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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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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人觉得太聪明了。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特别聪明的人，太聪明了，就不好做朋友了。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1）
倪匡
倪匡，原名倪聪，字亦明，祖籍浙江宁波市镇海县，生于上海市，1957年逃亡到香港。他是华人科幻小说界里的知名作家，被喻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著名作品包括《卫斯理系列》 、《原振侠系列》等。倪匡写作题材广泛，包括小说（武侠、推理、科幻、奇幻）、散文、杂文、专栏、政论、电影剧本等等；下笔如飞，倚马可待，被称为“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他曾与黄沾和蔡澜合作主持亚洲电视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
口述：倪匡
1
解放之初，地方上很需要稍微识一点字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干部”去从事文书工作，到处都在招人。在我之前是所谓南下干部，在上海招了一批中学生，随解放军南下，那批人最后有些级别很高。华东人民革大是第二批，大概是六七千人，要先在华东人民革大集中受训三个月，政治部主任舒同是当时的校长。我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到了华东人民革大。 1951年，我不到16岁，在读高中。有一次逃课在马路上乱晃，走过外白渡桥的时候，刚好有一阵风吹来，把墙上布告的一角吹了起来，遮住了另外一角，看不到布告的内容了。如果没有风吹着，我根本不会看那个布告，可是风偏偏把布告吹了起来，我偏偏又有好奇心，就走上去把布告揭开来看。一看，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招生，最后一天，招生处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我反正也没事，就走过去看看，结果就报了名。当时要求报名的人要年满17岁，可是也没有人管你，他们问我念到哪里，我说初中毕业，他们说好，那你来吧。就这样，我被送到苏州去受训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就分配工作了。
革大的学员一共六千多人，我那一拨有两千多人，我们每天都是思想训练、自我检讨、挖掘历史问题等等。当时我是积极分子，因为年纪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就拼命去挖掘人家。挖掘的办法就是开会互相检讨、自我坦白。再就是威吓，比如告诉被揭发对象：你的情况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还不赶快坦白？这样的手段很奏效，很多人把自己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的经历都坦白出来了。
我还没有毕业，就去参加了抓反革命。当时我们是跟着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门而已。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在苏州就抓了三万多人。那时苏州也不过五十万人，所以我们很迷惑：怎么那么多的反革命？后来了解到，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先是在上海展开，很多人从上海跑到了苏州。这是发生在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后来枪毙反革命，我们跑去看，小孩子第一次看到那种场面，回来吃不下饭。不过后来看多了，也就习惯了。
接下来就是土改斗地主，斗争地主的时候，他们说我同情地主。因为当时让我写一个布告，公示判处死刑，写判处死刑理由的时候我问写什么，领导告诉我写地主。我说地主不构成死刑理由。领导说：“让你写你就写，罗嗦什么！”后来我写的第一个关于卫斯理的小说，就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
2
在革大受训完之后，我被编入公安部队，但第一个工作是治理淮河。我很纳闷，公安部跟治理淮河有什么关系呢？到了地方才知道，有好几万个劳改犯在那里，我们是公安部劳改局第十局，被派去管理那些犯人。那个工程叫做“双沟引河工程”，我喝酒就是在双沟那个地方学会的，因为那里出很好的高粱酒。有些老干部喝酒如喝水，每次和他们喝酒都要喝醉，慢慢的酒量也就锻炼出来了。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2）
因为淮河年年发水灾，所以苏联专家建议挖一条河，把淮河的水疏导到洪泽湖里去。我去的时候是夏天，不是汛期，河面不是很宽，我们游水可以游到对面去。河岸旁边有大量的土地，很肥，很平坦。我当时很奇怪：当地人怎么这么懒，这么好的土地怎么不种东西呢？当地的老乡告诉我，不到几个月，汛期来的时候，水会把岸边的土地淹掉，所以不能种东西。苏联的专家到了那里一看，说：“你们中国人真笨，离这几十里就是洪泽湖，把水引到洪泽湖不就行了？”中国的水利专家告诉他：“淮河水涨的时候，洪泽湖的水也涨。”苏联专家不相信：“内陆湖怎么会涨水？”于是开始挖河，27公里长，最深的时候30多公尺深，4万个劳改犯人，3万个民工，当时要求在汛期到来之前一定要把河挖通，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壮大的场面。河是挖通了，但是淮河水涨的时候，洪泽湖水也涨，河道堵塞。苏联专家拍拍屁股，走了。后来才知道，那个所谓的苏联专家，不过是一个苏联水利专科学校的学生，来中国实习。那时对苏联专家的待遇别提多好，我们吃高粱棒子面，他们吃面包，烤得不香还要发脾气骂人。我们都看不惯他们的这种做派。我们喝酒的时候，他们闻到酒香就跑过来，但是我们就不给他们喝，他们找不到酒急得哇哇叫，把花露水拿来喝。
挖河的时候，我受了批评。挖河挖到十几公尺深的时候，泥土的颜色都变了，绿色的、黄色的，漂亮得不得了！但是挖到那么深的时候，泥土就很硬了，要打钎，打一个个的洞，灌水进去，过一个晚上，等裂缝松了，把泥土一大块一大块地撬出来。结果挖出了很多化石来，化石是完整的，那么粗那么长，不知道是什么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我说这不得了，马上停工，这也许是史前动物呢。要报上去让专家来鉴定。从下报到上，通报到最高指挥部，结果我得了一个“阻延工程进展，散布不利谣言”的罪名，不过因为工程紧张，都没有顾上处理我。那些化石被挖出来一车车倒掉，我只好自己收集，拣最好的收集，收集了三十公斤的化石，放到自己的行李里面。工程还没有结束，我争取了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机会，辛辛苦苦地把那批化石带到虎丘路那个博物馆，打算捐给博物馆。结果那里的副馆长连头都不回：“什么东西？也拿到我面前来看。”我把化石拿过去，“这种东西，我们这里有的是，走走走！”不容我解释，那个副馆长就把我轰了出来。但是直到现在，我走了那么多的博物馆，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的化石，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那些化石的价值。那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化石的历史肯定要比陈胜吴广起义的历史要长。
后来我把化石拿到中药铺，结果中药铺的好喜欢：没见过那么好的龙骨！结果我就把那些化石当作龙骨卖掉了，卖了70多万人民币（旧币）。当时我的工资也不过一个月三十多万人民币。把河挖好之后，我又被调到另外一个工地，也是在皖北。后来又被调到苏北去。
3
在内蒙古，因为大雪阻路，煤运不进去，天寒地冻，很多人都冻死了。我拆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桥当柴火，我想河水已经冻到底了，要化冻至少也要到六月，那时我砍一些树再搭好就是了。我以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结果被冠上了“破坏交通”的罪名，“破坏交通”是现行反革命，很大的罪。我被关在一间周围没有人烟的小房子里，门也是透风的，里面只有一个炕。每天晚上，狼就围着小房子，哇哇地叫，狼叫声真是可怕。这小房子以前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垒了炉灶，当然没有煤，要自己收集干草，不然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是要被冻死的。他们每两个星期给我送一次吃的，第一次给我送来了一块很大的“花岗石”，我问：“这是什么？”送东西的人答：“豆腐。”豆腐要拿斧头砍着吃，幸好我那时候年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3）
我是骑马离开我所在的单位的，当时我的单位要组织一个法庭审判我，所以我要逃走。一个朋友给我偷了一匹马，朋友告诉我：骑着马一直往北走。我说，往北不是蒙古游牧部落吗？朋友说：就是要去游牧部落呀，他们一定会收留你的。到了那里，你学蒙古话，过两年，改个蒙古名字，你就变成蒙古人了，娶个蒙古姑娘更好。那时候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出来，不会再有人管你。我就骑着马一直往北走，当时是五月中旬，抬起头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北斗星。从九点钟走到十一点钟，忽然天阴了，下了一场大雪，东南西北再也无法分辨，只好随着马乱走。大概走了几十里路，天快亮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小火车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我也不知道火车是朝南还是朝北，就上去了。没有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就好。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小火车站是什么地方。
上了火车，没有地方可去。一想，大哥在鞍山，不如到鞍山好了。到了鞍山，大哥问我带没带档案，我说没有，都被我烧掉了。当时我想我一个人没有地方生活了，档案还有什么用呢，一大包档案就被我放到火炉里烧掉了。原先我还真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记录：什么地主思想啦，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永不改变啦，什么目无组织啦。真是吓死人！大哥又问我有没有介绍信，我说介绍信还不好说，我自己写一个就好了。就这样，报了一个临时户口，我在鞍钢作了两个月的小工。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低，有四十多块人民币。那时候旧币已经改成新币，是第一套新人民币。
身边有了一点钱，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想到上海看看再说。因为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在那时就已经想到了最终目的是要到香港来。1957年6月，我到了上海，那里鸣放正是最火热的时候，也是环境宽松的时候。 7月份，反右就开始了。当时上海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各地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有办法把你们带到香港去，相信我的就参加，费用只能用港币支付。”那时候哪有港币呀，就有人问他到香港之后再给行不行，也不知道他怎么判断的，反正有的行，有的不行。我属于可以的那一类，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在北火车站集合。
上了火车，一路到了广东，到广东之后，又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临海的小地方。那人把我们七八个人弄上一艘很窄的运菜的船，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七八个人是怎么挤进去的。我们白天上船，到了天黑的时候才把大家放出来透透气，远远地看到海面上有灯光，又马上挤进去。再下船的时候，已经到了香港。
带我们到香港的那个人跟我讲：你不会讲广东话，独自不要开口，一句话都不要讲。他给了我一包黑猫牌香烟，告诉我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拿烟假装抽烟，别人看到我抽黑猫香烟就不会怀疑。然后他问我我家在哪里，他把我送过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起躲在楼底下避雨，等雨小一点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吓了一大跳。从上海到香港，只收了一百五十元港币，还帮我拿了香港的身份证。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百五十港币。
4
到家之后，家中地方很小，妈妈马上带我去买了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睡觉，白天收拾起来。然后我就到处去找工作，做过很多杂工，最累的就是风镐，当时香港普遍的工资是一天三块钱港币，但是风镐可以达到一个小时两块钱。我身体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时间再长了就吃不消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4）
当时从各地来香港的年轻人非常多，我们当时联系到的就过千了，这种联络一直维持了二十年之久，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台湾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著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大家各自忙，也就很少联系了。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他们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就发表出来了。前年我回来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个小说找了出来。我自己看看：哇，这样规规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写得出来。当时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的，让我继续写。我这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做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从没有被人家退过稿。1959年，《文汇报》上面讨论一个小说，因为《文汇报》是一个左派报纸，他们拼命批评一个小说，我就为那个小说打抱不平，结果我的文章也被登了出来，我连稿费就不敢去拿。
写到后来，我经常给有家叫《真报》的报馆写稿，《真报》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都没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维持生活了。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五十五块钱。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高利贷很厉害的，借一百块钱，每天要还五块钱还一个月；还有一种是九赊十三归，就是你借一百块钱，他们只给你九十块钱，但是到了月底还账的时候要还一百三十块。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见了我就跟我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他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叫司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5）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写两千字！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十块钱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块钱的稿费，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块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量着怎么办。我老婆要把它存起来，可是我却想把它花掉。当时在香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去饭店，五块钱可以要三个菜一个汤，白饭可以随便吃；去看电影，一张票一块半，我们两个人只要三块钱。一般人一个月如果拿到四五百的话，就是很高的工资了。那是在1960年，金庸的报纸是1959年创刊的。
《真报》是一个极右派的报纸，极端反共，《明报》则表示中立。有一次金庸在《明报》上说《真报》“只顾反共，不顾事实”。我写文章和金庸论战，说“我们既顾事实，又顾反共。”那时候《明报》创刊已经接近两周年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样和金庸对着干，小心他不让你写稿呀。”我想那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大把的报纸让我写稿。《明报》两周年的时候，我去参加，查太太在宴会上大声问：“倪匡来了没有？他这样骂我们，还敢来吗？”我笑嘻嘻地说：“早就来了，就在你后面。”查太太大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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