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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文化名人自述:穿越美与不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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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但是在自由和民族之间做出选择是困难的，经历了抗战的那一代人对于民族看得很重，中国这两个字在他们的心里是神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台湾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还是中国的地方，还有中华两个字的国号，虽然在蒋家统治下也没有多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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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之后在本校第一次办的文科研究所读的硕士，然后又到美国去读书。这就是我大概的求学生涯，其中最重要的时期就是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些从国内撤到台湾去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人数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可以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其他的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同时兼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我后来出国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她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这让我跟别的同行比起来在专精程度上感到很惭愧，要说终身做的比较集中的一件事，那就是上古史。 。 想看书来
许倬云：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2）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我在台大的时候，跟李济先生学的考古学，跟李宗侗玄伯先生读的是古代社会，跟董彦堂作宾先生学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不愿意出门的老先生，就让我们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车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的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跟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根本没有上下课的概念。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个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比如说年历学，教到后来他说他讲不来了，就找了一个朋友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
对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对于历史就比较感兴趣。到台大之后，我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但是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到了我，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考卷的内容不好意思说，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所以他对我有印象，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我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没有多久，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他老人家的样子，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的历史驳杂的很，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但不太专心。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了。
在芝加哥大学亦复如此，所以现在我都很难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我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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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到了史语所工作。其实在这之前的1953年我就进了史语所，但是因为台大开办了第一个研究所，我就撤回了史语所的工作，回学校读研究生了。我是台大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读到1957年。我到台大读研究生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读研究生有奖学金，奖学金比我在史语所做助理员的工资还要多50块钱，而且不用干什么活，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了。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太一样，内地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但在台湾是由一个由三到五个人组成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共同负责一个学生。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指导我的几个老师的治学思路、方法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自讲各自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当时我思考的不是事实，是思路。
许倬云：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3）
后来1962年我正式到史语所，一直待到1970年，中间还在我的母校教书，两份聘书，一份工资。后来在1964年又开始担任台大历史系的系主任，这时候开始管一些琐碎的杂务。当时台大的校长是钱思亮，他老人家因为我是本校的学生，所以总是给我指派做不同的事情，从来没有让我闲过。现在想起来，那几年忙得发昏。但是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能够从过去那种单纯的书斋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更大的视野。当时还有一个让我很忙的工作就是给中研院办“洋务”，人来客往，各种合作项目都是我在 “帮忙办”。当时中研院的院长是王雪艇先生，胡适之先生故去之后，王先生本来就是院士，又有行政经验，所以被选为院长。我跟王先生的关系，不单单是研究员和院长的关系，而且我辅助他做了很多国际学术上的交流活动。虽然这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但是也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王先生是个大学者，国际法的专家。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创办了武汉大学，一出手就是一流的大学。后来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做过外交部长。当时为了抗日，跟苏联建交，牺牲了外蒙，他的心情很复杂，但心里其实明白得很，他说：“外蒙按照国际法是否该隶属中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既然算是国家领土，要由我来割掉它我很难过。可是为了国家，与其别人担这个罪过不如由我担。”所以李敖谩骂他很不应该。到了台湾之后他做了蒋介石的秘书长，许多事他都会对蒋介石说：“不能这样做。”他给蒋介石写的一些报告，蒋介石不批准，撕了，他就捡起来用糨糊粘好，再送。很多人对王先生有误解，以为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在中研院期间还不断写文章跟国民党战斗，并且对抗他们对于文化的围剿，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和王先生的交往。中间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她本来是我的学生，她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们开始来往，后来很快就结婚了。这都是在那八年中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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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就是个很自负的学生，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很纵容他。我做系主任的时候，他正在读研究生，李敖很聪明，但是他不守规矩。对于这个，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我跟他的第一次严重的冲突是他在《文星》上写文章说老先生们不交“棒子”，其中涉及到我的老师们的一些事情完全出于他的编造。之后他跟《文星》的萧孟能老板还有余光中先生到我那里去，我就给他矫正，我跟他说：“我们学历史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基本的行规就是不许编造故事。”就这样我俩吵翻了。后来我很生气，跟他说：“你给我出去。”萧孟能就跟他走了。从那以后他就不断地攻击我，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回应过。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1970年我到匹兹堡大学本来是去做访问教授。后来因为台北的政治空气比较糟，一些前辈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回来，回来之后会有麻烦。”当时台大的哲学系已经被当局搞垮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历史系，但是我不回去他们又无从下手。就这样，我就呆在匹兹堡大学没有回去，历史系也得以保存了元气。我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大概是在1980年。
侧记：
能把严谨的学术著作写得好看的，非大学者不能为。因为只有大学者既能够钻进去，又能够跳出来，所以写出东西来才能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许倬云就是这样一位学者，他最近出版的《从历史看管理》就是极好的一个例子。
用许倬云自己的话说，他的日子“不好过”。因为身体上先天性的残障，不能去正常地去读书，十几岁的年纪，一个人到松林去独对一片晴天思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从那时起就学会了“耐住寂寞，往里想，不往外认”。但许倬云的幸运是从小家庭没有因此对他多加照顾或者加以冷落，后来进入中学之后也是如此，后来又为此结到众多“机缘”，得到诸多名师的指点。各种机缘组合在一起，终于造就了今天的许倬云。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障碍，有些人是身体上的障碍，有些人是心理障碍，有人是精神障碍，有些人则是道德障碍。除了个人生活上的不易，与看不见的障碍相比，看得见的障碍无疑显得无足轻重。许倬云身体上的障碍在平常人看来无疑是种不幸，但是对许倬云来说，不幸中的大幸是身体上的障碍没能束缚住他，反而成就了今天的许倬云。今天的许倬云，在学术上，在人生途中，没有任何障碍。这样说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我愿作如是想，算是对许倬云先生的祝福。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1）
巫宁坤
巫宁坤，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20年生于江苏扬州。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沈从文、卞之琳等人。1943年赴美担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的翻译，后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1年放弃博士学位回国任教。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2年“保外就医”。1979年回京。1991年定居美国。翻译作品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德莱塞短篇小说选》、《白求恩传》等，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一滴泪》）。
口述：巫宁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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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我就去当翻译了。这是我最早的翻译生涯，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用英文起草信件，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期的翻译。我在当时的翻译中是年龄最小的，但是后来却是最臭名昭著的，因为后来我做了王叔铭的翻译。王叔铭当时是和陈纳德直接联系的，陈纳德的办公室离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几米远。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一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但是我那时候很羡慕别人，已经有人在翻译契科夫的短篇小说了，还有汪曾祺的散文，他们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尤其是汪曾祺，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回去看。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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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正式搞翻译还是在回国之后，中间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又被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包括钱钟书先生。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我、他，还有佐良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
回国之后，我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了《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我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选。他是以长篇小说闻名的，可是我觉得德莱塞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出版的时候，平明出版社已经不存在了，就转到了新文艺出版社。之后我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1956年，英国有个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由老舍接待，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邀请了我。在那个会上，我碰到了朱海观，朱海观让我给他们翻译些东西，他当时在《译文》。后来他就给我寄来了《珍珠》。到了1957年，我已经开始受批判了，白天受批判，晚上回去就翻译《珍珠》。《珍珠》1958年2月份在《译文》上发表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右派了，但因为当时我在保密单位工作，那时候我在中央调查部下属的一个干校，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名字不会见报，外面的人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单行本，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2）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首先是《白求恩传》再版了，后来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调回北京。这时候，我忽然又成了宝贝，大家争着抢我。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谁敢抗啊。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我们没有本领留下你，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姆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所以我就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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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就是跟修改《白求恩传》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译的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到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得比较广，但是也实在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灿然确实对我的东西很感兴趣。我曾经用英文写过一篇散文，翻译过来叫《孤琴》。这篇文章被灿然看到了，并把它翻译过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后来《孤琴》被灿然的老师看到了，跟他说：“这篇文章是这几年翻译的最好的文章。”那时候我的文章除了在国外发表之外，一般都发表在国内的《英语世界》上，主编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总是能从我这里“榨”出文章来。
香港有个叫乔治高的著名老翻译家，很了不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他第一个翻译的。有一段时间他住在美国，他在香港看到我的那本《一滴泪》之后，突然给我电话，要来看我，跟我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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