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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在这一年，清华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国学研究院”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后来他们被并称为“四大导师”，能和他们在一起，对29岁的父亲来说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而且国学院成立初期也只有他一个讲师，据说当时教授的月薪是400大洋，而父亲从弗利尔那里领取300大洋，为了与其他教授相等，他在清华只领100块大洋。
　　我后来看到一位老先生写他那时候的趣事：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出谁是谁。后来他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父亲能到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梁启超从1926年冬天起，曾多次跟李济商量，打算让他的二儿子、在美国学考古的梁思永回国跟他一道工作。梁思永回国后，应李济之邀参加了后来的史语所的工作，并从1931年第四次挖掘工作时开始进入殷墟。因为梁思永是考古组里受现代考古正规训练的第一人，他的加入使考古组的田野工作在方法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抗战期间，父亲把自己花了多年研究拟定的殷墟陶器总报告的细目最终完成时，第一个替他审查的就是已重病卧床的梁思永。很可惜的是，梁思永一直身体不好，50岁时便英年早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4）
黄金年代
　　1926年初春，父亲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先对晋南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3月22日到达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他们在西阴村偶然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场所，由此确定了以此作为第一次挖掘现场。10月到12月，父亲与袁复礼再一次来到山西，进行西阴村遗址发掘，采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蚕茧，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把这半只蚕茧放在试管里，另一半是棉花，用软木塞塞住放在办公室的笔筒里，我哪想到现在这半只蚕茧会这么金贵——它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里，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只是1995年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才展出过8天，以示纪念。
　　1928年10月，董作宾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试掘，这也是殷墟的第一次挖掘，但董先生的方式还是旧式挖宝物的方式。12月，父亲在开封与董作宾会面，确定了殷墟的下一步安排。他将会面情况写信报告给傅斯年与蔡元培，傅斯年可能觉得考古所就需要父亲这样的人，虽然父亲之前也没什么经验，但西阴村的报告出来，也引起轰动，所以从1929年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开始，父亲就开始接管了整个挖掘工作。
　　1929年初，父亲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父亲与傅斯年并不认识，也是经李四光、丁文江与杨杏佛等人推荐后，被傅斯年作为实现他的“东方学的正统”梦想的人才网罗进史语所的。陈寅恪与赵元任也被傅斯年从清华挖来，分别担任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1929年底，父亲领导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闻听消息后，他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父亲与董作宾的意见，他们商量后，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并在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这让父亲当时颇觉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不必为此事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
　　可能因为这一点吧，郭沫若对李济和董作宾都给予很高评价。1946年在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时，郭沫若与父亲见过一面，后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他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谈到这次会面，父亲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这使他非常感动，他写道，“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但遗憾的是，50年代开始后，以郭沫若为名誉领导人的大陆考古界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台湾考古人类学界的关系，一直陷于隔绝。到80年代重新开始沟通时，父亲与郭沫若都已经告别人世。
　　殷墟发掘之后，影响比较大。1931年在南京开了一个殷墟遗址发掘成绩展览会，父亲作了演讲。展览和演讲引起各界极大重视。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包括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参观，舆论为之轰动。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5）
1935年，殷墟发掘工作到了关键的第十一次发掘，要大规模开挖4座大墓、400余座小墓，梁思永做的预算需要2万？3万银元，比原预算多出5？10倍，如不补加，将前功尽弃。父亲增加预算的报告，呈交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丁审阅后未加任何条件，即予批准。这次为期95天的发掘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磬、玉器、石器等多件，父亲对丁文江一直心存感激。
　　早期的殷墟发掘一直是在与美国方面合作下进行的，后来傅斯年与美国人的关系并不融洽，1930年起，父亲与“史语所”终止了与弗利尔的合作。此后，中华教育基金会每年拨款继续支持发掘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这是父亲一生科研事业的黄金年代。
　　流亡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为父亲从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史语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便由傅斯年交与父亲负责。“史语所”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父亲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了上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父亲、董作宾、梁思永等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送走了尹达、祁延霈、王湘等人。他们大多数后来去了延安，所以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史语所”在这里安顿了两年。此间父亲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吴金鼎、曾昭（注：曾国藩的曾侄孙女，60年代自杀）、夏鼐等从英国返回昆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中博”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李庄6年，是抗战时期“史语所”和“中博”相对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父亲与所长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父亲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我的两个姐姐—鹤徵和凤徵，分别于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对父亲来说，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父母一生生育了4个孩子，大姐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我一个男孩子。父母后来把舅舅家的孩子过继来，取名“光周”，李光周后来也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父亲以专家身份被派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各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父亲5次寻找“北京人”头骨而未果，他以此为终生憾事。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6）
分离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父亲是这次的押运人。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父亲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虑是保护文物，他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有人劝他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但他不听。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对国共和谈抱有希望，想着躲避一段战火，等安定后再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
　　那时候我是上海同济大学三年级学生，因为身体不好休学一年。听说又要搬家，我很不情愿，因为那几年实在搬得太多了，但1948年12月30日，我还是跟着父母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很苦闷，因为那时同济大学给我一年的休学期，如果我不在1949年2月底回校报到，只能自动地再休一年，加之我身体已有好转，于是我想春节后再回上海读书。
　　那时候从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非常方便。1949年2月22日晚上，母亲与过继给我们家的弟弟，五六个人送我到基隆码头，父亲没有来。我后来回想，当时也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进行和谈，很多人还相信能和谈成功，我还想到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发现形势已经很严峻。1949年4月20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开始受到限制，父母很着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的部队已经在长江边上，很多人梦想的“划江而治”也破灭了。父母最后寄机票来，那时机票可以说比黄金还贵，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一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
　　那一年，我22岁。后来我到了北京，考进华北大学学习俄文，后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父亲大概没想到，他的儿子最后会从事*主义的研究。
　　父亲到台湾后，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它经过多位亲友辗转，几乎穿越半个地球才到我手里。信中提到，他在台大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极其用功的学生，他打算把这位高足送到自己当年留学过的哈佛深造。我后来知道父亲这位得意学生叫张光直。60年代，父亲托香港友人带给我的信，又一次提到张光直，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不想回台有些伤感。直到80年代我才与光直结识，他后来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但还一直念念不忘跟大陆考古界合作之事，多次抱病到现场考察。张光直近几年在大陆学界颇有影响，父亲如地下有知，也该欣慰吧。
　　从22岁离家，我与父母再没相见过。母亲是1975年去世的，那时候我在北大，美国给我寄了一个电报：母亲死了。父亲后来给我写信说：“你母亲临死前说，‘我要回家’？？”1979年8月1日，父亲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
　　1929年，父亲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予他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万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
　　从专业讲，到了台湾的父亲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台湾也无多少古可考。他后来都是通过从日本买到的殷墟图片继续研究，他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关于殷墟的。1977年，父亲写的《安阳》（Anyang）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这也算是对魂牵梦绕一生的殷墟有了一个交代。
　　（200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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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1）
∷∷口述　　吴敬瑜
　　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邓季惺”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作为曾经的一代著名报人，她的这一身份在今天或许远不及“吴敬琏的母亲”更具传播力。原本是执业律师的邓季惺，当年把本来只有10人不到的小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制度严整有序的股份公司，使《新民报》成为解放前名噪一时的民营报纸。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吴敬瑜，是邓季惺的二女儿，她眼中的母亲故事，正折射了那一代知识阶层的作为和历史图景。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邓季惺对妇女运动、对“法治”社会以及新闻自由的种种探索与努力，虽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显得那么孱弱，却散发出一种穿过历史尘烟的力量。
　　我的家庭
　　母亲邓季惺1907年出生于四川，原名邓友兰。她的祖父邓徽绩1891年到日本买了一个新的洋火厂到中国，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这个洋火厂最终还是被外国真正的“洋火”挤垮了。她的父亲邓孝然曾创办过煤矿开采、织布、造纸等实业，也当过成都中国银行行长，现在看，邓家算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我的外祖母吴婉也是一非凡女子。她幼年在家跟着哥哥读书，后来肄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曾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但是婚后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也就不可能再出去工作，为此她一生都对丈夫心存怨气。我还记得看过外婆用蝇头小楷写的一篇《不平则鸣》的文章，但当时年纪小，不清楚“不平”的具体内容。
　　本来外公并不主张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只要母亲念私塾。但在14岁那年，趁外公出川，外婆自作主张，让母亲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我记事时外祖母已50多岁，很胖，经常拿着报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青年时代的锐气早已不复存在。母亲的性格一定程度受外婆影响，但是她刚强，理性，做事果断，这些却是外婆所不具备的。
　　母亲在重庆二女师读书时，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都曾任过教。我后来还听也在二女师读书的一个姑姑告诉我，当年学校要解聘萧楚女时，学生们还闹风潮以示抗议。*夫人李伯钊也是母亲的同班同学，虽然五四运动时母亲只有12岁，但那时宣扬的*、科学等价值观影响了她一生。
　　在20世纪20年代，四川一些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离开故乡到比较开放的沿海城市求学。在巴金的名著《家》里对此有所描写。受新思潮影响，母亲16岁那年和同学吴淑英也离家去南方求学。在南京，母亲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竹似。后来她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又与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吴竹似相遇。1925年，他俩结了婚，次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出生，而母亲也因生育中断了她在上海的学业。姐姐出生后不久，父亲受重庆《大中华日报》聘请，全家回到四川。1928年我在重庆出生，次年父亲到南京在中央通讯社任编辑。弟弟敬琏1930年1月在南京出生。在此期间，母亲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学业。产后她考入了南京女子法政学校，选择法律为自己的专业。
　　不幸的是，弟弟出生不久，父亲——我们按江苏老家的习惯叫他“爹爹”，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曾到杭州养病，但效果不明显。抱着一线希望，母亲陪着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到北京养病。虽然当时爹爹病情危重，母亲仍旧利用在北平的机会进入当时享有盛名的朝阳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1＇。在她看来，要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实行法制，因而选择了法律为专业。寻求“法治”的思想也贯穿了母亲的一生。。　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