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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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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成了大人物,有产有权有名有背景,他的瞎老爹怎么办呢?这个固执的老人,他认为他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恨自己的长子,他决心杀死他。
于是,据孟子说:“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折之。”
父亲慈祥地笑着,把大儿子叫来替他修缮粮仓,舜刚爬上房顶,父亲就抽走了梯子,放火。
当然没有得逞。老爷子脸皮够厚,过几天又找上门:儿子啊儿子,回去把老井挖一挖。舜又去了,他下到井里,一抬头,只见黄土倾泻如暴烈阳光。
小儿子象力大如象,一口气把井填实了,把他哥活埋了,拿脚踩了踩,转身奔向舜家,一路大喊:
“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此处一字电脑没有,左弓右氐)朕!二嫂使治朕栖!”
这是上古的大白话:舜死了,我干的!牛羊归爹娘!粮仓归爹娘!干戈归我!琴归我!弓箭归我!两个嫂子跟我睡!
他就这么一边发表分割财产的宣言,一边闯进了舜家,迎头看见他的哥哥舜正在安然抚琴,此时,即使是象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了纪念这点不好意思,当时的人们想啊想,终于想出了“忸怩”一词,象“忸怩”道:嘿嘿,哥,你没事儿啊,人家正担心你呢嘛!
舜慈爱地看着这个弟弟,曰:象啊,来的正好,哥这一大摊子家业正想让你帮着管管呢。
很久以后,有人问:舜不知道象要杀他吗?
孟子说:他当然知道,但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啊。
——这个故事有古希腊悲剧的严厉、阴森和绝望,但有个中国式的完美温暖的结局,舜终于感动了他的瞎老爹,感动了象,他们从此过着和谐幸福的生活。
善是无敌的,仁是无敌的,在孟子的讲述中,舜的故事成为神圣的启示,我们必须相信善相信爱,相信宽恕和忍耐。
我愿意相信。但是我注意到孟子省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舜是如何逃过谋杀的?
对此,《史记》中有语焉不详的记载,大意是两个背景非凡的太太拿出了法宝:绘有鸟纹和龙纹的衣裳,结果,舜化为鸟飞离火海,化为龙顺黄泉而逃。
孟子当然不信这套,所以略过不提,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他的训诲有一个致命的漏洞:如果舜要靠太太的搭救才能逃脱恶势力的戕害,那么善的力量由何体现又何以成立?难道做一个善人又不想被人坑死就得先娶一个至两个有背景的太太?难道善的前提必须是权力或成功?
与孟子的论述相反,我们常常发现善竟是世上最软弱的事,善不会向你应许任何现世的利益,善不是一个有关获取的故事,而是关于舍弃;善之艰难,尽在于此。这是人类普遍的痛苦和困惑,孔和孟都未能给出有力的解答,两位好心肠的老先生只是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做个好人并不难,做个好人有好报。
舜的故事中,有一个场面最为苍茫深远:“舜往于田,号泣于天”。
荒野上,舜仰天长哭。对此孟子作了一番牵强乏味的解说,我一个字都不信,我只看见几千年前的那个人,他孤独地、无所凭依地坚持着善,此时,他不是孔孟所想象的因善而成功的人士,他在受苦,极端软弱,天无言,荒野无言,只有这个灵魂在颤动。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红楼梦》中的谜底我忘了,也懒得去查,大概是镜子,或者演员。
勇
据说,古时有三位勇者。
一位是北宫黝,该先生是受不得一点委屈的,“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别管你是布衣百姓还是大国君主,惹了他他都跟你翻脸,“恶声至,必反之”,怎么骂过来的,原样骂回去,或者索性就拔刀相向。
北宫黝大概是个侠客,闲下来也许还写点杂文,另一位勇者孟施舍可能是武士或将军,他的勇比较简便:不管对方是小股来袭还是大军压境,一概“视不胜犹胜也”,打得过打不过先打了再说。
后来,有人向孟子请教如何做个勇敢的人,孟子举出北宫黝、孟施舍,觉得没说清楚,又举出了第三位勇者——孔子。
孔子之勇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矣;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缩”不是畏缩之“缩”,而是古时冠冕上的一条直缝,也就是说,摸着心口想想,如果直不在我,自己没理,那么对方就算是个草民,也别吓唬人家,但如果想的结果是理直气壮,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认为孔子之勇是大勇。对此,我同意。孔子与前两位的不同在于,他使勇成为一个伦理问题:勇不仅体现一个人的力比多,它关乎正义,由正义获得力量和尊严。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孔子假定大家的心里都有同一条直线,摸一摸就知道有理没理是否正义。古时候也许是如此,但现在,我担心我心里的直线和别人心里的直线根本不是一条线,我觉得我有理,他觉得他有理,两个理还不是一个理,结果就是谁也不会自反而不缩,老子有理我怕谁?有理没理最终还是看拳头大小。
所以,为了让我们勇得有道理,最好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出一条共同的直线,但对此我极不乐观,我估计至少再过二百年那条直线才可能商量出来并落实到大家的心里,这还得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二百年里,人类在人们的争斗中仍然幸存。
那怎么办呢?孟子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没说。现在我苦思冥想,忽然发现,在这三位勇者中其实就另有一条共同的直线——
北宫黝先生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国王,孟施舍先生不怕小股敌人,也不怕大部队,孔老夫子没理决不欺负任何人,只要有理,千万人他都不怕。总之,他们都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站在明处,面对这个世界。
——我认为这是勇之底线。站在众人堆里呐喊,这不叫勇,这叫起哄;说话时,动辄代表千万人代表多数,这也不叫勇,这叫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勇者自尊,他不屑于扎堆起哄,更不会挟虚构或真实的多数凌人;他的尊严在于他坚持公平地看待对方,如果他是个武士,他不会杀老人、妇女、孩子和手无寸铁的人,但对方即使是千军万马他也不认为不公平——很好,来吧。这是勇者。
三位勇者为勇确立了一个根本指标,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只是一个人,如果站在人堆里,那就不必言勇,毕竟勇者从来是人类中的少数,站在大多数中一向比较安全和正确。当然,三千年过去了,网络时代了,到网上看看,似乎是勇者遍地了,但我认为上述指标依然适用,比如在网上向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东西怒发冲冠把键盘拍烂,但转过脸被老板淋一身狗血有理也不敢还嘴,或者走在大街上碰见流氓急忙缩头,这样的勇不要也罢,因为它是藏在人堆里的勇,它就是怯懦。
话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知道了什么是勇,但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做到。孔夫子还说过一句话:“知耻近乎勇”,我能做到的是在自己触了电般张牙舞爪时按上述指标衡量一下,如果忽然有点不好意思,那么就知耻,拔了插销,洗洗牙和爪,上床睡觉。
数学家的城
四百多年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咱们的大明朝,他在一封信中叹道:“似乎整个中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在这位那不勒斯人看来,大明的城市真是整齐啊,方方正正,横平竖直,如同几何图形,似乎有一双无形的、理性的手在规划一切。
这是夸咱们还是讽刺咱们呢?我认为利玛窦是在夸咱们,该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除了传教,还带来了自鸣钟、阿基米德等等,总的来说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感情;而四百年前,无论那不勒斯还是巴黎,都还是臭气熏天乱七八糟,城市规划这件事至少还要再过二百年才被欧洲人想到,所以,利老先生大为惊诧,他不能想象世上哪个“数学家”能够创造这等奇迹。
利玛窦后来博览群经,他必定读过《孟子》,读了之后他就应该知道,孟子就是一个“数学家”,在他的教育下,中国后来有了无数“数学家”,他们的根本信念就是:世上万事必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简单的解法。
比如“三农问题”,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深入思考过,提出的办法就是“井田制”:“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段话翻译出来基本上是一道几何习题:把每平方里土地划为一个井田,每一井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有田,周围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有田,该八家共同耕种公田,然后再走过同等距离的路回到自留地,该干嘛干嘛去。
这就是“秩序井然”啊,多么完美!但是,天下的土地难道像棋盘一样整齐吗?如果一平方里的可耕地零零碎碎分了十七八块而且还不够九百亩怎么办?如果这一平方里上正好住了农民十八家而不是八家又怎么办?
——孟夫子显然无暇考虑这些琐碎低级的问题,他老人家正提着巨大的尺子激情澎湃地为我们设计美好世界。或者他认为大地就是一块大豆腐,等着一把快刀去干脆利落地切。作为“数学家”,他只用直线就算尽了一切,如果不巧碰上曲线,那么,把它拉直就是了。
“井田制”后来成为一大公案,学者们熬白了头发,探讨它究竟是真事儿还是狂想。最终,大多数学者战战兢兢地宣布:可惜得很啊,它竟未能实现。
但孟子作为一个直线数学家的激情和信念无疑启发和教育了我们,农村太复杂,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人造的城市中实现我们的理想,于是,这片大地上每一座城都和另一座城一模一样,它们出于同一份蓝图:要有东西南北的城门,要把雄伟的衙门建在城中央,要有广场,有贯通南北东西的大道,有中央商务区,有金融街,有无数高楼,如果民宅和几百年的寺庙宫观扰乱了规划中的整齐图形,那么拆掉它。在这座城中,我们取消一切曲线,要让直线如刀一样把所有自然生长的事物、所有在时间中沉积下来的事物剔除,我们要一座明光锃亮、冷而硬如钻石的城,那就是“现代化”,就接上了“世界”那笔直的路轨。
然后,在四百年后的今天,还会有人说:这里的城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不过这次,他是夸咱们呢还是讽刺咱们呢?
孟先生的选择题
相对于孟,我更喜欢孔。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吃讲穿,时常发点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我给张靓颖当凉粉的时候也没痴迷到这个分上。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有人性的弱点,而孟子无弱点,他是一团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浩然正气,是飞沙走石势不可当的旋风。读《论语》,你可以边读边跟老人家商量:这事儿似乎不是这样?而读《孟子》,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就是真理和正义,你刚要商量,孟先生就拍案大喝:我现在跟你谈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比如吧,孟先生认为天下古今最理想的税制是什一制,把增值税什么的一律取消,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有十斤谷子交税一斤,一百斤当然交十斤。该税制如何好法,孟先生从未阐述过,他认为根本不必阐述,他一口咬定这是先王之法,尧舜禹都是这么干的,而尧舜禹就是正义、就是大道理,你爱不爱正义呢?爱。那么好,你就必须爱什一税。
这套逻辑非常混乱,但孟先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铿锵、雄壮。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证明,我们爱真和善,但我们也爱美,铿锵雄壮是大美,所以我们爱铿锵雄壮的谬论。于是有一天,宋国某官员听了孟先生的演讲,脑子一热就成了什一制的拥趸,但此人毕竟是个官员,是办事的,脑子再热他也得想想办得办不得,遂起立问道:这事儿好,太好了!可是今年就办恐怕是仓促了,能不能先放放,明年再说?
孟先生不吭声,瞪着大眼看他,直看得他毛骨悚然,这才冷笑答道:“今有人日攘其邻人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人家告诉他:此非君子之道。他说:“好好好,那就少偷点,每个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一只不偷。”——既然知道错了,就赶快改了算了,等什么等?!为什么等?!
——如果孟先生是在会场上,必定掌声如雷,如果他是在网上,必定顶贴如潮,他说得何其好啊!
那位官员作何反应,《孟子》没有记载,想必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好像他就是偷鸡的贼。他得想两千多年才能想明白,孟子的说法其实也是偷,不是偷鸡,是偷换概念:是否实行一种税制,问题之复杂显然不是偷鸡与否就能说清,但孟先生不管这套,他不跟你讨论什一制是否真的公平,不讨论征税方法和征税成本,也不讨论所征之税能否维持起码的公共开支,他只问你偷鸡不偷鸡?于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运作中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直接就变成了“大是大非”的道德问题,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不偷鸡。鸡是不偷了,税应该如何收其实还是没人知道。
春秋时的人比较憨厚,以为凡事说了就要做,所以那位官员还站起来跟孟先生切磋,后来的中国人受了孟先生的教育,都知道谈论天下万事只需回答是或非,而且一定要抢先表态,站到“大是”的高地上去,同仇敌忾查找偷鸡之贼,至于该“大是”应否实行、如何实行和是不是从我做起现在就实行,没人认真。
——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孟先生的理由,我愿意相信他是个真的道德家,但他把人类生活简化成偷鸡不偷鸡的选择题,由此就必然调教出无数口是心非的“君子”。
明年复明年,孟先生都熬成亚圣了,什一制在古代中国一直仅仅是个理想。据我所知,该理想似乎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曾经实现,他们当然不是以尧舜禹的名义,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每十块拿出一块,那时又没有银行帐户可查,小官吏提着刀进门转一圈,宣布他认为你的财产值八万或十万,十分之一,交出来吧!可怜的欧洲人民就只好倾家荡产卖儿卖女。
当然,孟先生想不到这些,他已经解决了大是大非,难道这世上还有别的问题吗?他铿锵雄壮地问你。
圣人病
孟子有诸多高贵品质,但其中不包括谦虚。
比如他教导我们: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打落了牙齿吞肚里,任何时候都是笑眯眯,但某一日他老人家沉着脸没有笑眯眯,于是就有人阴阴地问:咋回事啊,莫非是怨天尤人了?
孟夫子脖子一梗:谁怨天尤人了?我高兴着呢:“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也?”——我为什么不高兴真呀么真高兴!
这番话说出来,对方反应如何,《孟子》无载。根据《孟子》的编纂惯例,凡此类PK时刻,对方如果最后说我错了、我服了、我是小人,那是一定要记上一笔的,这回却没了下文,好像那人听了这番豪语立刻人间蒸发。——我估计真实的情形也差不多,换了我,我也只好叹口气,扭头走人,心里嘀咕一句:那您就高兴着吧。
孟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自信的人物之一,他比孔子更自信,孔子有时苍凉,而孟子通体刚强。但一个人,在这俗世中宣布自己是普救苍生的圣人,他必然会有无穷烦恼。他要是个皇帝倒也罢了,皇帝登上皇位就是圣人,想不当都不成,我们历史上颇有一些坚决不当圣人的皇上,他自己是快活了,但老百姓都觉得不靠谱:皇上你都当了,圣人你却不当,难不成天下的好事都让你捡了去?于是编出许多故事来骂他。
我们总认为圣人离我们很远,比如皇上,很远,那好,当圣人吧,但如果隔壁的老汉忽然宣布他是圣人你感觉如何?反正我马上就得跳出来爆料:他昨天刚在我家门口吐了口浓痰他算哪门子圣人!
这就是孟子的烦恼所在,他老人家天天讲故事,从尧舜禹一路说到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大家都没意见,那都死了多少年了,但忽忽悠悠,浩浩荡荡,最后竟说到了他自己,我们都会打个激凌醒来,不对啊,怎么说会儿话的工夫,这老汉就成圣人了?所以,一部《孟子》中,最热衷于挑孟圣人破绽的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比如刚才惨遭蒸发的那位就是。
孟子要是活在现在,事情好办得多。他虽然没当什么大官,但名声不小,四处周游,赞助也是不少的,几十个学生靠着他吃饭,自然会到处写文章夸他们的恩师老板,把孟先生说成孔子再世或者鲁迅重生。但孟子不幸生在两千年前,那时的学生远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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