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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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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个叫乔治高的著名老翻译家，很了不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第一个翻译的。有一段时间他住在美国，他在香港看到我的那本《一滴泪》之后，突然给我电话，要来看我，跟我见面。等他来看我的时候，他拄着拐杖，让儿子搀扶着，先前我不知道他那么大年纪，早知道他是年纪这样大的一个老人家，我应该去看他。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后来我拿了几篇旧文给他看，其中就包括刚才说的那篇《孤琴》，随后老先生给我回信说：“几十年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散文，这是中国传统纯文学中最好的典范，英美几十年来都没有这种文章。”
4
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后，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世界文学》（原来的《译文》）又找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的时候，要求的时间很紧，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来，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我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一滴泪》给我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给我写信是破天荒头一遭，因为我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在的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我就在教堂外面溜达。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转出来，吓了我一跳。他指着一个墓碑，跟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跑过去一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看来，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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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带研究生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但还是零零散散地翻译了一些短篇和中短篇，其中包括托马斯、伊修伍德的作品。伊修伍德的作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翻译，只有卞先生他们翻译过。
1982年我到加州去访问，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伊修伍德也在附近住，我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让他开车带我去看伊修伍德。我带了我翻译的伊修伍德作品的复印件，他看了之后说：“你要给我签名啊！”伊修伍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战地行》，奥登写诗，伊修伍德写散文。
奥登我也见过。1945年我坐长途汽车旅行，途中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我想和他见面的愿望。他很快给我回了电报，问我什么时候到，他到火车站接我，奥登没有什么架子。
说到翻译，我实在不成气候。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我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我的文笔不如他们。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啊。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不过我最近还要翻译一部作品，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这是译林“剥削”我，因为这完全是义务的，没有稿费，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做义工的影响，在美国，很多人都这么做。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
侧记：
虽然和巫宁坤先生保持着电话、emeil等等联系，但是之前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一滴泪》曾经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总是在想，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老人，在谈起往事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疑问在我见到了巫宁坤之后，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尽量谈一些轻松的事情，一起会心地哈哈大笑。其实，我发现，即使谈过去的惨痛经历，巫先生也已经看淡了。比如他的《一滴泪》，多么惨痛的经历，但是却做到了哀而不伤。说到翻译，我实在是个外行，不敢多说，巫先生谦虚地说他不是翻译家，我也不知道该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还是否定。但是我看过巫先生的其他文字，绝对是一流的文字品质。从这一点上说，有些人只要翻译一篇文字，就能当得起翻译家之称，比如巫宁坤。
说起他的同学辈，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作出了让人仰视的成就，人文科学领域的有汪曾祺、穆旦，自然科学领域的当然就是李政道。但是巫宁坤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成就，就连他的名字，国内知道的人也极少。其中缘由，自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在巫先生“一事无成两鬓霜”的感慨中，有谁能了解无边岁月的沧桑啊！
陈之藩：半个民国人（1）
陈之藩
陈之藩，1925年生，河北省霸州市人，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剑桥哲学博士，英国电机工程学会院士。曾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等校。陈之藩的散文作品自成一格，有些被选入台湾中学教科书，影响深广。著作有《旅美小简》、《剑河倒影》、《思与花开》等等。
口述：陈之藩
1
幼时的事，大多忘记，唯有五年级上的第一节课，至今难忘。我那位老师，叫陈大眼。因为他的眼睛特别大，不生气眼睛也是圆睁的，我们都怕他。那天上课，陈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都站起来，给老师鞠躬。陈老师打开课本，很平和地说：“我们讲第一课，秋夜。”老师开始读课文：“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突然，老师把课本一下子扔出了窗外：“别人是放一个屁，鲁迅是放了一个屁，又放一个屁！”我们都吓呆了。后来，那位老师死得很惨。
2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组成，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蒋介石是南方人，他听不懂北方话，对北方人也就比较疏远，那时的当局对西北联大也不重视。所以西北联大没过多久就分开了，分成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我当时在西北工学院。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是北洋大学毕业的，陈立夫当时有个同班同学，叫李书田。而李书田是朱立文的外祖父，他是当时西北工学院的校长。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组成。
在西北工学院，因为当时的学校里没有女生，朱立文的妈妈非常红。当时我们经常拿她开玩笑，比如有人问我：“陈之藩你追谁呢？”“李书田的女儿！”我们当时还发展了学校外面卖元宵的和卖皮鞋的小贩的女儿，称之为“元宵小姐”和“皮鞋小姐”。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有自己的章程。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确实考得好，教师们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都商量怎么对付李书田，但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到了李书田的宿舍，叫：“李书田，你出来！”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3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北京出发，坐京浦路，到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大概走十天，过了几个地方，我现在都不记得了，然后坐火车过通关。过通关的时候，我们趴在火车里，黄河对岸的日本人拿着枪乱扫。那种火车，没有窗户，是用来运兽类的，其实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兽类，身边到处是鸡屎牛粪。过了通关，火车门打开，正好经过华山，真是漂亮。之后，就到了西安。我在那里住了大概一年多，抗战就胜利了。
抗战胜利之后，各校开始复校，我们就又开始沿着原路回来。当时陈立夫并没有任命李书田做北洋大学的校长，但是李书田因为战前是北洋大学的院长，就自己跑回来主持北洋大学，自封院长。陈立夫跟他说：战前是战前，战后要教育部任命的。但是他不管不顾，他跟陈立夫说：“你陈立夫跟我是一个班的，我考第一，你考第二十五。”陈立夫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 想看书来
陈之藩：半个民国人（2）
他当时宣称：平均分80分以上的才是我的学生，80分以下的我不要。当时，我有的科目可以拿到满分，但是有的科目，比如经济学，只能拿到60分，平均起来，分。我就给李书田写信，说明了情况。我说，李院长，重要的科目我都是100分，但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科目要慢慢学的。更何况，，四舍五入，也是80分。李书田给了我回复，收了我这个学生。
4
1947年，胡适在广播里讲《眼前文化的动向》，之前我就听他讲了两三次，给他写了信，他回复了。那时候，蒋介石让他当总统，虽然是虚情假意，但是也不容易。我穿着一个短裤，到东厂胡同一号，见到了胡适。就像吴稚晖见到了孙中山一样，别人问他：“你干吗那样敬佩孙中山？”吴稚晖说：“我就是觉得他伟大。”虽然我对胡先生的有些意见并不同意，但我对他也是这样的感觉。
见这样的大人物，我并不觉得紧张，这是胡先生的高明。他客气地和我握手，请我坐下。不过，胡先生很忙，我进去不到五分钟，贺麟先生去找他了，我只好出来。
1953年，胡适到台湾去，发现我也在台湾。他见到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从哪里回来？”胡适说：“从美国。”我说：“从台北到高雄我都买不起车票，怎么去美国？”因为当时留美是一种风尚，所以他想当然地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
胡适从美国回来，要有一个秘书来为他打理日常的工作、给他安排日程。当时那个秘书是杨日旭，杨日旭是当时台湾教育厅的厅长陈雪屏为胡适派的。当时我在编译馆做事，忽然有一天，杨日旭和编译馆的一拨人一起找到我，问我可不可以到陈雪屏家里吃饭。这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阔人找我吃饭啊。杨日旭给我解释：陈雪屏想办一个学生杂志，科学的栏目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主持，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就找到了我，所以请我吃饭。就这样，我去了陈雪屏家里。在陈雪屏家里，我见到了余英时未来的太太。当时，余英时的太太还是个上中学的小孩，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跑来跑去的。
那天吃的是湖南菜，大家彼此推让，给彼此夹菜。我爱开玩笑，说：“如果筷子再长一点，给对面的人夹菜正合适。”大家哈哈大笑。
吃完饭，杂志就开张了，陈雪屏出的钱。就这样我认识了杨日旭，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胡适从美国到了台湾，还是被一帮老人们包围着。我听说胡适到了台湾，就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胡适应该接触新的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向杨日旭打听我。杨日旭说，那是我朋友呀。就这样我又和胡先生见面了，这时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五六年。
1955年，我到了美国，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胡适也在美国。我到了美国，直接去找胡适。那时是清早，我给胡先生打电话，他刚起床，家里只有茶叶蛋，我就在他家吃了一个茶叶蛋。两年半之后的暑假，我经常去看他。忽然，宾夕法尼亚大学给了我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一个月能挣一千块。虽然只有九个月，但是已经非常好了。那时候，梅贻琦自己支取庚款的薪水，一个月才只两百块钱。因为我的前任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所以这份工作给的薪水非常高。
陈之藩：半个民国人（3）
那时候，我几乎天天去见胡适。有时他找我而我不在，他就把电话打到我的房东太太那里，房东太太跟我说：“你这个朋友，真是nice。”我问她：“为什么nice？”房东太太说，他的英文比你好得多。我说那当然，他在这里当大使。那时我们会在一起聊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散文家和政论。胡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他怕我买不起，介绍完了之后就买一些相关的书送给我。
5
我在北洋大学读到二年级的那个暑假，忽然想学哲学了，就考了清华的哲学系。考上了，我到了清华，去见了金岳霖。我跟他说：“时局如此，我很悲观，想学哲学。”
金岳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沈从文这个人简直妙极了！他是因为听胡先生说到我，就给我写信，他给我写的信比我给他写的信还多。他还给我找事情做，介绍我到《益世报》工作。因为那时候李书田跟我说，北洋大学毕业要到台湾去并不是很容易。沈从文非常可爱，人也非常真。我的文章也许不如他，可是我的字比他写得好。
开始写的信是什么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大概是谈他的小说，像《边城》之类的这些文章。后来，大概就是在见了胡适的第二天，我见到了沈从文。我和沈从文就见过这一面，但是我们通信很多，包括我到台湾之后。我记得他写过这样的内容，他在信里说：你到台湾很对，现在我们这里到处是血与火。
我在台湾编译馆的时候，梁实秋是人文组的组长，李书田是自然组的组长。自然组有一兵一将，将是李书田，兵就是我。人文组也是一兵一将。后来梁实秋当了编译馆的馆长，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那时候，我几乎天天到他家里去聊天，晚上就在他们家吃晚饭。梁先生从前的太太，也在编译馆。因为梁先生的儿子梁文骐留在了内地，梁师母就把我当成了儿子，所以每次我在他家里吃饭，梁师母就很高兴，可她总是会问我：“你给你妈写信了没有？”那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母亲在北京，我哪里敢往回写信啊。梁家的小妹对我虽然也不错，但毕竟是小孩子，看到自己的妈妈拿我当儿子，她也很高兴。
梁先生对我很好，客观地说，梁先生有些商人气，可能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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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比我小，我佩服他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的旧体诗写得真好。因为他没有见过胡适，而我见过胡适，他就觉得只要是陈之藩说的，那就很可靠。不过，胡先生在日记中骂过余英时，胡先生很少那样骂过人。我想大概是余英时刚到美国的时候才太露了，年轻气盛，让胡先生动了怒。余先生当然看到了这些内容，但他很大度，从来不计较这个。
余英时要是想让自己的东西传下去，就应该写得经济一些。不要动不动就长篇大论、著作等身，那么长的文章，谁看？
唐德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也会做旧诗，但是没有余英时写得那么好，那么工整。他写的打油诗，也押韵。其他的人，无非就是凑够了七个字一句，有那么点意思而已，算不上旧诗。
有一次我去美国，一个已经定居美国的出版过我的书的出版家请我吃饭，当时一起吃饭的有吴健雄、袁家骝夫妇，还有唐德刚。
我和杨振宁的关系时好时坏，现在可能是在低谷中。他和童元方的通信大概可以编一本书了，他们很聊得来。对于老师，中国和西方很不一样。中国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外国则是考完试之后就平起平坐。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虽然他们系统的教育都是在国外接受的，但是他们对于吴大猷都还保持着中国人的尊师传统。这是两种价值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娶媳妇，在中国是男方出彩礼，在美国，则是女方出彩礼。结果有的人儿子结婚就在美国，女儿结婚就在中国，反正都不吃亏。这种人不是说不好，但是让人觉得太聪明了。杨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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