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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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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插队的时候，因为体检老是不合格，当地一些关心我的人总是劝我办病退，但是那时候不但我下乡了，父母也被下放到别的农村去了，我退都没有地方退。如果当时家在城里，也许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没有“文革”，我的人生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按照我的情况，如果没有“文革”，大概会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下来。如果一直读下来，也不可能形成我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这种感悟。我下乡的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知青下乡的时间都很短，下乡时间长的绝大部分也都是在兵团，在由知青组成的小社会里面生活，并不是真正地和农民在一起。一般来说，插队的时间都很短，在兵团里的知青号称是农业工人，算是就业的，八小时工作制，也比较有保障，让我们那些插队的知青很羡慕。但是到了后来真正吃亏的却是那部分人，因为算是已经就业了的，所以招工招干的机会很少，一待就是九年十年。像我这样在农村一下子就待了九年的插队知青也很少。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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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一下子待九年绝对不是我的愿望，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在农村的时候跟当地的农民关系都不错，老乡们都认为我是不错的人，但是他们认为我不太适合在农村干活。道理挺简单，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看东西没有立体感。在山里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摔跤。他们一有招工的指标就给我，也是因为体检的原因一直没有弄成。有一次我都被招走了，但是又因为体检不合格被退了回去。在走之前，我已经是插队的那个地方知青积代会的代表，因为被招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去参加。我回到县城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开积代会，知青们听说了这个消息，都感到很愤怒，还跑到县委书记那里去请愿，质问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后来还是我息事宁人，说：“既然他们不愿要我，我也懒得去。”不过我也觉得很气愤，我虽然也很想当工人，（但）人都是有自尊的，我也不愿求着他们要我。
我在农村期间，应该说表现一直不错，那个时候很多表现不错的人成了积极分子，后来那些积极分子虽然也一直在农村，但是他们在农村的身份已经变得比较特殊，成了所谓的“知青官”。我虽然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一直被认为没有什么政治发展前途，既不喜欢领导别人，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组织能力。所以一直在生产队里，基本什么官也没有当过。在生产队，差不多所有的技术活我都干过。我曾经干过三年的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今天人们讲的所谓“赤脚医生”。最近几年有一种关于合作医疗的神话，由于有那样的经历，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我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知道当时的合作医疗是怎么回事。我还曾经安装过我们那里第一座小水电。当时的情况是，无论是招工还是招生，乃至任何一种有实际利益的情况，实际上既不是按照业绩标准，也不是按照政治标准，而是按照权力标准。拿卫生员的例子来说，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是我当的，后来生产队的卫生员有了一些补贴之后，人家很快就不要我了，而是换了一个跟生产队长有亲戚关系的人。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也有过几次招干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对于文艺写作很感兴趣，写了一些当时的演唱材料。当时中国的文艺现在看起来很滑稽，主要是演给上面的人看，各级文工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每年一两次的地区调演、省调演，以便在调演中被领导赏识，某些节目可以评奖。那时候县文化局都有专业创作组，但是专业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有局限性，就找了一些基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我当时就做过几次。后来县文化局打算留下我，但是后来也是因为招干指标的问题没有留下，指标总是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关系。在那段时间里，我有了一个类似于人类学调查的机会。当时我们搞了很多采风，搜集了很多民歌，包括壮剧、壮族的山歌等等，都是反四旧之后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县文化局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他们对于地方文艺比较了解。我们采集的东西在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过因为怀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搞得都很认真。由于我们那些人在下乡之前接受的东西都是一些正统的居多，所以回过头来想，在当地的农民看来，我们这些人大概都有些假正经。农民在一起扯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我们总是不感兴趣；农民唱“酸曲黄歌”，我们总是不搭腔。只有在农民谈什么歌颂共产党的，我们才有一些共鸣，但是这种东西只是在报纸上有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虽然当地的农民普遍都认为我们是不错的人，但是要说很知心，确实谈不上。跟农民比起来，我们缺少一些芸芸众生的味道。真正的张家长李家短他们也不会对我们讲，就是跟我们讲，我们也是兴味索然，我们当时感兴趣的都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这样的集体事物。 。 想看书来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3）
我插队所在的那个县城很小，只有两千多人。所以机构也比较简单，文化馆、文工团、文化局、图书馆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人。图书馆也就是文化局的人管着，“文革”期间所有的书都是不开放的，也没有人来借书，所以也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只要你认识里面的人就可以跑进去乱翻。我当时整天都到图书馆去翻书，其中包括可以公开借的书以及不能公开借的所谓“灰皮书”。但是最后我并没有能在文化馆留下来，还是回到了农村。
我在农村的最后几年，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虽然我一直没有成为很大的标兵，最多只是县里的积极分子，但是我做积极分子的资格是最老的。其他的积极分子很快都招工走了，去做公社书记，脱离了知青的身份。到了后期，早期树的标兵都走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在农村坚持最久的人。那时候，我所在的县、所在的自治区也开始在县里搞点，做宣传的时候，总是拿我做例子。当时的自治区执行办主任，是个非常不错的人，不是那种为了政治目的拿人作牺牲的人，私下里他总是对我说：“你这样的身体并不适合在农村，你应该找个工作，我们也会跟县里打招呼的。”果然他就跟县知青办打了招呼，县知青办还把我借调过去了三两个月，以农代干。不过后来大概县里有人看中了这个指标，我的事情也没有弄成。要是当时弄成的话，我也许就是县里的一个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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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在我们县里是文科第一名，但是仍然没有被录取。或许当时我报考的志愿都太高了，虽然在县里是第一名，但是跟其他地区的考生比起来还有一些差距。另外我体检的劣势也非常明显。1977年的高考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第一次录取时并没有完全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而是还有点像“文革”中的政审标准，有很多成绩很好的人，就是因为政审原因没能上大学。后来邓小平决心扭转这个局面，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要求进行第二次补录，给那些成绩很高但是政审没有通过的人们一次机会。不过第二次补录有一个特点，就是学校都不是太好。我当时也收到了一份补录的通知，但是那个学校太差，我就没有去。1977年，研究生和本科生是同时招的。那时我已经报考了兰大的研究生，当时文化局又把我调了回去，或许是当年没有把我留成，文化局对我怀有一份内疚，毕竟，我也给他们作出了贡献。我觉得要全力以赴地准备考研究生，就跟文化局的人把实际情况说了，我没有拒绝他们，但是希望假如我考不上能再到文化局去，他们也同意了。
考研究生当时在县里说起来是个稀奇事，总共才有十几个人报考，不是“文革”以前上过大学的，就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概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后来考上的也只有我一个。在这之前，我跟赵先生通过信，给他寄过一些文章。赵先生很热心，为我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不是赵先生那么坚持，也许我就不会被录取。当时考研究生需要复试，从广西到兰州，要一笔路费，县教育局补助了我一笔钱，让我能够跑到兰州复试。也是因为赵先生特别热情，我到了学校之后一度变得很被动。赵先生不断地在各种场合讲我考研究生的事情，我一进校门知名度就很高了，被认为是赵先生发现的一个人才。这让我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要是不努力就很对不起赵先生。 txt小说上传分享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4）
到了兰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走考据的路子。记得我在兰大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在历史系就被传言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爸妈代写的。因为那几篇文章在他们看来不像是同龄人写的文章，引证特别多，而我爸妈又都是学历史的，都在大学里工作。那时候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以发现稀见史料为快事。当时图书馆的管理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什么善本书、珍本奇本都可以借到。图书馆里的老馆员都是学问很大的老先生，跟学界联系也很多，他们在“文革”期间很少碰到去看书的人，现在看到有人去借书，都非常热情，非常愿意给借书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不像现在的图书管理员，你去借书的时候总是冷冰冰的样子，希望你不来最好。我读研究生那几年，研究生比较少，我们可以到处跑外地去查资料，路费、复印费都可以报销。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小旅馆，就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泡上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资料，拿了导师给当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介绍信，顾先生当时正在生病，我没有见到他。我把导师的信给了馆里的工作人员，那里的善本部主任也是一位老先生，非常热情，给我办了他们食堂的饭票。甚至在八小时之外，他们把我锁在善本部里面让我任意看书。那时的善本目录也都是开放的，整理得非常好。由于经常泡各大图书馆的善本部，我跟善本部的老先生们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也出过事情。有一次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做笔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滴墨水滴到了书上，结果引得当时北图善本部一位老先生大发雷霆。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喜欢就一个问题钻研得比较深，赵先生曾经说我：“你用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怕你的格局不够大。”意思是说我眼界太狭窄，有点钻牛角尖的味道。赵先生觉得我们从“文革”中插过队的这一代人不管搞什么专业，对于社会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们的经历跟社会变迁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我跟赵先生所学的专业——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本身也跟社会紧密关联。历史很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再加上我本人又在农村呆过九年，所以我觉得自己能够比纯粹搞历史的人更了解历史，因为我对现实的一些理解有利于我去理解历史上的一些现象。那个时候，我只是搞专业，没有写过任何关于现实的文章，虽然一直保持着这种关注。只不过当时我们觉得不需要我们去写什么文章，当时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非常乐观，我和我身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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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了陕师大去工作，1988年就评上了副教授，在我们学校算是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如果一直就这样，我的人生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
后来，我来到了北京中农信工作。中农信是个很庞大的公司，但是当时中国的大公司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都会受到政治斗争格局的影响。我到了中农信的时候，公司已经到了垮台的边缘，朱镕基已经打算拿它来开刀了。中农信的领导换了几届，一直都和上层的各种矛盾有各种牵连。 1994年，朱镕基要整顿非银行金融机构，当时中国所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有问题。我到中农信的时候，就感到气氛不太对，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农信的领导也没有心思去管这些问题。我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我离开之后不到三四个月，中农信就被取消了。这时候，我已经在清华教书了。在中农信那一段时间，我搞得完全是现实的农民问题，也做了一些调查。到了清华之后，先是在文学院教一些课，同时也负责清华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这样，在1995年到1997年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学生搞社会实践，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曾经通过清华团委，把学生家长的通信地址都调出来，然后跟两千多名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带回去，让家长填。当然，因为没有经过专门训练，有效问卷也不是很多，不过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材料。清华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非学术的名誉，所以清华的特长生历来都招得很多。当时中国也在搞六单位的学生社会实践比赛，清华领导也很在乎拿名次。既然是比赛，当然就得有项目。我负责组织了几次，也都在比赛中拿了名次，有一次是第一，有一次是和别的学校并列第二。参加比赛的调查就不只是发出问卷那么简单了，而是要经过一些培训，让学生们入村调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农村的实证材料。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5）
2000年，社会上有一种“小反右”的气氛，北大的钱理群、刘军宁都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清华就把我列了进去。校方未经我的同意，把我的聘任合同取消了，三年的聘任合同砍了一年，这样合同到2000年7月就到期了。这个动作是在三月底做出来的，我想大概他们是觉得上面要搞“小反右”了，就想把我的饭碗砸掉，但是又想找个借口，开除毕竟太明目张胆了。不过到了七月份，事情好像有了变化，那些喜欢“揣摩上意”的人们大概是会错意了，上面并没有打算搞一场什么“小反右”的运动。所以从2000年到现在，我和清华一直没有续聘，虽然我一直在清华上课，也领他们的工资，不过我已经不算是清华的人了。去年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学校领导也换了一届，校方找到我，要和我签一个聘任合同。我问他们：“签聘任合同应该从哪一年算起啊？从2000年算起？那从2000年到现在算什么？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去签那个合同。我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
虽然当时那些“揣摩上意”的人们没有把我的饭碗端掉，但是从2000年10月开始，就把我的岗位津贴扣掉了百分之六十，我成了当时清华岗位津贴最少的教授，我去问，也没有给出个合理的理由。2003年，我去哈佛之前，没有任何理由，我的岗位津贴又给恢复了。我又去追问：“你们扣除津贴没有理由，现在恢复也没有理由，那么你们扣除的那两年津贴应该赔我吧？”不过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侧记：
如果按照学术界流行的“左、中、右”分类方法，秦晖是个不好界定的人，因为他既不左，也不右，也不搞折衷主义，对于“左、右”他都曾经做出过批评。这也比较符合他的一贯思路——胡博士留下的名言：“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秦晖有个口头禅可以作为佐证——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基于这一点，秦晖的文章甚少高调，多是针对问题。“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这可以说是秦晖的态度，也是秦晖的学术视角。不过在我坐在他面前的两个小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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