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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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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都是小节，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样的道理我们懂，孟子更懂，所以，每次碰到此类问题他都绝不敢掉以轻心，一定要堵住，一定要说圆，堵住和说圆的一般路数是，把小节问题一口气升华成大节问题，由一滴水见出海洋，然后，再由大节正确反过来证明小节正确，也就是从海洋里再找出那一滴水。如此倒腾一遍，很少有人不晕，只好承认他老人家是七百年一出的圣人。
当然，这很累，这意味着人的自我和生活毫无矛盾浑然一体绝对自洽，他一辈子不能留任何缝隙让苍蝇下蛆，他没有私人生活只活在宏大意义里；如果碰上了弗洛依德，弗大夫一定会说这是病，但孟子不以为病，他的弟子们也不以为病，两千年来我们都不认为这是病，这是一个关于圣人的游戏，我们和圣人们都乐此不疲。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该游戏具体做法如下：
1。我们爱圣人，因为圣人无缺点。
2。于是就有了圣人。
3。为了证明圣人无缺点，我们关注他的鸡毛蒜皮，我们认为只有鸡毛蒜皮才能见出圣人的真精神和大境界，比如圣人如果长期不回家不可能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而必有更为重大和庄严的意义。
4。因为圣人要求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很累，于是我们再度翻出鸡毛蒜皮证明他也是人原来有缺点有缝隙和我们大家一样。
5。于是他不是圣人，鉴于他不是圣人他的宏言傥论也就都是鸡毛蒜皮。
6。我们厌倦了一地鸡毛和蒜皮，我们期待出现下一个圣人。
7。从上述第1步重新开始，再来一遍。
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孟子有理想，但有时他会遇见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比如那日，酒席散了，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像您老人家这样，几十辆车开着，数百弟子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他答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就好比人家一批评我我就说他是要批评托尔斯泰，。电子书下载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他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搀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文革”中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他们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他是带着满身的伤带着他的罪思想着，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先知，他的激情和理想有着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性的名义，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与盗跖喝酒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批林批孔，由此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身为中国人而第一次知道了孔子、孟子。不过，“启蒙”是反过来进行的，老师告诉我，世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坏人是孔子、孟子，好人呢？好人是商鞅，因为他让秦国人民守纪律，还有李斯，因为他帮着秦始皇灭六国、取天下，秦始皇当然是最大的好人，他做的好事很多，其中一小件是把书都烧了，把写书和看书的人都活埋了。
这就是我受的教育。这种教育好不好呢？我认为很好，它让我从此心明眼亮，看清了支配世界的根本力量是什么：拳头、力和血。这几样孔子、孟子一样都没有，所以他们是没出息的、滑稽可笑的，是“坏人”，注定要失败。
显然，我少年时代所知的“好人”通常是可怕的，很难说他们令人畏惧是因为手握真理还是手握权力，在我受的教育中该两者是一码事；又正确又可怕，于是就比较无趣，很难想象你会跟商鞅、李斯、秦始皇喝酒聊天，反过来，和孔子倒是可以喝点小酒，和孟子，就可以索性喝醉了。
有趣的“好人”倒是也有一个，他不仅是好人，还是打家劫舍的好汉，人称“盗跖”。“盗”字演化至今，已经沦落到专指小偷小摸，而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盗”就是土匪，伙一帮兄弟啸聚山林，威风得紧。
虽然当土匪就具备了拳头、力、血这些成为“好人”的因素，但“盗跖”青史流芳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土匪生涯，而因为他还是个巧舌如簧的土匪，我的老师曾经绘声绘色地讲述“盗跖”的故事：
有人问盗跖：盗亦有道乎？
盗跖一拍大腿：何止有道啊！你想，站门口一张看，就知道这家有财无财，这算是圣明吧？动手的时侯，你得领着头往里冲，这是什么品质？这就是“勇”！撤退的时侯，你最后一个出来，这叫“义”，时机拿捏得准，这叫“智”，得手回寨子，分脏分得匀，这就是“仁”！——“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故事讲到这儿，老师曰：同学们，请看，这位古代劳动人民的代表如何机智地揭穿了孔孟之道的虚伪面具！
如今，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我反对把盗跖选为“古代劳动人民的代表”，但读了《吕氏春秋》，重温这个故事，我觉得盗跖至少是比较有趣，这个“好人”并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尽管他的拳头硬，尽管攥着刀，但他知道拳头是一码事，真理是另外一码事，他还有兴致把拳头暂且收起来，对着真理嬉皮笑脸胡搅蛮缠。
在这个意义上说，盗跖先生的“好”是很不彻底的，他不应该对着真理讲歪理，他应该直接举起他的拳头或者掏出他的支票。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彻底，我愿意和他喝上一壶酒，谈谈各自的时代。
纪念律师邓析
中国最早的律师应是邓析。
春秋时，子产当上了郑国的相国。该先生有理想，他认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决心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生活。这样的先生如果不得志，也许就成了孔子，后人对他指出的方向心怀向往；但子产不幸得了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头一件事，就是对付邓析。
此前郑国颁布法令，照例要写在牌子上，挂在城门口，这叫“悬书”。假设国王有一天忽然认为走路先迈左脚是不对的，应该禁止，那么好，他只需要写一句：行路左足先者，笞五十！然后挂出去。第二天，全国的老百姓抬脚之前就会捂着屁股反复思量。
这本来很好，令行禁止，可谓大治。但是偏偏出了一个邓析，此人有研究法律的爱好，而且生就一张铁嘴，如此的尖牙利齿必然是个人来疯，你看他，站在人群里，手指告示，摇头晃脑地评点：左足先者笞五十，那么只好右足先，可是右足落了地之后怎么办？不是还得左足先？照此说来，岂不是人人落地穿鞋就得被打屁股？
你看，本来一清二楚的事，让他一搅和，大家全糊涂了，郑国的百姓都不会走路了。怎么办？子产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取消“悬书”，以后法令不再公示，官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你在街上忽然被捉了去打了五十板子，那么你肯定触犯了某条法律，至于是哪一条，你不要问，你如果问了你就触犯了另外一条法律，又得再打五十板子。
这确实也是个好办法，极大地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增强百姓对法律的敬畏。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连挨几顿五十板子的倒霉蛋们屁股朝天被抬回家，哭爹叫娘之余想来想去，压抑不住对神秘的法律的求知热情，总得知道屁股因何而开绽吧，怎么办呢？找邓析去。
于是邓析家门口挤满了要求普法的百姓。如果邓析是个聪明人，他就会在他的铁嘴上挂一把铁锁，把钥匙扔到井里去，可是他的人来疯是必然要犯的，他口沫横飞如雨，告诉人家前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后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根据你的情况，前后五十板子都于法无据。
义务咨询倒也罢了，邓先生还公然收取报酬包打官司，这就俨然是后世的律师了。春秋时货币经济不发达，所以邓律师的收费标准是：大案成衣一套，小案只收上衣或者裤子一件。结果生意兴隆，客户蜂拥，我估计邓析他太太还得开一间店铺，把家里成堆的衣裳换成小米或者猪羊，至于换回那么多小米猪羊怎么办我就猜不出了。
但与此同时，郑国的民风变得不淳朴了，过去拉人进来打板子大家都是一声不吭，低眉顺眼像个太监，可现在呢，板子还没举起来，人家就喊，且慢！叫邓析来，说说清楚！然后就扯着嗓子大叫孩儿他妈，快借两件新衣裳找邓先生去！
于是，据《吕氏春秋》记载：“郑国大乱，民口喧哗”，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子产相国断然决定：杀邓析而戮之，把他杀了而且陈尸示众。
效果当然很好，再没人敢跟板子叫板，郑国从此大治。子产虽然没当成孔子，但是就连孔子都对他的成就赞叹不已，认为是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实行王道的典范。
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不同意孔子的意见，我认为子产我们就把他忘了算了，但是我们应该纪念邓析，这个最早的律师，这个招人烦的铁嘴，这个把法律带给民众并为此牺牲的人。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
宋襄公站在河边，看着楚国的大军过河。那是阴历十一月，两千六百年前那条名为泓水的河尚未封冻，他身边的谋臣看着敌军在冰冷的河水中艰难行进，急道：
打吧，打吧，痛打落水狗啊。
但宋襄公不动，他说：“君子不乘人之危。”
敌军爬上来了，在岸边乱哄哄地集结，襄公的参谋长更急了：
打呀，打呀，还等什么，黄瓜菜都要凉了！
襄公不动，他说：“君子不鼓不成列”——绅士不攻击没有摆好架势的敌人。
这件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宋军大败，襄公负伤而逃，不久郁郁而死。
该故事我是在七八岁时读到的，我读懂了，我知道写下这个故事的人是要教育我：一定要乘人之危，否则屁股上就会中一箭而且大家都会笑你活该。今天，闲着没事儿翻《左传》，又读到这个故事，我的体会更为深入，我还是认为宋襄公很愚蠢，他当然没有蠢到不想在战斗中取胜，他的愚蠢在于他想用体面的方式取胜。
所以，公元前六三八年这一战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手段和过程是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目的。
对此我当然不能非议，那样的话所有决心弘扬狼的精神的同胞们都会看不起我，我要是不幸倒霉或失败也肯定没人同情。但是，你知道，我还是个武侠小说迷，我忍不住要对泓水之战做另一种想象：
宋襄公是绝世的高手，他站在高高的岸边，披襟当风，看着他的对手在河里狗刨。这时，他的徒弟急道：
师父，动手吧，发掌心雷劈他，用一阳指点他，拿梅花镖射他！
这时他会怎么样？他会说：君子不乘人之危。
说这话时，宋大侠白衣胜雪而且飘飘。
同理，他一定会等下去，等对方晒干了衣服，站起来，走到他的面前。开打之前还得问一声歇好了吗？
——是的，他必须这样，这样我们才觉得是对的，这才是他绝世的风姿，否则他和一个市井无赖有什么区别？
但为什么，宋襄公在公元前638年的那一天成了蠢货，而在2006年一个武侠小说迷的想象中会成为英雄呢？
今天中午，晒着太阳，我和楼下的李大爷探讨了这个问题，李大爷正遛狗呢，他的狗尊号球球，看上去正是一只可爱的毛球，该球每见了我都呲牙咧嘴，极为勇猛，但据李大爷揭发，实际上这厮胆小得很，见到面目雄壮的陈哥尾巴便摇得花枝招展，“你呀，面善。”——不说狗了，且说人事，李大爷听了我的疑惑，沉吟半晌，问，那打仗的时候，是宋什么人多还是人家人多？
噢，我忘了，当时宋襄公的参谋长对形势做过评估，叫“敌众我寡”。
李大爷又想想，说，那比武的时候是宋什么的武艺高还是人家武艺高？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宋大侠武艺高。
李大爷曰：球球，咱回家了，让你李叔好好想想。
不用想，这就叫醍醐灌顶啊，我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症结：宋襄公在这场战争中是弱者，所以，他必须按弱者的逻辑行事，不能思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能温良恭俭让，只有当他是个强者时，他才会留意姿态、程序、自尊之类的审美和伦理问题，才会在追求目的时坚持手段的正当和体面，坚持他的价值观他对正义的信念，哪怕他可能会因此遭了暗算，因此失败和倒霉。
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弱者的哲学，武侠小说教给我们的是强者的哲学。那么我该信谁的呢？当然是历史。我是武侠小说迷，可我也知道武侠小说探讨和想象的其实是生活中的“不可能”，那些大侠们，从小说里走出来就全是宋襄公。
得了李大爷的启发和教导，我踏实了，打算回去睡个午觉，但是，这一觉终于没有睡成，因为我忽然想起，如果每个人都受了教育，决心实行弱者的哲学，时刻感觉寡不敌众而不择手段，那么结果会如何呢？是不是我们就会在每一场战斗中胜利？我们都胜利了失败者又在哪儿呢？那些失败者是不是就该像块肉一样无怨无悔地被吞下去？或者说，如果我们集体实行弱者的哲学我们会不会就真的集体变成强者？
所以，古书读多了不是好事，午觉睡不成而且变糊涂。比如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以来被我们的知识分子百年如一日地洒狗血，批评古人讲文明、讲礼义，温文尔雅，个个都是宋襄公，完全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竞争要求，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但现在我怀疑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否读过中国书，鲁迅是读过的，而且读通了，但据他说只读出两个可怕的字，那两个字其实也就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狼的精神，就是要知道肉在哪儿，该出爪时就出爪，别管什么风度和信念。
当然，即使在阐述弱者的哲学，知识分子们也是铿锵雄壮、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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