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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阿丹叔叔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道临叔叔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叛逆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道临叔叔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6）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寒假开始，我每年假期回上海，平时住在妈妈家，有姐姐和大姨为伴，周日住爸爸那里。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她与贺路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7）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体检后不久就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孩子的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仅仅活了31岁？？
　　（2007年1月1日）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1）
∷∷口述　　李光谟
　　100多年前，当一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药铺里的“龙骨”上辨认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时，这小小甲骨牵出了一个失落了3000多年，又充满传奇、悲壮、神话般色彩的殷商王朝。而中国现代考古的田野启蒙也是在殷墟的大地上正式开始的，殷墟发掘将我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引起了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从而以最高票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榜首。
　　殷墟的成功发掘与一个人紧密相关，他的名字叫李济。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他主持的殷墟发掘更是中国考古界的辉煌。1949年，以文物的去留为自己去留的李济跟着殷墟出土文物到了台湾。从此，他的名字在大陆也越来越黯淡。
　　1979年8月1日，就在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这一天，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李济生前最得意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悼词中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被张光直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也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考古学家。
　　1949年2月，22岁的李光谟告别父母，独自踏上从基隆到上海的客船，自此天各一方。虽然是李济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坦言年少时与父亲李济并不很亲近，直到十几年前开始整理父亲遗稿，每每面对父亲留下的文字，与父亲的亲近感才一天天强烈起来。在李济诞辰110周年之际，由李光谟整理的《李济文集》也出版了，这对相隔半个世纪的父子，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
　　从清华到哈佛
　　1896年，父亲李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双眼井。3年后，王懿荣首次收集到12块龟甲，从而发现了最早的甲骨文，那时谁会料到，这个湖北农家的普通孩子日后会成为主持殷墟挖掘的大考古学家呢？
　　父亲的早期教育归功于我的祖父李权。祖父是位学问不错的教书先生，在全县有一个最大的学馆。祖父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让他学最难的，然后再学容易的，这样进步会比较大。所以父亲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但因为祖父是全县闻名的大秀才，没有人敢指责他违背传统的教育习惯。
　　1907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被当地人称为“李优贡”的祖父也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得到一个七品小京官的职衔，分在内务府。祖父把家人接到北京，父亲就在11岁那年跟全家来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开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当时还叫“李顺井”的父亲糊里糊涂应了考，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如果考生没取足，就从“备取榜”里接着选，于是父亲幸运地成了北京录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员。7年半学习结束后，他们同一批进入的学生，经过陆续考试淘汰最终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岁的父亲自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赴美留学。父亲在清华读书时，美国有一位华尔考（）博士曾为他们教授过心理学和伦理学，并第一次在中国学生中作了智商测验（父亲被测定为128）。父亲受他影响，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最初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2）
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教授提倡学生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他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及书库周末全部对学生开放阅读。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刚刚兴起，克拉克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父亲一下子入了迷，之后又在老校长霍尔教授鼓励下，改学人类学。
　　听说父亲转学人类学后，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赞成，他认为李济是适合做学问的人。
　　徐志摩与父亲同船去美，他是自费留学生，在克拉克大学的第一学年与父亲同住一个公寓。徐志摩读的是历史系，跟父亲李济的关系很好，他在第二年就从克拉克大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1920年暑假后，徐志摩远渡大西洋去了伦敦，而父亲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从此开始各自人生道路。我后来整理父亲文件时，找到了父亲保存的徐志摩去纽约后写给他的9封信，信里就生活、学习等谈得很广泛。徐志摩对父亲当年也有这样的评价：“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第一位外国留学生。父亲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认为中国民族的主要成分有5种：1。黄帝子孙：圆头窄鼻；2。通古斯：长头窄鼻；3。藏缅族群：长头宽鼻；4。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5。掸语族群。此外，还有3个次要成分：1。匈奴族系；2。蒙古族系；3。矮人。
　　1923年6月，父亲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父亲的论文得到的评语是“极佳”，后来在哈佛大学正式出版，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
　　1922年，著名哲学大师罗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问题》，文中提到了父亲的论文《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让他“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并大段引用了父亲论文。像罗素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作品，这使父亲一下子声名大振。
　　有趣的是，父亲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祖父李权还不知道如何衡量这个陌生的头衔，但又心有不甘，不久想出了一个办法，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博父”。父亲的朋友们，像赵元任，也善意地开玩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
　　父亲在哈佛读书时，有一位讲授体质人类学的讲师，父亲将他的名字翻译成像日本人名字的“虎藤”，1921年暑假，虎藤交给父亲一批尚未开箱的500件埃及人头骨，让他每天花半天来开箱、洗刷、整理头骨，按钟点付钱。父亲花了大半个暑假来做这个工作，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次整理头骨的经验，让他对于处理人骨，特别是人头骨有了亲身体会，这对他后来进行生体测量的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很有裨益。后来，在安阳殷墟挖掘现场，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都是在父亲的指导下经历了整理人骨的训练，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高去寻、尹达、夏鼐等都谈过此事。
　　从人类学到考古
　　1923年，父亲应校长张伯苓聘请，到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学。1995年，我去台湾参加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研讨会，见到快90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他提到当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搞英文比赛，还请从美国回来的李济等人做评委。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3）
父亲最终与考古结缘，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有很大关系。父亲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翻阅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扉页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这位地质学家就是丁文江。父亲回国后，经人介绍，终于见到他仰慕已久的大学者、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的丁文江。丁文江对父亲也非常赏识，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
　　那年夏天，河南新郑有老百姓在掘井时挖出了古墓，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新郑李家楼春秋大墓的发现，挖出的周秦时期的铜器运到开封陈列，丁文江获悉，鼓励李济前往考古，并为他凑了200元经费。由于当地土匪作乱，这次新郑行仅在出土铜器的土坑中找到几块人骨，收获不大。然而，这是父亲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也为以后取得不少宝贵经验。
　　自新郑之后，考古工作在中国北方一些地方陆续展开，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闻讯，纷纷赶来“寻宝”。此间，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的汉学家，也组织了一支“中国考古发掘队”来华。其中有一位名叫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的专门委员，听说父亲是中国第一位荣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者，即来信邀请父亲参加他们的团队，一同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面对这份邀请，父亲当时颇为犹豫，举棋难定时，他找到他十分敬重、年长他11岁的丁文江商量，丁文江回答说：“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有机会采集第一手的资料，切不可轻易放弃这种机会。”至于如何与外国人共事，丁文江建议“直道而行”，就是有什么条件尽量事先说清楚。
　　父亲马上给毕士博回信，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不久后毕士博回信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父亲于是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
　　也就在这一年，清华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