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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箱内，这坚固沉重的金属箱内装着些什么呢？
　　这群黄肤色、黑头发的人们丝毫不打算掩饰近乎乡下人的好奇，看那位白人妇女怎样从箱子里一件件取出令大家不住惊叹和扮鬼脸的物品：叫东方人看够了西洋景。她先是取出一个精美的小包，抖出一个双层的桔红色长方形塑料布，我们略作研究便搞明白了原是一顶帐篷，不禁大笑：这是海滨山野夏令营用的，高原上一阵大风还不给吹到九霄云外去啦！南希示意把它铺在草上当床单。随后，南希又取出她的筒状鸭绒被，说在尼泊尔已用了它几年啦。扎呷忙忙地又要帮她铺上，她制止，取出一件织物，说是内套；又取出一件防雨绸面料的，说是外罩，叫帮忙一一套上。我心想，钻进去可就固若金汤，小虫无孔可入。次丹多吉一本正经地说，格啦（老师），当心您在鸭绒筒里待着的时候，被人扛跑啦！大家眼前登时出现了一个画面：她正睡觉，有歹徒闯进门，直挺挺地扛在肩上就跑，而她绝无挣扎……满屋人笑得前仰后合，觉得这联想太妙，几千年前的海伦可能就这样给掠走的。
　　还没完呢，那白人妇女又从箱子里取出一件淋浴器，全塑制品，打开上方可盛一桶水，下面是管子和喷头。她说在尼泊尔时就用它。对此格勒颇不以为然。这位牧童出身的学者，即使走遍了世界，接纳了众多的西方生活方式，例如嗜好咖啡外烟等，唯独有一处沿袭了牧人习惯：不爱洗澡，视洗澡为大负担。为此他妻子抱怨和敦促了他二十年。他的两个学生扎呷和次丹多吉也如出一辙。在科加的某一天，我下决心烧好一大汉阳钢水，并亲自操作，清洗了这两个年轻人的脑袋。南希的淋浴器始终没派上用场，因为房间地面为土质，又无下水装置，只好拿一方红布这了富为她做浴室，以盆水洗了澡。
　　那口箱子后来不断被她打开，取出一批又一批药物作为布施。在偏僻的山区乡间行医，是联系乡民情感最佳最有效的途径。作为人类学家的南希在尼泊尔乡间时肯定也采取这一方式。当然不仅是手段。南希的心怀善意是不待言说的了。南希的原生活基地与此地素有交往，科加有些人前几年在尼境内就见过她。巴桑，这个壮实的中年汉子，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四年在尼泊尔居住，‘他就知道南希其人。巴桑会讲汉话，每逢打水时相遇，就向我感慨一番南希。断断续续听格勒也说过一些，心下明白南希只身深入藏族社区，多多地不容易了。尤其是，来普兰途经塔尔钦的那一晚，一位讨厌的醉了酒的尼泊尔汉子，喷着酒气很不规矩地同南希讲话，当时南希一面躲闪，一面尽可能不失礼貌地微笑。——那时我真想同她毫无阻碍地交谈，询问她，像她这样漂亮的女子从事这项事业是否遇到过格外的麻烦，她怎样保护自己，再进一步了解她何以热心于藏学工作，她的主要论点，她的终极目的等等。但终于未能。
　　我们在科加仅住了八天。即使时间再延长十倍，想要粗略完成南希近万字的调查提纲也非易事。对于我来说，如果不指望获取更详尽的素材细节，按自己一向的感受世界的观点，一周时间于我足够。所以我只兴冲冲地按提纲所示的某些问题走访了一天，便就发现了我所感兴趣的内容，从而流连忘返了。
　　我自以为了解西藏农村。十多年前，我曾在拉萨附近的一个村庄度过大半年时光，并差一点儿使藏语过关。后来我熟悉了西藏牧区。西藏的农业牧业既然分属两大经济类型、两种文化体系，当然就表现为两种生活方式。作为土地文化的农业千百年间结构了超稳定形态。我感觉农区是湖泊，牧区像河流；农区是历史的和文化的，牧区则是自然的和季节的。
　　然而，科加似乎在此类经验之外。
　　西藏各地的社会生活千差万别、千属万类。你就想象不出局促如一县、一乡，居然会有如此之多的仅属一己的历史、传统和习俗。如果仅我一人惊讶尚属孤陋寡闻，要是连格勒、南希，连扎呷、次丹多吉也大惊小怪起来，你就会理解个中定有不寻常之处。实际上被访问对象的惊讶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我们，从前的乡长、梳着辫子的欧珠就说，这些年间村里来过多少工作组，只有你们才打听这些事情。
　　首先，科加村的历史就很独特，从前它是不丹寺庙珠巴拉让的属地。寺庙管家每年来监督秋收，收完秋就回不丹。届时全村各家都要来人忙农活。村民央加玛家世代为该寺庙当佣人。直到五十年代初该村土地才被接管，只给科加寺交税了。笼统地说来，几十年间的社会变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变化似乎又不太大。或者说，经历了一些尝试和周折，似乎又回归传统，或者在传统的基点上又融进了某些更了新的内容。就农耕的人群而言，我看东方的天干地支、藏族六十年轮一绕炯的纪年法有道理；西方的纪元呈线型，让人感到时间的照直行进；农耕者则循着季节使生活周而复始。按照调查提纲要求，我整理了有关性别与劳作、一年四季活路安排等两个表格（为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表一为：主要由男性从事的工作　男性和女性共同从事的工作　主要由女性从事的工作犁地*　　　　　　　　　收割　　　　　　　　　　　耙（平）地，撒种处理外事　　　　　　　打场　　　　　　　　　　　织氆氇，编织去牧场放牛羊　　　　　积肥　　　　　　　　　　　捻细毛线经商；盐粮交换　　　　挤牛奶　　　　　　　　　　炒青稞积肥挖肥　　　　　　　看孩子　　　　　　　　　　做青稞酒缝衣服、做鞋子　　　　砍柴　　　　　　　　　　　磨糌粑捻绳子　　　　　　　　短程放牧（多为小孩子）　　　　　　　打茶做饭修房大工　　　　　　　　　　　　　　　　　　　　修房小工木工　　　　　　　　　　　　　　　　　　　　　　经商（家无男性者）屠宰*　　　　　　　　　　　　　　　　　　　　　　积肥背肥、背东西
　　*指必须由男性从事的工作。表二为：月份　农业　　　　　　牧业　　　　　　　商业1月　　垫圈　积肥　过年2月3月　　　　　　　　　　接羔育幼4月　　春翻　浇水　撒肥5月　　种地6月7月　锄草　灌溉　磨糌粑　剪　抓　　　　　　商　贸8月　　　　　　　　　　毛　绒9月　　收割　　　　　　　　　　　　　　　业　易10月　打场11月　农　　　　　　　　宰杀12月　闲
　　表一既然是解放前的习惯分工，解放以来三十年间有多少变化呢？人们数来算去，回答说无甚变化。为何非要男人犁地呢？回答跟汉族说法一致：女人犁地不吉利。
　　表二则主要依据季节安排农牧活动，当然变化也不大，夏季经商是受制于普兰国际市场的开放关闭时间，其余季节则无商可经。只是公社化期间若制作此表则有如下变动：一、冬季几个月农闲不闲，集体开荒、修路、修水渠等搞农田基本建设（现在农忙过后也时有修路工程，但须付工资，非义务劳动性质了）；二、禁止经商，禁止同尼泊尔边民以物易物；三、各种会议很多。
　　科加村的传统牧场在尼泊尔境内（同样，尼泊尔人也有牧场在西藏境内的一些地方），农闲时就将牛马大畜远途赶了去。并非家家需要去人放牧，通常是亲戚朋友间的自然组合，代放牧、代打酥油。惯例是每头犏母牛交回十八至二十斤酥油和相应的奶渣。
　　这种代放方式不会出问题吗？比如说，少交酥油；比如说，宰杀了你的牛就说让狼给吃了。
　　——怎么会呢？——科加人笑起来了。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没有谁去违反它。酥油奶渣从来不会少交；即使牲畜真被狼吃掉了，也要拿回牛头、牛尾、牛皮之类的销帐。
　　科加人拿骗公牛犁地。这种牲畜差不多每户都有。不光犁地，它还可以驮柴、驮庄稼。全村家户中只有一户（一口之家）没有牲口，所以犁地驮物时就要借牛。按规矩是拿人工去换，人工换畜工是一比一，另加使用时喂牲口。这个村历来亲朋间帮工换工是常事。尤其令科加人自豪的——我听人们一再说起，科加人盖房子不必打招呼，一听说谁家要盖房子，全村的劳力都赶来帮忙。科加人说，一幢新房风快就平地而起——没听说别的村也这样，这是科加特有的好传统。说来说去，总而言之，我们科加村非常团结。
　　除去长途长期放牧大畜，全村还统一进行每天必需的短程放牧，按牲畜多寡计算各家轮流放牧的天数。计算方法：以山羊为单位，每二只放牧一天，牛马大畜均折算成山羊。一头牛等于七只羊，一匹马等于十只羊，例如央加玛家有八只山羊、二头犏牛、四头黄牛，她家每回需值勤二十五天再轮到下一家。如果放牧不经心，走失、损害了牛羊，还有一系列惩罚措施。这种短程放牧方式，解放前就存在，现在仍沿袭旧制。
　　我们就这样试图进入科加的日常生活，从外在的生存风貌到深入的精神内涵，凡有可能，我们都想去耳濡目染，去亲手触摸，去用心体会。
　　就这样，我渐渐看清了科加的生活框架。科加的生活既恒定又恒新。变化在蹑手蹑脚地进行着。尤其令人纳闷的是，我感到这个村庄对于传统的继承与改变似乎有一种与别处不同的随意性。由此我想过此地人性格中浪漫（？）、潇洒（？）、漫不经心还是刻意精心？我们这群人在科加最始料不及的发现是关于婚俗方面的。这一奇异婚俗包括了两方面：求婚方式和家庭方式。
　　当地盛行过的又被文革“破四旧”革除了的求婚方式很带有表演性质和戏剧色彩，据称这是一种比较年轻的传统，叫“雪居巴”。是鉴于从前普兰与世居喜马拉雅沿线的尼泊尔人、夏尔巴人一样，具有悠久的抢婚传统，时有不情愿的女方亲属操戈舞棒地追来，斗殴厮杀，流血牺牲，喜事变丧事。便有某届普兰宗政府认为这是野蛮风俗，就废除了抢亲方式，规定“站门口”。
　　普布家有个儿子，拉姆家有几个女儿。普布家有意跟拉姆家攀亲，就由儿子的父亲，和父亲的岳父及父亲的兄弟二三人，穿上新衣，戴上金花帽、哈达和酒，于清晨在拉姆家的大门楣上点三小培酥油点儿，在离大门口十多步远处摆上酒壶——向我叙述这一过程的退休县长贡嘎特意找来一只熏黑了的泥陶酒瓮：就是这样的一壶酒——求亲的人，便站定了恭候。待拉姆家里有人出门，赶紧脱帽致意。吃饭时间到了，普布家里有人会送酒饭来；或者站门口的人轮流回家吃饭，行前要向拉姆家高声招呼，请吃饭的假。如此三天站下来，拉姆家要是还没动静的话，普布家又会增派一位亲戚来陪站。拉姆家吃不住劲了，家长只得出门答话：“我家姐妹三个你到底要谁？”有时也说：“大女儿当了尼姑，二女儿和三女儿还小着哩。”普布家的就回答：“有金子没金子我都要挖一个洞，你们家的女儿我们要定了。”
　　只要站了门口，没有“站”不来媳妇的。除非站之前走漏了风声，女方家大早早地把住了门，酥油三点粘不上，就丧失了站门口的资格。如果女方家托词姑娘已当了尼姑，男方家要认真去寺庙查名册，确实在册，只能作罢，否则非娶了去不可，这也是宗政府强行规定了的。除非男方是铁匠、屠宰户，或者有狐臭，不然没有任何理由让人家站了三五天、五七天甚至长达半个月的门口而不嫁女儿的。
　　这种站门口的“雪居巴”求婚方式可能已有百年历史。贡嘎老县长推算了一番，记得家乡某位老太婆是被抢来的，那之后再没有抢婚的了，据此他认为新传统已有上百年。
　　但据我的经验，此类推算，包括有关民间的一切的说法，弹性和水分都很可观，要搞清这一求婚方式的缘起，非要精心梳理有关传说的这团乱麻不可。或许从前就有人作过记载而我们无所知；也许出于民间某人创造性的举动，别人纷纷效仿，宗政府因势利导；也许与这些推想毫无瓜葛。这一风俗由普兰而起，曾蔓延到相邻县份，据说噶尔县就有站门口的。不过到文革时大约被作为“四旧”之类给革除了。巴桑不无遗憾地说，夫妻分居很不好，却延续了下来；求亲方式很好，却没有继承。
　　对这种类似游戏的求亲方式既感好奇，又心存疑惑——你是个穷汉，可以去站大户人家的门口吗？小伙子小姑娘从未见过面，女孩子自己会同意吗？我得到的答复是不必操心，此地历来讲门当户对，站门口之先就已咨询停当，包括对方家产地位、是否五七代近亲等（据说自治区曾规定三代之后可通婚，此地百姓认为不可，应在五、七代之后，此意见据称已上报自治区）。很少出现尴尬场面。至于女孩子同不同意则无关紧要：女孩子是盘子里的水，迟早都要泼出去。
　　科加的男子们都说这一风俗好，可惜未来得及采访妇女们。使我略感宽慰的是，这一习俗即使在当地死灰复燃（不是没可能），也难以推广到外部世界去：现代女性不会接受这种掷骰子式的婚姻。
　　科加一带旧时还有一句老话：家里没佣人，女儿当尼姑去；家里没有官，儿子当僧人去。所以从前僧人尼姑就多；女儿出家，通常只在寺院里注个册，实际上是住家的家庭尼姑。好处在于不支差税，无人求婚，可以为家庭劳碌一生；儿子当僧人，名声与地位都提高则不待说了。但是家庭尼姑要是有了私生子，就得去寺院交钱交粮作为除名的手续费，于名于利都不好。
　　站门口求亲一般在秋收过后的农闲时节。待感动了上帝，就立即敲定当年冬季迎娶的吉日，筹办婚礼。普兰婚礼的排场、婚礼歌的宏富在西藏也属首屈一指，已有西藏文化厅系统、文联系统的两套班子分别采集整理过，那阵势有如王公贵族婚嫁。＇注＇但那仅限于大户人家。贫穷百姓则一切从简，简到连夫妻家庭都被省略。
　　普兰农区夫妻分居的方式比较普遍，其历史显然要比站门口的求亲方式古老得多。源远且流长，至今犹未消失。前乡长欧珠大体匡算了一下，科加村七十六户人家，倒有三十户分居着。谁也讲不清楚这一习俗源自何时，还将持续多久。欧珠的祖父母以及父母这两代人都是夫妻分居了一辈子。欧珠不是科加人，婚后本也分居的，待母亲故去，加之妻子家只有姐妹俩，方才搬到一起。小姨子卓玛央宗和她的丈夫尼玛结婚多年，同住一村却一直分居，一双儿女在母亲家长大。我们在科加期间，卓玛央宗十五岁的儿子要去内地的咸阳民族学院读书了，父亲尼玛来送他，给了儿子一套衣服，一些糖果和一些钱。
　　这种婚姻方式并非普遍适用于一切人家。从前大户人家为了骨系的承袭、财产和劳力的集中，是要接媳妇进门的。比较贫困的人家则只要两厢情愿，男人住到女人家一段时间就算成亲了。然后男人仍回自家。只是逢年节、遇农忙或某些寻常日子里要走动一下，帮忙做些活儿，农活和针线活。等添了儿女皆大欢喜，以后做父亲的就常来看望孩子，并为孩子缝制衣服鞋子。孩子长大后，经协商父亲可以带走孩子。直到八十年代初、中期，普兰一带才陆续地实施婚姻法。此前只由传统观念、乡规民俗起制约作用。以往百姓们的婚姻虽无文字契约，一旦确定了关系，双方便都承担了相应的道义责任。男人只能去一家。如发现不忠实行为，女方家有权责以皮鞭或罚款。女人若有同样行为，也将受责罚。
　　除了同村分居者，也有与上面冈孜、下面谢尔瓦结亲的，最远的在二十多公里以外。生活的不便可以想见。就此我们询问过许多当事者和旁观者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利弊的看法。回答是众口一辞：有百弊而无一利——不利于夫妻感情，不利于培养孩子，父亲得不到孩子应有的尊重，女方生活负担过于繁重……总之家庭不家庭，夫妻不夫妻，将就了一辈子又一辈子。
　　老贡嘎说，节庆期间的传统歌舞，本来该夫妻对跳的成了兄妹对跳；跳到后半夜散场了，想起应该到冈孜、到谢尔瓦看老婆，醉醺醺地赶夜路，醉倒在雪地上一觉到天明……
　　欧珠除了养育自己的子女，还额外培养了妻妹的一双子女。欧珠说，他们当父亲的倒轻松，女方家可就困难了。这不，孩子长大了要跟父亲走，还要分去自家一份财产……欧珠的妹夫尼玛则有苦难言，他也没感到自己这辈子因此就轻松了。
　　巴桑从尼泊尔回国定居时带回了媳妇次桑珠，政府拨给他三千元钱盖房子。现在他们有了二男二女四个孩子，住宅像一座小庄园。他和两个弟弟一起合买了一台东风车，由弟弟开车。这两个弟弟都是婚后分居者，其中一个弟媳在冈孜。兄弟家庭形式的不同使实际生活状况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