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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⑦
　　对于袁世凯的这些“高论”，虽然有些守旧派反对，但“政府诸公多赞成之”，⑧“遂于次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⑨西太后也以为然。９月１日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表示要从改革官制入手，令各省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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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立宪运动（2）
为了作好所谓“立宪预备”，袁世凯一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等书，一面仿照“日本市町村制度”，办起所谓“地方自治”。１９０６年８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日本留学生金邦平等拟订自治章程，创办自治局。先在天津筹办“自治研究所”，选拔天津府所属各府州县“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入所听讲，并招其他各府州县“旁听生”。此后，又从直隶全省选拔官绅一百六十余人到日本参观行政、司法及学校，并责令呈验日记，征其心得，这些官绅回国后在本籍开办自治学社。次年８月，天津县士绅###，“选举”三十人为议员，成立了天津“议事会”。袁又命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紒紜矠他所谓的“地方自治”，不是兴民权，而是要提高地主豪绅之权，“以辅官治之所不及”。紒紝矠这实际上是曾国藩办团练“大张绅权”“以绅辅官”政策的翻版，只不过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油彩而已。西太后对这种自治“甚为嘉纳”。紒紞矠后来，清政府令各省办自治局，各州县设议事会，就要推广袁的这一套办法。
　　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决心要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派系。对立宪派各系，他采取的原则是：顺我者昌，收为己用；逆我者亡，消除异己。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国内立宪派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省立宪派，要求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宪政。袁世凯也极力拉拢他们，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而对以康、梁为首的国外一系则表面敷衍，暗中破坏。１９０７年秋，梁启超等在日本东京组成政闻社。当时西太后悬赏银十万两严拿康、梁的谕旨尚未撤消，政闻社为取得合法身份，推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为总务员，并于次年１月迁回上海。他们联络各省宪派，发起“国会期成会”，要求政府速颁宪法，并暗中与袁的政敌肃亲王善耆携手合作，“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紒紟矠锋芒直指奕匡力和袁世凯。因此触怒袁氏。袁入宫面奏西太后说：“政闻社系康、梁所发起。”太后非常震怒，于１９０８年８月下令“严行查禁”。紒紡矠康、梁一系受到沉重打击。
　　同时，袁世凯对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则极力加以笼络。杨度（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为王运的弟子，１９０３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因被清廷怀疑为康、梁党羽，未被录取。不久赴日本留学，被东京中国留学生会推为会长，并结识康、梁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开始，他和康、梁一起鼓吹君主立宪，后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１９０７年冬，他回国办理其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的丧事。袁有意网罗他入幕，乃致电湖南巡抚咨送他入京。１９０８年春，杨抵京，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保他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来，袁又举荐他到颐和园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从此，杨引起朝野注意。
　　杨度在北京设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本部，自任常务委员长，以三年召开国会相号召。他以立宪的解释偏重维护“君权”，他说“各国仅以宪法为民权之保障者，中国则兼以宪法为君权之保障”，如无“君主大权统一之，则必不能使国本安宁，天威赫濯，一尊永定，各族归心”。紒紣矠他又宣传袁世凯、张之洞是政府立宪的首脑，政闻社排斥他们是不顾大局。因此，革命党人反对他，康、梁责骂他，但他却博得了袁的赏识。
　　１９０７年夏秋之际，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也由官僚中主张“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的“渐进者”，一跃而为“急进派”。
　　同年７月２８日，袁奏请“赴紧实行立宪”，并列陈十事：一、昭大信，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二、举人才；三、振国势；四、融满汉；五、行赏罚；六、明党派；七、建政府，采内阁会议制度；八、中央设资政院，省设谘议局，州县设议事会；九、办地方自治；十、普及教育。这是他关于立宪的全部主张。９月，他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对立宪更为热心。１９０８年初，“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政府公布立宪年限。他也奏请限年立宪，从速办理。他以在朝大官僚的身份和在野的立宪派一唱一合，遥相呼应。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他则企图脚踏立宪派的肩背，出掌一任内阁大权。他们双方结成的这种关系，为辛亥革命爆发后，攘夺革命果实奠定了基础。
　　注　释：
　　①金邦平字伯平，安徽黟县人，１８９８年北洋官费留日生，早稻田大学毕业。在留学期间，１９０２年他曾与秦毓鎏等发起组织青年会，宣言以民族主义为主旨。后来因多数会员主张激烈，他遂正式脱会。回国后，入袁世凯幕。１９０６年由袁保举，得以引见，赏给进士，为翰林院检讨，此后成为袁的重要幕僚之一。黎渊字伯颜，贵州遵义人。１９００年四川官费留日生，东京法学院毕业。李士伟字伯芝，直隶永年人。１９０２年自费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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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立宪运动（3）
②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３８。
　　③《汇报》１９０８年，转引自刘桂五：《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宪政运动》，《新建设》，１９５４年１月号。
　　④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３，页１８。
　　⑤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下，页１６。
　　⑥胡思敬：《密陈立宪隐患并筹献三策请修内治以杜邪谋折》。
　　⑦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４册，页１５、１６。
　　⑧《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⑨同⑦。
　　⑩《光绪朝东华录》，第５册，页５５６４。
　　紒紜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４４，页１０。
　　紒紝矠同紒紜矠。
　　紒紞矠《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３日。
　　紒紟矠《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５０。
　　紒紡矠《申报》，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紒紣矠杨度：《布告宪政公会文》，１９０８年，见《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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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1）
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和支持，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以讨好帝国主义。
　　１９００年，沙俄趁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时机，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一直拒绝撤兵，至１９０３年又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鲸吞东北。为抗议沙俄侵略，全国人民掀起了拒俄运动。留日学生在东京组成“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向袁世凯请愿，要求出兵抗俄，义勇队愿作前锋。袁氏拒不接见代表，徒托空言，搪塞天下。他说目前军力“不足以一战”，“须俟三年之后军力完备乃与俄战”，“处今日之势，除缓拒一法，别无好策也”。他还支持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翌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东北三省，在中国领土上火拼。袁先是呈递密折，后又跑到北京面奏，极力主张“中立”。清政府宣称“中立”后，派他负负“办理中立各项事宜”，划出东北广大地区作为战场，供两个强盗任意蹂躏。在日俄战争前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１９０４年，他根据１９０２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的“建议”，与其练兵顾问立花小一郎和日本公使馆武官川重太郎等秘密谈判，决定中日谍报人员合组侦探队，由驻烟台日军守田利远大尉指挥，共同监视和侦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中国方面由段芝贵负责。吴佩孚是侦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１９０５年，沙俄战败，与日本签订和约，公然将其在东北南部的特权，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附属财产和煤矿等，私自让予日本。袁世凯和奕匡力等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为换取日本从东北撤兵，竟然承认了沙俄让给日本的各项侵略权益。事后，袁还吹嘘说，这是对外交涉的重大胜利。
　　１９０５年夏，因美国政府排斥华工，中国各城市商民广泛展开抵制美货运动。袁世凯害怕酿成交涉，屡次指示巡警总办“压抑风潮”，６月２１日，他传谕天津商会，大意说，“此等事尽可禀请政府向美力争，何必私自为此举动”。《大公报》刊载抵制美货事，袁竟下令禁止发行。此后，应美国公使要求，他于６月２７日上奏清政府，请饬各省严禁抵制美货。
　　１９０７年秋，他担任外务部尚书后，独揽外交大权。在出卖利权时，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他“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①１９０８年，在全国收回路权运动的热潮中，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支持出卖沪杭甬铁路。
　　先是，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于１８９８年签订了苏杭甬铁路借款草约。银公司（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为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资成立的机构，专揽中国铁路利权。义和团运动后，江浙人民坚决要求收回苏杭甬路自办。在人民要求的压力下，盛宣怀于１９０３年５月致银公司代表壁利南函，指出英商办路已逾期多年，再“予限六个月，不办不复，草约一概作废”。银公司“收函以后，既不答复，亦不即办，按之公理，彼已默许”。②１９０５年，江、浙绅商分别组成铁路公司，集款数千万，着手筑路。不久，银公司见英德津镇铁路借款取得厚利，突然又催定正约，借款“夺路”。英国公使朱尔典支持银公司，多次到外务部恫吓要挟，强行“逼借”，甚至无理指责中国拒借款是“排外仇洋”。③外务部惧于全国反借款斗争的浩大声势，不敢贸然允诺，而采取延宕手法，拖延二年之久，不得解决。袁世凯接任尚书后，公然支持银公司的路权要求。他上奏说：“当时既欲议废，自应索取凭函，方能作准……欲指为默认，勾销前案，直自欺耳，何能强人必从？”又说：“中国势处孤危，即能谨守约章，讲信修睦，犹恐不足以自保，矧敢轻弃成议，自启纷扰，庚子之乱，中为殷鉴。”④在义和团运动后，西太后已成惊弓之鸟，见到袁的奏折，立即表示同意，并命令他迅速了结此案。袁表示“无论各省官绅如何抵抗，宁用十分压力，决不为众议所夺。庶打破此关，则异日借款办他省路矿，自无人敢再出头梗阻”。⑤他一边要求清廷发上谕，严禁人民反对借款，解散各地拒款会。一边以“剿办江浙土匪”为名，奏派夏辛酉率领北洋巡防营二十营南下，驻扎浦口。夏辛酉死后，由程允和统率，程死后，又由张勋接管，此即民国以后“定武军”辫子兵。
　　同时，袁世凯指示外务部侍郎汪大燮，又提出“部借部还”（即由邮传部借还）和借款、造路分为两事办理（即“借英款，自己造路”）的方案，以欺骗人民。并把江浙代表许鼎霖、张元济等人邀至北京，软硬兼施，企图迫其同意。但代表们坚持“不借外债，仍归商办”的原则。袁世凯便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于１９０８年３月奏请把苏杭甬路改为沪杭路，并悍然与银公司签订《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总数为一百五十万英镑，还特别规定“由公司代购外洋材料机器”，“选用英人作总工程师”。⑥实际上完全满足了英国的路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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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2）
日俄战争后，美国和日本、俄国争夺我国东北的斗争日益尖锐。鉴于此种形势，袁世凯仍然采用李鸿章的老办法——“以夷治夷”。所不同的，一个是联俄制日，一个是联美德制日。当时，美国极力拉拢清政府，修改了排斥华工的法律，并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费用。还特别笼络袁世凯，企望袁氏作为其“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人。袁心领神会，竭力主张把在东北境内修筑铁路、开发资源的种种利权许给美国。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０８年，在他的支持下，奉天巡抚唐绍仪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Ｗ．Ｓｔｒａｉｇｈｔ）谈判，由美国投资修筑新法（新民至法库门）铁路、锦瑷铁路，及东三省银行借款等问题。⑦由于日、俄视东北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极力阻挠，使袁世凯借美国以“牵制”日、俄的计划终于落空。与此同时，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怂恿下，袁世凯又进行所谓“中美德缔结联盟”的秘密外交活动。原来，威廉二世为与日本、英、法、俄等国在中国竞争，于１９０６年曾通过中国驻德公使昌向清政府建议“缔结一个德美中条约，担保中国本土的完整”。⑧袁明知威廉二世的建议是为了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可是这个建议符合他的“以夷治夷”的政策，于是便直接向西太后密陈。在取得西太后的支持以后，他于１９０８年夏奏派唐绍仪为专使，以“赴美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名，暗中接洽“缔结中美德三国同盟”。同时，唐还负有探讨把中美两国公使互提为大使以及向美国借款的秘密使命。
　　袁世凯的上述活动，赢得了美国和德国的欢心，却引起日本对他的强烈不满。日本千方百计地破坏他的联美活动，当唐绍仪赴美经过日本时，日本政府一面设计拖住唐绍仪，使不能如期抵美；一面则派其驻美大使高平为特使与美国国务卿罗脱直接秘密谈判。⑨及至唐绍仪于当年１１月底抵美时，日美勾结完成了罗脱—高平换文，双方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暂时妥协。唐绍仪被冷落了，酝酿中的“中美德同盟”也完全成了泡影。⑩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袁世凯一边主张联络欧美国家牵制日本，一边却畏日如虎，极力压制和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对日本交涉时，他一贯采取退让的方针。如１９０８年２月，私运军火的日本船“二辰丸”在广东沿海被中国炮舰扣留。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竟向中国外务部“抗议”，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当时，广州，上海等地群众纷纷###，相约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的蛮横无理。袁明知“外商私运军火，接济海盗，虽非正当”，但仍认为中国炮舰竟敢落下日旗，实属“操切从事，无不谬误”。他先要求由英国“公断”，日本拒绝；后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迅速上升，唯恐引起日本不满，急忙于３月１５日宣布接受日本要求，将所有军火照价收买，不使日商受损失，外务部向日本驻华公使赔礼，于释放“二辰丸”时，鸣炮道款，并惩办办理此事“失职”各员，使日本政府“深喜”。紒紜矠此后，袁氏还无耻地自我夸耀说，这是他办外交的成绩，因为没有引起“重大交涉”。
　　由以上几例可见，敢于悍然与人民为敌，以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紒紝矠这就是袁世凯卖国外交的准则。难怪帝国主义各国大都对他另眼看待，视为至宝。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气派大，爽快，可以信赖”。１９０８年６月１日，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司给德国首相的公文中满意地说：“凡与袁世凯在大的问题上有公事往来的人都能给他这个赞美，即他总是维持他的诺言”。紒紞矠
　　注　释：
　　①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②《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２册，页８７０、８７２。
　　③《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④同②，页８６１、８６２。
　　⑤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版，杂录页３。
　　⑥同②，页８６３。
　　⑦克罗莱（Ｈ．Ｃｒｏｌｙ）：《司戴德传》（Ｗｉｌｌａｒｄ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２５年版，页２２６。
　　⑧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卷３，页３７。
　　⑨李约翰（Ｊ．Ｇ．Ｒｅｉｄ）：《清室逊位与列强》（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１９３５年版，页１０７。
　　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