任团长)。黎又企图遣散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张振武闻讯立即将它改编为护卫队;黎又下令解散护卫队;张振武“抗不遵命”。黎下决心要消灭同盟会的军队,鉴于张振武“留鄂鼓乱”,乃求助于袁世凯。袁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讨,电令张振武、方维入京。8月8日张、方抵京后,黎立刻密电袁,加张、方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要求施以军法,就地处决。这是黎借刀杀人的诡计。袁就将计就计,于15日下令逮捕方、张当日加以杀害,造成了民国成立后杀害“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第二天北京城里军政两界迅速传遍了张、方不经审判被害的消息。同盟会领袖和湖北籍贯的共和党人孙武、刘成禺等都严词问袁世凯,参议院也要求公布张、方谋乱证据。袁有恃无恐,他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公布了出来,借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并咨文参议院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从这件谋杀案中,袁得到了双重的政治利益:既恫吓了同盟会,又离间了同盟会和黎元洪的关系,迫使黎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靠拢。血案发生后,湖北裁减革命军队的速度便加快了。由于武昌起义时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清末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民国元年扩编为八个师又两个混成旅,经黎大量遣散,至1913年3月已减为六个师,稍后双缩编为三个师一个旅。后来,段祺瑞奉命到湖北代替黎元洪,又迫令鄂军裁减,至1914年底仅剩下一个师和一个旅,而且师旅长都是由袁世凯指定的。
  对于其他各省同盟会军人所掌握的军队,袁世凯则严令遣散或裁减。为了减少阻力,他极力利用同盟会军人来推动这件事。派李燮和为长江水师总稽查,“以求达到改编长江水警的目的”。⑤派原山东督胡瑛前往烟台,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赴湖南,目的都是为了遣散革命军队。这些措施,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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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2)
由于辛亥革命时攻克南京,在南京附近集中了近十万革命军队。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同意设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统率这些军队,并规定留守处由袁世凯直辖。表面上,袁总是说倚重黄兴,骨子里却是要利用黄兴来遣散军队。当时,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大都被袁的裁军宣传所迷惑,天真地以为“铁血精神”已经过去,“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以为用约法、议会、内阁即足以约束袁世凯,没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装力量。再加上袁氏停发原来由南京临时政府供饷的部队军饷,只发少量的遣散费,从经济方面紧紧逼迫,使一些部队的伙食都无法维持。所以黄兴不得不“日日以演说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即使如此,袁仍不放心。5中旬,他一面鼓动北京御用报纸攻击黄兴“拥兵自固”;⑥一面密令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和江苏都督程德全前往南京监督,以压迫黄兴加快遣散军队的速度。
  程德全于5月22日致袁世凯密电报告说:“在宁亲见克强(黄兴字)办事情,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均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涉。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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