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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

最后这两个外号殊不雅驯，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欢场气息，那是未经诗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体，与历史原没什么关系。

——雨中过常熟，见路边两堆荒冢，同行者告我，那是柳如是和钱谦益，柳“爱国”，所以墓前有牌坊，钱“不爱国”，原先是没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潇潇”（王士祯《寻旧院遗址》），便想起陈寅恪，想起《板桥杂记》。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笑林广记》

先说一个段子：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惚，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其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这段子题为《恍惚》，见于《笑林广记》卷之五《殊禀部》。恍兮惚兮，神思不属，此等迷糊在古典文学中被充分书写，寻寻觅觅，千回百转，文人们写得美、写得缥缈，当然有时不免于酸。但在我看来，说“恍惚”说得最透彻的还是这个段子：大脑的某个部位醒了，另一个部位还睡着，他知道痒，他却不知道抓的是别人的腿；他听见滴沥，却不知滴沥的不是自己的尿。

于是，“恍惚”由精神和审美的境界忽然被拉回了地面，它重新成为一种肉体经验，它与肉体的麻痹和感觉的失调有关，它不再是潮湿和纯粹的云雾，它是机械性的混乱。

——我设想，加缪读过遥远东方的这个故事，《局外人》中就密布着物质的、身体的“恍惚”。

《笑林广记》，中国古代的段子汇编，宋时已有刻本，后经不断增补，目前所见的最完备的本子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书，或者说，每个作者都自愿放弃了对作品的权利，他无名、他消失，他让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秘密流传，最终变成一种飘零的、近于自然的存在。

段子，或者叫笑话，有一个发生学的疑难。我查阅手机短信，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段子，我常常疑惑，谁是一个段子的作者？一个段子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修订，会有相互差异的众多文本，但在最初，它应该是有一个作者的，他第一个写出了它或说出了它。

那么，为什么？他的创作冲动从何而来？他没有稿费，没有版权，他也不会因此出名，他为什么要“创作”？

因为快乐，是的，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作者的无名。无名，所以不负责任，所以胆大妄为，超越任何言说的禁忌，所以粗俗、残酷、狭邪、放荡。

——这难道快乐吗？我现在写的是一篇署名“李敬泽”的文章，我要郑重强调，快乐应该是文明的、健康的、合道德的、有节制的。

然而，人是不完善的，人有弱点，人的最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他有肉体，比如一个人呱唧呱唧吃，然后再稀里哗啦排泄，我认为这很不雅观，但不吃不行、不拉不爽，一个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忙着这些不体面的事。

所幸人是有“精神”的动物，我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体面，我们可以假装肉体不在，把它封闭在沉寂的区域，然后径自飞向某个意义的高度。

——但真的沉寂了吗？在沉寂中或许还有窃窃私语？每个社会、每一种文明都拥有“正文”之外的隐秘的语言生活，人们悄悄地在言说中感受肉身。肉体的沉重、僵硬、不协调、不纯粹、不可自主，这一切是人的弱点，也是人与人平等的底线，也就是说，进了澡堂子，裸裎相对，人人没有名字，肉身你有一具我也有一具，谁也别装孙子了，一切“高度”都取消，一切价值等级都拉平，这难道不快乐？这是一种在理性、文明之外的快乐，是被禁忌和冲破禁忌的快乐。

《笑林广记》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黑暗中的笑声，是天理遮蔽下的人欲，是我们前人的肉身。

回到了肉身，人和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被打破。读一本唐宋八大家的书，你常会感到它离你很远，你很难走近它。读《笑林广记》，你却毫无障碍，好像那些段子刚刚发到你的手机上，你微笑或大笑，透彻地领悟那些语言的诡计和花招。

乘一架时间机器回宋朝，你和苏东坡、和宋江李逵其实没什么话说，但是有段子，段子能让穿宽袍扎幞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同时发出笑声。

——将近一千年了，人间换了。

但人真的改变了吗？

我所读的《笑林广记》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版，一位当代的校点者在《前言》中说：

《笑林广记》……其内容不是一人一世的创作，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作的产物，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它产生于民间，创作于人民。这足以说明它的文学性、人民性。人民需要生活，需要真实，需要艺术，需要快乐。

我觉得该先生要么是太老实，要么就是搞笑的高手。“人民需要生活”，这话说得有趣得紧，“人民”是否需要“生活”我不知道，我倒知道人大概是需要段子的。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说过“把日子过成段子”，这话被黄集伟先生引了去广为散播，似乎是为当今的段子大流行张目，其实我没倒那么疯，用那位校点者的话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让“劳动者”发挥他的智慧，这是一种避免焦虑至死的智慧。当然，如果一个人一天非得听或说七八个段子才能过，那也许说明他非常不快乐，以至于他如此地需要快乐。

——话说到这儿，我自己都糊涂了，只好从《笑林广记》上抄个段子了事：

一方士专卖迷妇人药，妇着在身，自来与人私合。一日有轻浪子弟来买药，适方士他出，其妻以药付之。子弟就以药弹其身上，随妇至房，妇只得与伊交合。方士归，妻以其事告之。方士怒云：“谁教你就他！”妻曰：“我若不从，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说八

题为《说八》，可说八卦、八爪鱼、八旗子弟，也可以说八达岭、八音盒、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甚至说“发”也不算跑题。想来想去，决定说八股。

唐代发明了科举，这在当时是文明史上创新、先进的制度设计，从此，考场之上人人平等，穷孩子只要脑瓜灵、肯上进，祖坟冒青烟，也能出人头地。唐代之前，中国乱了几百年，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重要原因就在于九品中正，纨绔当道；一个社会，如果我爹掌印把子，我还掌印把子，这问题还不大，但如果他爹是卖豆腐的，他就注定卖豆腐，上进的路向最广大的人群封闭，这就问题甚大，卖豆腐的儿子憋急了就会揭竿而起，举着切豆腐的刀杀开一条血路。有鉴于此，唐太宗兴科举，一得意说了句真心话：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后来的英雄们认为，此话充分暴露封建皇帝以科举维护封建统治的险恶用心，其实翻译成现代政治理论，这般用心倒是颇为正当：一个社会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公平地开放机会，而考试就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确保公平的最好办法，好比有粥一碗，十个人要喝，怎么办？抓阄或者猜谜吧。这很公平，喝不上的无话可说。

但天下最好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弊端。就科举来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考什么，怎么出题怎么判卷？唐代考做诗，于是唐朝成了诗人当道的时代，这当然很好，但看看当今的诗坛，以今度古，你就知道对诗的好坏达成一致意见有多么困难，结果就是向批评家塞红包，拜考官为老师，蝇营狗苟，标准大坏。

该问题到明太祖手里才算有了比较完善的解决办法，就是考八股。八股文的作法有一定之规，而八股的内容须是“代圣人立言”，出题者从四书五经上挑出一句话，这句话啥意思先贤早有定论，你不能胡说，只须掰开了、揉碎了，阐发你的心得体会。所以，八股一出，科举考试终于实现了标准化，缩小出题者和判题者自由裁量的空间，相应的也压缩作题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有个靶子立在那儿，大家去射，看谁射得准而且姿势漂亮，就算是个美国人来应考，也不能一高兴射到旁边的靶子上。

——这当然压抑个性，但个性诚可贵，也要看场合，我认为考试这件事本就不是比个性，该游戏的根本要义在于公平。所以，如今的教授漏题报纸上吵吵几句就不了了之，我只能替该先生暗自庆幸，。电子书下载不知他学过历史没有？换了科举时代，干出这等坏天下之平的事来，哪怕你是宰相、尚书也很可能会绑到菜市口去，斩首！

如此公平的制度实行既久也出了问题，圣人只有两位，一孔一孟，中国的圣人又不像印度的佛那么爱唠叨，二三百年考下来，恐怕他们二位的每句话都曾是试题，都有了大批范文；更何况圣人的某些话还真是出题不宜，最有名的例子是雍正时一个考官出了个题是“维民所止”，雍正这个皇帝在咱们的电视剧里差不多也是个圣人了，但我怀疑他患有迫害妄想狂，总觉得天下人都在欺负他、说他的坏话，“赵家的狗今天看了我一眼”，于是就大开杀戒。那天接到小报告，果然就狂了：“维止”不就是“雍正”无头吗？好，老子先让你无头！

所以，八股文考到后来，命题成了一件要命的事，考官大人们绞尽脑汁，为的是想出极尽拧巴变态之能事的考题。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你要出这么一道题，断难不住考生，人人肚子里预备得滚瓜烂熟，提笔就来而且花团锦簇；但是，如果我出一道“时习之不”呢？怎么样？晕了吧？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圣人的话，并未超越教学大纲，古文又无标点，正可任意裁剪，前边截后边搭，这臭名昭著的截搭题就能活活难死你。

事情到了这地步，科举连同八股文终于由好办法变成了烂办法，于是，1905年，当初没考上的袁世凯和考上了探花的张之洞一商量，得，没意思，停了吧。遂奏请废止科举，中国从此算是正式开始了现代教育。

八股当然也就这么废了，但不要以为从此不考试了，照考，而且变本加厉，实行现代教育制度后，每年“自三月起，至八月止，殆无月不考试，或一月两试。上以利禄诱，下以利禄劝，举国若狂。”——这是宣统二年的情况。出题者和应试者捉迷藏的游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玩下去，而科举时代的捉迷藏还有范围有方向，反正不出四书五经，反正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理应熟谙、理应承续的根本传统；现在呢，出题者四书五经大概是没读过，对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应该知道点什么我看他们也心中无数——不是连周杰伦都入了课本了吗？这样的教育者当然很有个性也爱耍个性，条条大路他不走，海阔天空任他游，游到忘情处，类似“说八”的题目就出来了，出题者昏昏，做题者更昏昏，八股的截搭你还知道上下文，现在，他随手一截，搭都不搭，你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裁来的一片云彩，更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正应了“平原游击队”里那句老戏词：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搞你神兵天将难提防。

话说到这儿，在下的意思索性明说了吧，就是在废科举一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斗胆怀念一下八股，因为相比于后来的某些“进步”，它倒是更合于考试的本义。至少，我要是不幸变成应试的老童生，宁可碰上“时习之不”，也不想碰上“说八”。

把遗产献给“世界”

本来想谈《吕氏春秋》，但近日尘心大动，多看了几眼电视和报纸，回头再谈什么《吕氏春秋》就觉得不合时宜。时之宜也的日子应是有一天巴黎来人，宣布将《吕氏春秋》列入世界纸质文化遗产，可惜到那时也轮不到我谈了，自然有记者把闷得发了霉的专家翻出来晾晒，一边诚恳地问：《吕氏春秋》是啥东东？

这个日子暂时不会来，因为巴黎方面还没有把印在纸上的文字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意思，毕竟，咱们暂时还没能发明出一种办法，像拆掉一座建筑或解散一个剧院一样让一部书在天地间转瞬消失。

当然，咱们同时也发明了一些办法，力图使某座建筑或某个剧院不致消失，其中之一，就是把洋人请来，请他们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宣布，这可不只是你们家的，这是全人类的，可不能乱糟蹋。

这个办法迄今大致有效。事实上，该办法用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效，比如，今天就有小两口打了架鸡飞狗跳，二人分别摔门离家，轮流致电本老哥，互相诋毁、控诉，决意一拍而两散。老哥俺心中窃喜，自知晚饭有了着落也，遂喝道：都给我回家，做某菜，备某酒，待老哥前去了断。

进了门，见夫妻如乌眼之鸡，酒菜却已备好，本老哥大刺刺上坐，边撮边吆喝，翻来复去，不过两句话：

尔知不知他（她）乃举世无双之宝贝？！

尔知不知尔甩了他（她）众人立时狂喜而抢之？

如是者重复一百二十多遍，二人终于相视无语凝咽，目光且甜且酸且热，如看一大金砖，本老哥酒足饭饱，悄然溜之，走在街上，叹曰：

噫！本老哥之于该夫妻，正如巴黎之于咱们和遗产，有些事别人不吆喝，自己便要胡折腾也。

但话说回来，该办法有效，也有限。俺去日本时，事先备了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图索骥，游园子逛庙，见处处修缮精心，也不见穷凶极恶大开发之状；只是日本人终究是“小”，比较缺乏世界眼光，所到之处，几乎无人提起巴黎认为此地如何如何是个宝，要吹牛也只说此乃敝国“文化财”，言语之间，是一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模样，别人的吆喝倒是可有，也可没有。

“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看电视也看到了一个咱们的例子，那是在北京，一户人家为明末咱们民族的英雄袁崇焕守墓，代代相传，三百余年以迄于今，结果呢，终于还是海枯了、石烂了、拆迁了，被赶进八竿子打不着的楼房里去了。

电视里，最后的守墓者涕泪横流，哀痛欲绝，我看着她，无话可说。

说什么呢？如果咱们已经失去了对永恒、对长久、对先人、对自身之来源的起码的尊重，那么，咱们也只好收拾一点先人的遗产献给“世界”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