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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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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其实也是狮螺壳里的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
说难
据说，龙这种动物性情温顺如猫，你就随便摸吧，但是，有一个部位不能摸，碰也不能碰：龙喉之下，有鳞长约一尺，名为“逆鳞”，大概是如同倒刺，摸之则龙颜大怒，张牙舞爪，人之小命休矣。
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发现，韩非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博物学家，除了龙，他还研究虫，著有《五蠹》，对种种蛀虫有精深观察，而且探讨了灭虫方法。在龙尚未灭绝的时代，无数中国人就是通过韩非的书学会了与龙共处，还学会了说话。
说话很难，不学不行，所以韩非著《说难》。《说难》之“说”本应读“税”，游说也，专指当时那些凑到君王跟前摇唇鼓舌献计献策的知识分子，韩先生指出，这事儿难啊，难就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道理后来中国人都懂了，韩先生的古文就成了大白话：说话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到人心里去”。
但如何说到心里去呢，韩非之前的谋略大师鬼谷子早有明示，就是“揣摩”，韩非更进一步，乱摸也不行，万一摸到“逆鳞”呢？他很负责任地列举了揣摩所可能犯下的种种错误，每一种都后果严重，都是“身危”之祸。
所以，要学会说话，先要学会对说话的恐惧，龙之逆鳞在喉下，部位明确，且只有一片，但读了《说难》，你会觉得人心如同针眼儿，而针眼儿之外皆为逆鳞，话一出口就变成了骆驼，穿不过针眼儿却可能踩响了地雷。
韩非身处战国，当今读书人提起战国照例做心驰神往状，倒不是因为那时死的人多，而是因为那时可以胡说。我断定他们没读过《说难》，韩非也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韩先生是古代的福柯，他比那位法国人更极端、更严峻：话语就是权力，你说的话必须成为一种神秘而危险的巨大权力的回声或倒影……
意识到说话之难，韩非却未能幸免于难：他把话一字字写在竹简上，一条最大的龙——秦王赢政读到了他的话，大王舒服啊，句句说到了读者心里。但是，他的老同学李斯提醒大王：韩非乃韩国公子，怎么可能替秦国着想？于是，“逆鳞”动，韩非死。
韩非自幼口吃，这个瘦弱、阴郁的年轻人，他的舌尖推着巨石上山，他也看到巨石压在后人的舌尖上；话就是坎坷艰危的命，他是否想过，有朝一日话将是不值钱的风？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本来我们以为阿房宫已被项羽烧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一群考古队员发现了问题——没有“焦土”，他们在阿房宫旧址土层中没有看出任何焚烧的痕迹。为啥不烧呢？我能感到考古队员们的纳闷，烧是正常的，不烧是不正常的，他们继续探索，终于释然：原来，阿房宫从未真正落成，秦始皇，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未能住进这座“豪宅”。
项羽的纵火罪依然成立，但他所烧的只是咸阳宫殿而已。该老兄在历史上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魄力非凡的一把火，如今考古学家断定他烧错了，我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他的江湖地位。
在古代中国，焚烧“罗马”一向是英雄志向，那些反叛者，昔为贼寇，今为君王，最能抒发他们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的就是一场冲天大火，二十四史上，大火抹去了咸阳，抹去了长安，抹去了洛阳，抹去了江陵，抹去了元大都……
一切都抹去，然后一切重新开始。这是放火英雄们的逻辑，我不敢非议。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逻辑的结果，结果就是我们这大地之上，有一块命中注定的大橡皮，随写随擦抹，被抹者不暇自哀，后人亦不哀之，后人不哀之自然坚决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抹后人也。
中国人有很多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其中之一是认为自己热爱历史、非常恋旧，这显然是错的。当年孔夫子早就看出我们是善忘的一群，是忘事儿特快也特爽的一群，所以他老人家苦口婆心、絮絮叨叨，讲的就是反遗忘、反纵火。我们听的年头儿长了，真以为自己打从骨子里就是守旧派，其实只是时机不到而已，时机到了，大家不是齐发一声喊，连孔家店也一并打倒了，欢欢喜喜忘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在一个唐朝诗人的笔下，阿房宫被焚烧，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它被无数次地烧，仅仅是由于一场虚构的壮丽大火，我们才记住了这座天上人间的宫殿，我们记住它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已被我们毁灭，而毁灭即是“正义”。
我们就是这么“记忆”的，这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忆”。
但阿房宫竟不曾被烧。看了有关这一发现的报道，我觉得报道者字里行间的反应并非庆幸和欣喜，而是有点扫兴。项羽这位先生令人失望，阿房宫都没烧过，他算哪门子“英雄”？而自唐代以¨wén rén shū wū¨来我们一直凑着的历史大热闹原来只是花样文章而已，这岂不扫兴？
当埃及的法老们完蛋时，我们必去拆除金字塔，当秦始皇、秦二世完蛋时，我们当然会烧阿房宫。阿房宫没有烧成，那仅仅因为它不值得烧，它只是一片烂尾楼，枯竭的秦朝财政已经付不起工程款，它还没有成为大地上的奇迹。
于是，项羽和橡皮放过了它，把它遗弃给了时间和风雨。
三岔口
一日，张良说道：“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与赤松子游耳。”
这么说的时侯，透过眼前缕缕袅袅的青烟，张良看见近百年后，一位名叫司马迁的人凝神谛听着他的声音。于是他完成了一个玄机深藏的战略合围。
又过了两千多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枯坐书斋的周作人啜了一口苦茶。茶很苦，他便伸手到桌上，翻开一册《史记》。翻到《留侯世家》，张良正在博浪沙狙击始皇。他就不再看下去，掩卷提笔，写了一篇《博浪沙》。他写道：“博浪沙也是河南地方，不曾到过，不知形势如何，照道理讲总须是峡谷，或一面是崖岸，居高临下方可，若是一片平原，不但无可隐蔽，而且铁椎也难掷得很远，有种种不可能之处。”
“有种种不可能之处”，看到此处，我想，晚年的知堂其实武功尚在，话说得漫不经意，但袖底藏风，他向张良放了一枚刁钻的暗器。博浪沙我也不曾到过，终不知形势如何，就算是峡谷或崖岸，居高临下掷一个大铁椎下去，指望这铁椎正好掉在某人脑袋上，恐怕依然有“种种不可能之处”，“误中副车”已算万分侥幸。张良此举不像张良，倒像野猪林中的鲁智深了。
但张良是超凡脱俗的，与他相处时你得承认“吾不如子房”。所以知堂老人这记暗器大概伤不得对方。张良也许根本不在乎那一击是否命中，因为他知道，对秩序和权威肆无忌惮的冒犯所引起的震惊，比这个行动本身更具破坏力。年轻而狂怒的张良与二十世纪的恐怖分子们暗中通了消息。
那年的周作人在《亦报》上开了一个专栏，专栏作家的职业病是失语的焦虑。当看到博浪沙那一幕时，他想必是松了口气－－至少他找到了打发今天这五六百字的一个话题。
于是，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我发现周作人与张良在匆忙中擦身而过，如果他悠然无所用心，也许他会顺手揪住张良的真正破绽－－博浪沙后，“良乃更名姓，亡下邳。”接着，司马迁写道：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当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那趿着破鞋的老头儿果真飘然而去，化作了一尊黄石？在一九九四年，你只要说那老头儿是什么什么大师，这多半会有人信。顺便说一句，张良晚年辟谷入静，想必也是开了天目的大师。但我宁可相信那老人是位眼看就要空老隆中的卧龙，当他感到历史的疾风猛雨正自天际翻卷而来的时候，他设法找到了曾经“振动天下”的张良，欲以张良为工具去干预自己身后的历史；或者，他要与张良达成一笔两利的交易，他将张良封为天意的选民，张良则把他引入他无缘参与的历史。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其中有大智慧和大悲凉。在圮上桥边的那个夜晚，老人痛切地感受着历史的宏伟壮阔和生命的微渺脆弱，那时他可能真的情愿物化黄石，超然于时间之外，看云起日落。
也许，还有第三个故事－－张良飞起一脚就把个糟老头儿踹下了桥去。在那之后的某个凉爽秋夜，他白衣胜雪，临风而立。衣袖猎猎飘动，张良仰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此人将“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这是他的祖父和父亲毕生扮演的角色，张良把这个角色视为天职，张家世代相韩似乎仅仅是他的定场锣鼓。钟鸣鼎食的岁月滋养出一株最考究的奇花，张良知道，他从他所生长的伟大传统中汲取的智慧和激情将使这场演出完美如梦。此刻，他注视着剧情中已经呈现的部分：“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突然，一个灵感、一个真正的计谋，随着那位老人浮上心头，仿佛找准了拼图中最关键的一块，散乱的片断便获得了秩序和意义。张良的嘴角若有若无着一丝微笑，为了自己的大胆和机智……
遥远的圮上桥边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终究是个不可企及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穿透张良毫无旁证的叙述。《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有人刁钻地下一转语：“但当时没有人在现场看。”如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是叙述学上无从克服的疑难，你只能信任张良，或者怀疑他。满身血泪的太史公从他残破的命运中惊叹地注视着张良潇洒雍容的背影，他看着张良入世而出世，了无牵滞，那雪白的长袍甚至没有沾上一星灰尘，这情景一定使司马迁无限仰慕和向往。于是他和张良结成了隐密的同盟，把张良的叙述写入历史的正文。他不是没有疑虑，他说：“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但他宁愿张良的一生完美如戏，因为完美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一个伤心的梦。就这样，他专横地为一个可疑的神话戴上了合法的冠冕，从此张良就统治了携书仗剑，奔走于泥泞之中的人们的梦境。
我曾经以为我已经揪住了张良的破绽，将以理性的名义对他实施一次胜算在握的谋杀。但当我写到“从此张良就统治了携书仗剑，奔走于泥泞中的人们的梦境”时，我想我这一剑已经刺空，因为张良并不活在文本中，他活在他人的梦境里。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年。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三岔口》，追光灯在舞台上打出一个明亮的光柱，两个人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互相搜寻。雪亮的刀锋贴着对方的头顶划过，他们对面凝视，就是不能穿过那虚拟的黑暗看到对方，这曾使我大为焦躁。
此时，我可能已经理解了《三岔口》的预定规则：他们决不能看到对方，就像人和历史之间横亘着词语构成的明亮的黑暗。但他们必将感到对方的存在，被对方驱迫和统治，于是他们尖锐地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伪经制造者
路易·梅纳德，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兼画家和发明家，他炮制的一种化学物质珂珞酊据说对摄影术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我注意到梅先生却是因为他的另一项事业：义务为古人当枪手，他写出了埃斯库罗斯现已失传的剧本《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还替狄德罗写出了《咖啡馆的魔王》，他认为狄德罗应该写这么一篇文章，应该写而没写，梅先生很生气，只好替他写；如果不是被法朗士看出破绽，该文章还真的就被收进《狄德罗选集》里去了。
梅先生的这一爱好给一个阿根廷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伪造的经典，这成为该少年日后持久冥思的主题——日后，少年成了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纪念梅先生，他写了一篇幽默而晦涩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
如上所述，梅先生的伪经制造者生涯其实是不成功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窃以为，博尔赫斯还是不够“博”，后来他当上了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的馆长，本来可能在迷宫般的书库中遭遇一册寂寞的中文书，其中记载着一个远为神奇的伪经故事。当然，他不懂中文，即使懂也没用了，上帝和这位狂热的爱书者开了个玩笑：赐给他八十万册图书以及黑暗，他差不多在当上馆长的同时双目失明。
在那个被博尔赫斯错过的中国故事中，主角也是一位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公元前八年，刘歆继承父业，主持西汉宫廷的藏书阁，负责校勘群经。
然后，据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描述，正当盛年的刘歆双目亮如灯笼，他焚膏继晷，不吃不睡，左手不释卷，右手不停挥，大群腰酸背疼的书生把如山的简册搬运到他的面前再从他的面前搬走，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作伪工程，其规模之大一百个梅先生加一个博尔赫斯先生都无从想象。
他到底干了什么？康先生告诉我们，这位刘歆，他替古人写出了《左传》、《毛诗》、《周礼》等等一系列典籍，为了骗过同代和后代，他还把天下之书差不多篡改了一遍，比如，为了让我们相信春秋时真有一位名为左丘明的盲人写出了如此这般的一部《左传》，他不得不替老前辈司马迁改文章，把刘版《左传》中的文字塞进《史记》。这还不够，据钱玄同先生揭发，为了证明他的赝品来历清楚，刘歆甚至自创了一整套先秦汉字……
——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我替鲁迅和胡适各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我还修改当时和现在的报纸、编造当时和现在人的日记和书信和评论，以至二00六年和二一00年的人们都相信那确实是鲁先生和胡先生的作品——我的神啊，是我疯了还是讲故事的人疯了还是这个世界全疯了？
康、钱二先生当然没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刘歆是古往今来头一号的黑客、绝世的超人，那么《。文。》在他的时《。人。》代事情并非绝《。书。》对不可想《。屋。》象：没有纸，没有印刷术，书本来就少，又被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大半，剩下的几乎就是国宝，常常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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