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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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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那头猪，也是见过李白的牛猪，要不怎么会如此特立独行呢？看到网上，当初有个电视台主持人采访他，问：“你的小说里的爱情为什么没有诗意？”他大概以为诗意就是情深深雨蒙蒙，几度夕阳红，我仿佛听到整个唐朝都大笑起来。白银时代到底有多久呢？我们还活在他的《2010》里，盼望着有生之年能进入他另外的小说，如《红拂夜奔》，哪怕是《寻找无双》。
如果人生苦短赶不上，那我也希望特立独行的豹子一样迅捷的猪兄回来一次，趴在我们的屋顶上，为我们苦闷的日子拉响汽笛，让房奴们、车奴们以及啥啥奴们能卸下生活的重担，在春天的小河边洗个澡，唱着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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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炳的一天
到无锡演出，去探访阿炳故居，一间房子，家徒四壁，摆放着一双雨鞋和一张木板床。1950年12月4日，阿炳死在这里，身边没有一个人。外间是他的纪念馆，可以通过耳机听他当年的原始录音，《二泉映月》细若游丝，颤颤巍巍，从历史的深处飘来，伴随着杂音，就像江南的梅雨敲窗。
我想象阿炳的一天：早上，照常是要睡懒觉的。等到太阳晒到床上，抽两口烟，起床。先到家门口的“三万昌茶馆”坐一坐，听茶客们谈天说地，是否有啥新鲜事。就像我早上上微博一样。然后到“三万昌茶馆”门前的小广场上，开始一天的工作：拉二胡，唱新闻，唱无锡的哪个财主又霸占了一个丫鬟、日本人又干啥坏事了等等。如果挣到了钱，就来一盘蚌肉炒大蒜，再来斤黄酒，借着酒劲睡个下午觉。黄昏时，收拾行头——琵琶、二胡、歌单，跟媳妇董彩娣出门。路过公花园，那里的茶楼正在唱锡剧，很多老人在那儿骂政府。再向前走，出光复门（现在成了无锡的一环路解放大道），城外要比城里凉爽很多，路旁种满香樟树，阿炳一路走一路闻，等到香樟树的味道淡些了，就听到隐隐约约的闹市声。那是无锡最繁华的地带，毗邻火车站，戏楼、茶楼、客栈、妓院、饭馆、电影院，一家挨着一家。
快到“中国饭店”的时候，开始有老主顾招呼他了：“阿炳，来一段。今天我有朋友从上海来。”阿炳就拿出折子：二胡拉一曲两角，弹一曲琵琶五角；普通曲目两角，荤曲儿加价。阿炳先弹了段《昭君出塞》，客人是个跑买卖的，听不大进去。他又来了段《小寡妇上坟》。
拿到钱，阿炳继续往前走。过了大洋桥，就到了泰山饭店。他在路边摆个场子，施展他的平生绝技，从《二泉映月》到《听松》，再用胡琴模仿猫叫狗叫，老鹰抓小鸡，唧唧咯咯，弓弦穿梭处，世间百态，活灵活现。演出间歇，阿炳一摇钱罐子，很生气，钱不多。于是曲风一转，开始骂人……骂完了，气消，跟媳妇回家。城门已经关上了，但城上的日本兵是阿炳的忠实粉丝，一听胡琴声，赶快开门放行。
几十年前无锡的夜晚，灯火稀疏，万籁俱寂，阿炳拉着胡琴，一路走回家。那些半梦半醒的人，听到胡琴声，就知道阿炳下班了，翻个身，继续做他们的旧梦。
痴心不改，民营书店
每个城市都会有那么一两家品位良好，肃静近于冷清的独立书店。他们在卖什么？前有新华书店拦路，后有网络打折追杀，所有书香浮动月黄昏的小书店的背后，都伫立着一个默默赔钱的书痴老板。
1995年我到北京，北大东门外有个书铺街，那时摇篮中的万圣书园坐落于此。一个小小的门市，卖着高深的学术著作，对面还有一个卖打折旧书的分店。约文艺青年见面时，经常会在BB机上留言：万圣见。后来这条街被建设成了车流滚滚的四环。多亏北京这么一大块光怪陆离的文化土壤，万圣并没倒闭，而且成了京城文化的一个地标。
我四川的朋友，书痴宋杰，梦想着在成都建一个万圣一样的地标。每一次见他，他话里话外重复率最高的就是“地标、地标”，前年我去成都，他终于在宽巷子附近开了一家“象形书坊”，整天高高兴兴地坐在书架旁，没人也高兴，有人更高兴。如果你买的书特别合他的胃口，他还会请你吃水果、喝饮料。现场见一女士选书，库存无货，宋杰急忙打电话，让同城的另一家书店赶紧送过来，快递费由他支付。痴心如此。
我青岛的老友张亚林，爱喝扎啤吃蛤蜊。他在青岛大学对面开了一间“学苑书店”，房租很高，但他说，这辈子就喜欢干这个。他不管晚上喝了多大的酒，总会一大早起来，洒扫庭院，准时开业。搬把躺椅，坐在书店前，喝茶下棋。他还有个臭毛病，无论到哪个城市，看人街边的门市房敞亮，就会提议：这个适合开书店，什么时候我来开个分店。然后就指手画脚，不顾人白眼，规划何处摆书架云云。
绍兴蔡老师，热爱五四文化，开了一家“新青年书店”，理想是“不赔钱就算成功”。他有时进了一些好书，怕被买光了，自己还要藏起来一本。
深圳的阿飞，本来是开酒吧的，如今弃暗投明，开了间“旧天堂书店”，由于夫人魏籽是个大设计师，书店设计得像一个美轮美奂的梦。阿飞是个大胖子，但建设书店，日以继夜，夫妻熬了两个月，竟然减肥十几斤。别的书店主打是励志、教辅，他们的招牌菜却是诗集、黑胶唱片。除了卖书之外，还开辟一个玻璃屋顶的小院，作为咖啡屋。前不久，我和诗人廖伟棠在此做了一个诗歌与音乐的演出。接下来还有台湾“大大树”的钟适芳的讲座。
亲切的民营书店越来越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讲坛，我相信它们应该是岳麓、嵩山等书院一脉相承的好子孙。好书若有知，摆在这里，也会觉得幸福。这是它真正的家，来买它的都是亲人。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周治平
2011年6月18日，上海大雨，我参加了金桥“民谣在路上”的演出。这次有周治平，期待看他的现场。1992年，我在长春上大学时，校外有个卖磁带的小柜台，那时我有个双卡录音机，只要有人买来一盘磁带，就可以宿舍集体盗版。同学小顾买过周治平的《青梅竹马》，我听了很多遍，对里面的歌都非常熟悉。后来有一次参加沈阳的吉他弹唱比赛，我还特别扒了这首歌的吉他和弦，凭着它闯入了复赛。
第一次见周治平，是在车上。当时他刚下飞机，主办方安排他去吃饭，但民谣论坛已快开始，他一再推脱，说不用吃饭，直接去会场吧，别迟到。感觉此人温文尔雅，非常敬业。会场上，他发言，说不反对商业，凭什么工人能靠手艺赚钱，厨子能赚钱，歌手就不能凭手艺生活得更好呢？
第二天，现场，台下很多人打着伞看演出。周治平第一首歌唱了我当年很喜欢的《苏三起解》，经历了那么多摇滚、实验、原生态音乐的洗礼，乍一听这首歌，心里还是很感动，但更多的是感动于时间的流逝。二十年前我在大学宿舍里和同学一起合唱，然后自己真像歌里唱的那样，“走过了一个山一个城镇一个村”。接下来他又唱了《青梅竹马》，我想给我南昌的同学、当年极力推荐这张专辑的小顾打电话直播一下，又突然心疼，我的手机漫游中，一分钟要一块多钱，于是马上从浪漫的昔日转到对现实手机强盗收费的愤慨。然后开始生气，听歌也不能入境了。真是嗔念一动，什么都成了灰烬。
现场的第一个小波澜是他的《一天一点爱恋》，为梁朝伟写的歌。但他在台上用了两把木吉他，爵士乐的编排，歌曲脱去了很多旧有的俗气。当然，整场的高潮是《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上海的小资情调非常契合。我感觉他的编曲能力很强，但歌词相对局限一些。比方他整个爱情的参照系就是天长地久、红尘、年少，这些套路型的词语，造成创作上的惰性。最后他唱了首新歌，叫《中年男子》，很像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一个诗意褪尽的中年人的调侃之作，略显空泛。想迎合新时代的玩世不恭，但听起来不如当年那种情深意切，更能击中人心。
周治平后面是更多年轻人喜欢的《海角七号》里的范逸臣，他的乐队迪曲一样快乐的前奏响起，我想周老师还是不要徒劳地追赶时代了，落伍也是一种风格，只要你坚持得够久，时代的审美还会转回来。
错中动人的柏邦妮
柏邦妮写剧本，写小说，是博客名人。
听邦妮说话，仿佛跟国手打乒乓球，乒乒乓乓，搞得你手忙脚乱。她是那种大悲大喜型的人，大红大绿，让人担心再过分一点就土包子了。第一次参加她的新书见面会，底下坐着很多文艺小男女。邦妮说得正兴高采烈，突然来个急转弯，说：“其实，我小时候是很自卑的。”然后就无语凝噎起来。坐在下面的我有些尴尬，台上的她倒是自然而然。后来相处多了，我才知道这就是她的常态。
某次，绿妖、邦妮和几个闺密在客厅开妇女大会，我进卧室换衬衫，邦妮举着一件新衣服尾随而入，“周老师穿这件”，然后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等着看我脱衣服，弄得我又尴尬了一次，多亏绿妖进来解难。她觉得自然，你就心虚自己太不自然。
一个人掉到水里，一定很狼狈，而一条鱼跳起来又落下去，就很优美。某种情况下，邦妮就是一条鱼，而我们只能是岸上替鱼瞎操心的人。瞎操心就是以爱的名义互相伤害。她和男友分手了，回家养伤，临回北京，父亲送行，正言厉色教训她：“你这几年是彻底的失败。看谁谁找的男友把全家都带到美国去了。”邦妮对她爸爸报以不可克制的怒吼。在北京漂过的男女们，都曾和自己的爸爸这样吼过。爱并不享有特权，在外尝尽人情冷暖，回家还要受父母爱的责骂，这样的爱少一点更好。
邦妮回来了，买了大房子，在书房里勤奋地写剧本，忙着健身减肥。买房子的女人，是对男人世界的温和宣战。本来，邦妮接到了一个大活儿，能赚几十万，定金都拿到了，她忘乎所以要在北京买房子，等房子也看好了，那边对她提出了一些苛刻要求，大是大非面前，谁能文艺到底呢？邦妮退了定金，自己借钱交了房子的首付。年轻啊，能踢能咬，北京跟莫斯科一样不相信眼泪，必须又文艺又坚强才能在“帝都”有尊严地生活下去。可世界自始至终都是个不讲理的老爸，他强壮时，对你瞪眼睛，你哆嗦着反抗；等你强大了，对他又不忍割舍。你拿他无可奈何，只能写成小说编成剧本，把那些曲曲折折的生活印在纸上，像一册有关自己生命的手绘地图。
另一次妇女大会，我作为家属列席。我大言听人说话的声音，就能判断该人最近的生活境遇。邦妮凑上来，叽哩哇啦地讲了几句，我喝得高了，耳朵也不大管用，对她说：“桑格格，你声音暗淡，最近有不顺心的事情吧。”这下闹笑话了，有素材了，邦妮编成段子逢人就讲，趁她还没写进文章，我先下手自我出卖一下。
暂别“南都”*
2011年年初，我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了专栏“首如飞蓬”。小小自留地，笔耕一年，也收获了些萝卜白菜，满足口腹之余，还能和三两朋友分享，已经很欣慰了。如今，我要休息一段时间，找个角落猫冬过春节，捎带总结一下短暂的专栏生涯。
“南都”是中国媒体的前沿哨所，上了这条船，你会感觉到时代的风雨扑面而来。
我写过大作家史铁生去世、日本地震、鲍勃·迪伦（BobDylan）来华、动车事故、校车灾难、保护方言，写过众多歌手的传奇故事，写过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台港巡演、初到新疆，天南地北，五味杂陈。回看来时路，我们拉着衣服扯着袖子相跟着，走过了一山又一山。我们在共同努力争取说真话如嗑瓜子的时代早日到来。
一个歌手写专栏，总是有点不务正业，每每彻夜大酒，凌晨，忽想起专栏在即，便如冷水浇头，马上酒醒。到了国外，手机关机，正乐不思蜀之际，编辑网上留言催稿，立马感到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伸出大手拍你肩膀，让你须臾不敢忘本。我的编辑侯虹斌，真是个尽职尽责的催命编辑，如果有些稿子写得还可以，那也是被她催逼出来的。感谢她一年来的短信、邮件、微博、私信，就差电报催稿了，让我这个行踪不定的懒作者在文字上收获颇多。
某次在广州乘出租车，司机认出我，主动攀谈，原来不是因为我的歌手身份，他说，他经常看我在“南都”上的专栏。2011年年底，蒙牛牛奶再现质量危机，好多媒体为其辩解，重新镀金。听说“南都”毅然回绝了蒙牛的广告，为这个报纸写了一年专栏的我为此深觉荣耀，并庆幸有这样的良心媒体曾经陪伴自己一路同行。
末日之年，歧路虽多，然有爱者，终会殊途同归，神州很小，有心者定能再聚。
《春天责备》台湾版自序
我的书比我幸福，它就要去台湾了，还要在那儿长久地定居。它会被某个台大女生捧在木棉树下，或者在台南夜雨敲窗的小屋里，摆在一个东北老兵的案头。它会瞌睡着想起东北的沈阳、中街的“老边饺子”、大帅府。要不然就尘封在某个小书店的书架上，左边靠着痖弦，右边依着夏宇——此女飘忽不定，这下可无处逃遁了。我的书会一页一页地追问她，为啥不给我写序。
这本小书，前半部分是我当年居住在香山时写的短诗。那时我有小屋一间，前面几棵枯树，后面两座荒坟。夜阑人静，和猫头鹰与刺猬为伴，思考人类，玄想诗歌。后边是我下山后写的随笔，落在现实里了，举手投足都是大中国里的小人物的鸡毛琐事。最后是绿妖写的一篇有关我的小传，采访完她成为了我的女友，所以这篇报道写得既客观又有情。
我的书在大陆出版，已经发行了几万册。这次它远行台湾，临上路时，我还要千叮咛万嘱咐：我的文字到那儿可要谦虚谨慎。我的文字有北方老白干的粗洌，但台湾也有金门高粱酒。我的诗有会稽加饭的后劲，但台湾也有绍兴老酒。所以，一定要做一本低调的书。实在不行就自我打折。
最后握握手，再鼓励一下：莫愁前路无知己，海峡那边朋友多。
注：1．我有幸于2011年9月去台湾参加“流浪之歌音乐节”，顺便给我的书做了一些推广活动，第一天在台北的“一代佳人”海鲜大排档吃饭，那儿是台北文化人食堂，因为那里可以随便抽烟，并且把烟灰掸在地上是一种时尚。隔壁桌上就是朱天心和她丈夫唐诺。真巧，我在飞机上还跟绿妖说：“也许你在台北会看见朱天心、朱天文。”临走那天，我们跟出版社编辑聊台湾文学，张大春算一代，现在的骆以军也很红。结果，在去“一代佳人”的路上，编辑老师突然指着路边说：“看，那就是骆以军，带着孩子在过马路。他们叫他‘骆胖’。”
2．到诚品书店一看，自己的书旁边挨的不是痖弦，也不是夏宇，而是胡兰成。我的书中曾有篇文章讥刺他的文字是花拳绣腿，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3．本人曾与台湾著名诗人夏宇在北京有两面之缘，据夏宇说，她当年失恋，曾徒步走了一千六百公里，创伤还未痊愈，回台湾听了一天的《不会说话的爱情》，最终痊愈。当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我想托她代为写序。夏宇回信说，她看书都要把序撕掉再看，所以也从不给人写序。
三个不普通的台湾声音
陈明章，一个闽南语歌手，在台北诚品书店敦化店，我有幸看到他的现场。他刚推出一张新专辑《青春》。距他1986年为侯孝贤的电影《恋恋风尘》配乐，已经二十五年。他弹着自己改造的月琴，嗓音依然纯真如赤子。演出完，我和他握手，他的手宽厚温暖，不拒绝所有的合影要求。
临了，我们互赠唱片，回到北京，仔细阅读他的歌词，感觉淡水呀，花莲呀，那些好地方被我带回家了。歌词页里，他说：“在阿美族中，‘Ho Hi Ya’与‘naluwanna’是最亲切的招呼语。从台东到花莲，花东海岸七月的丰年祭，不断地传来‘Ho Hi Ya’与‘naluwanna’的歌声。”
陈明章的好友林生祥，是一位客家歌手。我们曾搭乘高铁，转长途车，到了南方的美浓。这是林生祥的家乡。到美浓车站，向一位司机打听，他很了解林生祥，因多年前他在高雄开过书局，还帮林生祥卖过他的唱片。林生祥开车把我们接到他的家中，一个宽阔敞亮的客家式三合院。九十多岁的祖母在院里晒太阳。他三岁的小女儿午睡醒来下楼，全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林生祥的妈妈曾是养猪专业户，养了一千多头猪。现在虽然洗手不干了，但对于买什么样的猪肉，依然是绝对的权威。她给我们做的猪肉甜甜的，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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