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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冰火两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脚步便会坚实向前，一旦把千山万壑踩在脚下，真正的对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国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进这样的格局里。

战败孙可望、消灭内部对手、荣登南眀实际“一把手”高位，让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改変。

逐渐地，固执、偏激、唯我独尊，开始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很难接受中国政治上惯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三国演义》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在这篇奏章中，洪老儿将孙可望“由叛到归”的过程，娓娓道来，让读者（内阁成员及皇帝）赏读之余，看到了洪承畴忍辱负重、以守代战，最终促使南明生变的“高大形象”。

当然，在奏章的最后，他也对孙可望“归来”的作用、意义、使用方法，也一一作了介绍。

其实，不用洪老儿费心，对“天上忽然掉下个孙国主”，顺治帝简直可以用“喜从天降、喜不自胜、喜极而泣”的喜悦三步曲来描述！

几年以来，就是在这个“孙国主”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了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

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曾让顺治帝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战争状态一日不停，内地的汉人不甘心做顺民之心，便会一日不死。

因此一度期间，顺治帝已在认真考虑“以土地换和平”的方案，想通过让出长江以南的土地，划江而治，以使双方得到相互的认可和生存。

但现在，这种沉闷颓丧的空气，一扫而光。

而对孙可望的“攻心”工作，正式实施。

1657年12月，按“对等”原则，顺治帝下特旨，封孙可望为大清“义王”。

为体现封王的隆重及庄严，顺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学士麻勒吉（副总理级）为正使，礼部尚书（正部级）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副部级）为副使，从京城出发，千里迢迢，赶往湖南，行册封大典。

1658年2月20日，册封大典在湖南长沙举行，“赶来”的省城各界群众，“有幸”目睹了这一难得一见的盛况。

这可是孙可望同志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封王了。

上一次，他拿着“广土众民、兵强马壮”的云南，归附永历，请求封王时，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艰难。

这一次，他土地、兵马、钱粮一无所有，仅靠400多人的资本，却被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地封王，出乎意外，始料不及！

一时间，即将“奔四”的他，竟在册封大典上，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洒泪之后，一种为新主子效犬马之劳的冲天干劲，在孙可望干涸的心田，勃然而生！

但这还不是“攻心”工作的高潮。在封王之后，孙可望在麻勒吉的陪同下，进京陛见。

5月2日，在北京京郊，孙可望受到了“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才可享受的待遇。

以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为首，大清公侯伯等大批“高官”组成的“巨无霸郊迎团”，对其进行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十里郊迎”。

次日，顺治帝在太和殿接见了孙可望，并对其温言抚慰，关爱备至！

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在顺治帝的过问下，孙可望的住房问题、薪资问题、待遇问题，都“优质高效”地得到了解决！

考虑到孙可望远道而来、人地比较生疏，内心比较孤独，生活比较困难，顺治帝特别为其举办了三次高级别的“接风酒会”，并先后赐银一万二千两，锦衣多件、美食多种。

见孙可望转眼成了顺治帝的红人，大清的当朝官员，也争先恐后加入“捧孙团”，促使这位“大清义王”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

吃过了、喝过了、住过了、红过了，这一切之后，就该孙可望“加大工作力度，体现自身价值，积极回报组织”的时候了。

这一点，“义王殿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在清军业己开始的进军大西南行动中，他就上窜下跳，积极扮演着“领路人”及“招降者”的双重角色。

他曾日以继夜、忘我工作，写出了累牍连篇的“永历朝国防白皮书”，对南明现在的山川地理、国防设施、兵力分布等，作了全方位地“揭密”，在书后并附上了自制的“滇黔地图”。

为将研究成果转化成“战斗力”，他从自己带来的四百多人中，选出了一批熟悉地形的向导，经过思想改造后，带着他的研究成果，下拔到前线的清军中，作为“超级导航”使用。

在招降工作中，孙可望采取了“多处撤网，重点捕捞”的办法，不遗余力地给留在南眀阵营中的“老部下”写信，现身说法地引诱这些同志，沿着他开辟的投降道路前进！前进！进！

在写信中，他还超越责权地出台了一项特别政策————“各将可赦，惟定国一人不赦”，以此出了自已心中的一口“怪气”。

但实际上，他真应该感谢李定国这位“好兄弟”，因为正是在这位兄弟“关门主义”的配合下，孙可望的“招降政策”，才效果显著，成绩突出！

在清军进军西南的战争中，大批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秦兵秦将”，自动放下武器，拿着“义王”的介绍信，归顺清朝。

第三十三章　云南陷没

三路进军

自孙可望投降的那一天起，清廷上下就积极行动起来，筹备向南明发动新的进攻。

自李定国带着永历帝去了云南后，南明在广西的国土，就东一块、西一块地丢光了。目前，南眀的国土，仅剩下云南、贵州的全部及四川、湖南的一部。

清军的进攻，便是向这四个省份发动的。

其过程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突破防线、占领贵州；第二阶段为占领云南、消灭南明。

1657年12月15日，“大清国国家元首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爱新觉罗·福临同志（顺治帝）发表《告全旗、全军、全国人民书》，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对南明进行“最后的一战”，并签署了三路进军的圣令。

在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三路清军的具体构成及行军路线为：

西路军

统帅：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

军队构成：以吴三桂的嫡系——关宁铁骑为主，陕川甘豫的汉军为辅。

进军路线：陕西汉中→四川重庆→四川遵义→贵州贵阳。

中路军

统帅：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宗室成员、满族），固山额真济席哈（满族）。

军队构成：少量驻京八旗及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

进军路线：湖南前线→贵州贵阳。

东路军

统帅：征南将军赵布泰（满族），广西提督线国安。

军队构成：少数驻京八旗、洪承畴手下的部分汉军、广西驻军。

进军路线：广西前线→贵州贵阳。

为给三路清军找一个统帅，坚信“打虎亲兄弟、上仗父子兵”的顺治帝，抱着的“用亲不用贤”原则，把年仅23岁的堂哥多尼（多铎之子），任命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统帅三路军队。

而把己辛辛苦苦干了四年五省经略的洪承畴，撸到一边当了多尼的“参谋总长兼后勤部长”。

1658年2月下旬，中路军的罗托，率先带兵向南明的湖南防线发动进攻，南明旳丧钟，伴随着隆隆的春雷敲响。

由于李定国在军中的“大换血”，明军前线的将领，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时期，将不识兵、兵不认将、军心混乱、互相抬杠。

很快，这条纵横数百里、坚持四年多的防线，被罗托的清军突破。

突破防线后的清军，信心倍增，趁胜占领了贵州的镇远、黄平、平越州。到了春光明媚的四月，以“先入关中者为王”的骄横气焰，夺取贵阳。

西路军虽然也在1658年2月，由汉中入川。但因补给困难，直到3月4日才到达保宁州。在此短暂休整四天后，即经西充向前推进。

这时的四川，万物喧嚣，人类宁静。经过二十多年战争的“残酷洗涮”，百户不存一，千里无人烟，让这里重归“史前时光”。

此情此景，让这些饱经战阵、杀人无数的征伐之士，也“坚”肠寸断，彻骨生寒。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雨一更。行军路上，这路清兵，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列阵以待的眀军，而是一个个凶残暴戾的野兽和一条条枳荆丛生的道路。

这支苦不堪言的军队，只能按图前进、伐木寻道，伐一程木，进一程兵，直到4月3日，才到达重庆，并把这座“兵微将寡”的城市，顺利占领。

占领重庆后，行军统帅吴三桂遵照清廷“先黔后川”的军事计划，置川南于不顾，率军径直经綦江向桐梓方向挺进，4月30日攻取遵义。

5月3日，经过艰苦卓绝行军的西路军，终于到达贵阳，同罗托的中路军会师。

会师后，西路军继续进攻至息烽，并在开州击败明总兵杨武部。

尔后，西路军回师遵义，并以该城为活动半径。一面休养士马，一面政治诱降。

相比中路军的“快捷”、西路军的“艰险”，东路军的进军可算是无风无浪、无忧无虑！

2月1日，东路军统帅赵布泰带到从洪承畴手里分来的三千兵马，从湖南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游游荡荡，直到3月5日，才到达广西。

在这里，他会同广西提督线国安手里的八千多兵，取道南丹州、那地州，进入贵州。先后收取了独山、都匀，并也“顺顺利利”地进入贵阳，与其它两路军会师。

至此，清军己占领了贵州除黔西之外的全部地域，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基本实现。

如果说云南是“室”，那么贵州则是“堂”，现在，堂一破，室必危！

永历帝和李定国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清军一占领贵州后，就给一个叫罗大顺的土司加官进爵，请其领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