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被遮蔽的邵洵美
　　曾有人称爸爸是文坛“孟尝君”，这样形容他也确实比较贴切。
　　爸爸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他并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但无论哪一方找到他，他都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当年“左联”的胡也频被捕后，与其同居的丁玲四处打听也无消息。沈从文找爸爸想办法。爸爸找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刘健群，要求保释胡也频，被刘拒绝，爸爸和他争执起来，刘健群知道爸爸和已做了国民高官的张道藩的交情，只好道出真相——原来胡也频早被枪杀。爸爸不相信，坚持要看照片，刘健群只好答应。爸爸后来把照片给沈从文看，由此，左联五战士被秘密枪杀的事情公之于众。后来，爸爸还送给丁玲1000块钱，让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
　　1933年2月，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上海。邀请方是上海笔会，但上海笔会没有什么经费，花销多由当时任会计的爸爸个人掏腰包。17日，萧伯纳在宋庆龄家午宴，因萧伯纳只吃素食，爸爸请了顿功德林素餐，席上除宋庆龄之外，还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但当时的报纸，既没爸爸照片，也只字未提此事。爸爸后来被捕，在狱中遇到“胡风分子”贾植芳，特地委托他日后如有机会，一定澄清此事：他当时花了46块钱请的客，而那时据说一席鱼翅宴不过12个银元＇1＇。
　　1935年，爸爸认识了项美丽。项美丽原是美国《纽约客》的记者，我们都叫她蜜姬。她和爸爸并不仅仅是lover的关系，在抗战期间，他们一起出版了中文版《自由谭》和英文版Candid　ment（《直言评论》）。《自由谭》创刊封面画是一个悲愤的农夫手托被日机炸死的孩子。那时毛泽东刚刚写完著名的《论持久战》，*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奉命立即翻译此文。杨刚经人介绍，住进了项美丽的家。
　　1995年，我在美国拜访了项美丽，她说，因为编辑《直言评论》，那时爸爸经常去她家，杨刚翻译中不时和爸爸字斟句酌，项美丽也过目，提一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爸爸也经常帮她润色。这篇《论持久战》由爸爸出版了单行本，他还亲自翻译了毛泽东写的序言。这个单行本印了500本，其中一部分发给在上海的外籍人士。那时，爸爸驾着项美丽的汽车，在霞飞路一带洋人寓所和虹桥路别墅门口停下，偷偷塞到信箱后立即开走。后来听说日伪特务要对爸爸动手，爸爸还特地买了支小手枪防身，我小时候还见到过那支小手枪。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五叔做了汉奸，爸爸深恶痛极，隐居在家，拒绝与他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爸爸回到上海，受聘办《自由西报》，爸爸请来许国璋等四名年轻的才子主持编辑工作，后来又请钱钟书来指导。那段时间，钱钟书几乎每天来到家里找爸爸商谈，他写的《围城》当时就很热销。《围城》里的“赵辛楣”在上海话里与“邵洵美”的发音很像，许多读者以为钱钟书是在影射爸爸，其实不然。
　　我是在弟弟的课本上看到鲁迅对爸爸的评语。后来我翻《鲁迅全集》，数篇文章都有对爸爸的讽刺之语。我不解鲁迅为什么对爸爸误会这么深。爸爸第一次见鲁迅，还是宴请萧伯纳那一次，那天正下雨，天很冷，爸爸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在等车，脸都冻得发青，爸爸就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后来爸爸说：“我跟鲁迅先生并没有个人恩怨。”一篇文章中说，爸爸与鲁迅交恶的原因在于“祸从口出”——说是在萧伯纳造访上海那次，徐志摩好奇问爸爸：“谁是鲁迅？”爸爸脱口而出：“那个蓄着胡子、满脸烟容的老头子。”鲁迅恰在附近听得清清楚楚，从此结成死结？？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徐志摩早在1931年便去世，怎么可能出现在1933年萧伯纳的招待会上？根本原因或许还在于鲁迅看不上“小资”的新月派吧。
　　1958年，爸爸以“特嫌”的罪名被捕，1962年4月被无罪释放。出狱后跟哥哥挤在一间陋室里，生活无着。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1968年5月，爸爸去世，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房租600多元，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块钱。因为没有路费。在南京的妈妈和我，以及小弟都没有回上海奔丧。
　　虽然爸爸的肉体已成灰烬，但他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不会磨灭。
　　（2006年3月20日）
　　　。。

人生长恨水长东（1）
——我的父亲张恨水
　　∷∷口述　　张　伍
　　“张恨水”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用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字的文字世界，用多种体裁，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时间内或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或干脆不予列入。
　　然而拂去历史尘埃，令人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个名字。他的作品在当年的畅销程度不可想象，他的小说被改编成戏曲和曲艺作品的也最多，从京剧、沪剧、河北梆子、黄梅戏，一直到评弹、京韵大鼓。到了《啼笑因缘》时，甚至连木偶戏都有了。
　　1937年的南京，张家又要增添一个小生命。因为上面都是男孩，张恨水特别希望这个小生命是个女儿，见又是个男孩，又正值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他说，也好，让他以后入伍打仗吧——这便是“张伍”名字的由来。受热爱京剧的父母影响，张伍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学习老生，后改为戏曲研究。虽已是七旬老人，但一开口，那字正腔圆、底气十足的“架势”便立即显露出当年功底。张伍说，从父亲为他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张恨水不是许多人想象的只会吟花弄月的旧式文人。
　　张恨水的“诞生”
　　父亲“张恨水”的名字，是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诸多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但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我的曾祖父张开甲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国兴起时，他还曾入湘军曾国藩部队。他的绝技是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父亲后来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一细节：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很多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曾祖父的绝技。
　　父亲原名心远，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潜山。据说他出生那天，正好曾祖父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曾祖父大喜，认为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岂不知造化弄人，父亲的一生既不富也不贵，手耕笔种，糊口而已。
　　父亲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过人，过目成诵，祖父本来计划让父亲东渡日本留学，但父亲更向往欧美。祖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学费，就让父亲等一段时间，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场急病猝然去世。父亲是家中长子，去世前，祖父把父亲叫到榻前问他：你能否上养老母，下养弟妹？父亲跪在病床前，郑重承诺下来。从此，家庭重担便压在父亲身上，一压就是大半生。
　　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在亲友介绍下，先到了上海，考进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就读。这期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收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刊载。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不知何故，一年、二年，一直等到十年后恽铁樵离开《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但这对父亲最终走向文学生涯，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很多兴趣和猜测，其实就来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

人生长恨水长东（2）
1913年，因时局不定，蒙藏垦殖学校解散，父亲再次失学。后被他的堂兄介绍到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和陈大悲主持的“文明进化团”，做一些文字宣传，也曾粉墨登场，上台演过戏。此后父亲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刘半农等许多新朋友。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极为有益。
　　1919年秋，父亲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心愿是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但先要解决谋生问题。有一天父亲一位同乡来访，随手带走了父亲闲时填的一阕《念奴娇》，而这个词又恰巧被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让他大为倾倒，由此两人结识＇1＇。1924年，成舍我要父亲在他创立的北京《世界晚报》中负责文艺副刊，父亲对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谓“呕心沥血”也不夸张。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颇受读者好评。
　　父亲那时同时兼几份工作，在《益世报》当编辑、《世界日报》上撰稿，每份稿费上他写着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为了克制自己不花钱。他对祖母极孝顺，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不管多忙，他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从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一刹那，父亲跳下人力车，不顾土路的肮脏，50多岁的人扑通一声就远远跪下来，笑声、哭声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此期间撰写的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连载小说，也是29岁的父亲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待着当日报纸，以先睹为快。如此景象长达5年之久。“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黄金时代
　　如果说《春明外史》让父亲在文学殿堂初露头角，《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报》连载，持续5年之久。这部小说再次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有人评价这部小说是“民国红楼梦”。由于写的是豪门，很多读者好奇地猜测，有人说写的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虽然父亲一再公开声明这只是部小说，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好事的“索隐派”。还有许多读者在看到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竟不禁为其一洒热泪，不少人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父亲创作的人物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1929年，父亲应全国最大的报纸——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之邀，开始创作《啼笑因缘》，再一次证明了父亲在小说上的创作力。这部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仅搬上银幕和荧屏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来，不断地被重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1932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摄此片，主演胡蝶等还到家里探望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了这部电影，明星公司还与大华电影社打了一场官司，黄金荣也牵涉其中，闹得满城风雨。倒是父亲置身事外，他也乐得不招惹是非。

人生长恨水长东（3）
“张恨水”在当时的文名已经很盛，《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在报上连载后，都使报纸一时销路激增，甚至连广告客户也指明要把广告刊登在小说连载的那个版面上，他也就先后成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新闻报》等报纸的“财神爷”。
　　父亲一个令人叫绝之处是，好几部小说，比如《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时在写。其实并不是他想这样，大多情况下都是碍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却之下答应下来的。我爱人刚到我们家时还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会弄乱吗？”对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时他同时在写7部小说，都是长篇，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父亲是这样写的：他先是按照每天连载需要的数字，先完成三天的《啼笑因缘》，留下最后一页纸，然后再埋头写三天的《金粉世家》；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写纸，他把稿子的最后一页留下，着手写哪一部小说时，他就“复习”留下的那页纸，知道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再接着写。《金粉世家》里有上百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他有一张人物表，写明主要人物的年龄、性格特点、人物关系等，这是他这么多部小说中唯一一个人物表。
　　《啼笑因缘》掀起了一阵狂潮，有捧的，有骂的，但不管是谁，他们对都父亲的文字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读者之多令人吃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妇孺百姓。张学良、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陈寅恪、章士钊等都是他的读者。数十载后，我还看到当年的读者保存的剪贴本，上面仔细粘贴着父亲当年发表的每一期连载，感动之余，又由衷地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春明外史》在北京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非常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父亲起初避而不见，但有一天张学良做了不速之客，竟自己找到父亲寓所。相见之下，父亲觉得这位少帅谈吐不凡，可做朋友。张学良原想请父亲出去做官，但父亲坚辞不就。抗战结束后，我们举家从重庆内迁，中途路过贵州息烽，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倒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也不会让我去的。”
　　1930年，父亲因故辞去了《世界日报》的工作，一心一意开始了他热爱的写作。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愉悦的时光。
　　这时期，父亲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之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他用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华”）。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真诚邀请下，齐白石、王梦白、李苦禅、刘半家等都前来任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白石、王梦白两人平时素不来往，如今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而使得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的一段佳话。
　　也许是父亲的“盛名”之故，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名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后来成为优秀艺术家的张仃、蓝马、凌子风等，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可惜这样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学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军的炮火而夭折。
　　国如用我何妨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人生长恨水长东（4）
父亲虽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北京的历史、文化，大量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父亲热爱北京，一直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35年北京出现了伪政权，不久有传闻说父亲因写抗日小说上了黑名单，父亲被迫于这年秋天黯然离开。他在诗中不无伤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离开北京后，父亲的老朋友张友鸾极力怂恿他到南京办报。父亲也很喜欢南京，用他的话说，“卖菜翁都有烟水气”。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积蓄拿出来，创办了《南京人报》。张友鸾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成为历史。1937年底，父亲把全家安顿到安徽潜山老家后，他自己提着一个柳条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父亲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之余感到无比愤慨。我的四叔张牧野虽是学美术出身，也是一热血青年，他向父亲建议干脆回家乡组织一支人马打游击抗日。43岁的父亲毫不犹豫同意了，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以自己的名义亲笔写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但被拒绝了。
　　1938年1月，父亲来到重庆，在此结识了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他们正计划将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因而力邀父亲加盟。父亲欣然接受，不久，张慧剑也参加进来，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三张大会师”。
　　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哥哥，冒着日机的轰炸，跋山涉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和父亲团聚。在重庆郊区的南温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