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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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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混混打扮。
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就从了,拜了师。从此,子路就做了孔子的贴身保镖,出生入死,忠心护主。孔子曾洋洋得意地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又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哉!”还是子路最忠心耿耿。
子路被卫国权臣孔悝用为邑宰。后来卫国发生政变,子路认为:“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于是参与战斗。他的帽缨被击断了。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于是把缨系好,从容就死。
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马上说:“嗟乎,由死矣!”孔子太了解子路了,早就知道他这个既勇且忠的学生会不得善终。
参考:《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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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约前313—前238)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荀子名况,时人尊称为荀卿,赵国人,游学于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晚年在楚,为春申君所用。在自然观上,认为“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性问题上,提出“性恶论”。
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国伏死士杀春申君。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废官居家于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据《荀子》)。
著有《荀子》三十二篇。注释有唐朝杨左人右京、清朝先谦《荀子集释》等。
李白
(701—762)天子呼来不上船
李白,五岁诵六经,十岁观百家,十五作赋凌相如,虽高不满七尺,而心胸万丈,卓异才华,使他既自信,更自负。“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注定了诗人不平淡的一生。两进长安,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走,栽于官场倾轧,宫廷纷争之中。
哎,本是文人,贪图什么功名,这多余的痴情,终究耽误了一绝世天才。
传说李白醉酒落水而死,逝世前,赋《临终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辞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杜甫
(712—770)星垂平野阔
字子美,玄宗天宝三年(744),他33岁时在洛阳与李白相识。天宝六年,应科举考试,因李林甫作梗,举人全部落第,他遂在长安潦倒十年左右。
“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和家人也沦入难民行列,备受苦楚。后流落到成都,在城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以栖身。
770年,杜甫作《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诗中说:“北归冲雨雪,谁悯敝貂裘·”这是向湖南亲友请求北归的资助。但是未能如愿。终因贫病交集,病死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
他的最后一首诗,是在船上伏枕写成的,这首长达36韵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回顾了早年在朝作左拾遗时因救房琯而触怒肃宗这一生活史上的大事,以此为起点,追述了获罪贬官以及长期漂泊的苦难历程。诗人于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没有忘怀国家的灾难和民生的凄惨,诗末言道:“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最后一句,诗人痛苦地长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不久,即怀着对国家的深重忧虑和未能见到太平景象的遗恨,长辞人世。
杜甫这几句诗是写给李白的,但我觉得更像是他自己的写照,一语成谶: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苏轼
(1037—1101)鸿飞那复计东西
东坡其人,令人想见。
他曾对其弟苏辙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他妹妹曾笑他脸长:“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
林语堂这么评价他:“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我最心仪的是他晚年写的这首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人之将死,感慨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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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
(1139—1193)我心即宇宙
他是心学创始人,与明代王守仁并称为“陆王学派”。他继承和发展了陆颢的“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说:“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
1176年与朱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关于“心”和“理”的大辩论,进一步阐发了他“尊德性”和“发明本心”的“心即理”的先验论。他的学说,经明代王守仁继承,发扬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影响极大。
陆夫子的学说,可以用“为学”、“明道”、“察理”、“立心”、“做人”十个字来概括,落脚点是做人,做大人。在宋儒中,他以“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独树一帜,其“学问无他,只是一实。”
其终生所愿,保持“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的本心,做一个正大纯粹的人。晚年,有人问陆九渊,百年之后,“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参考:《象山先生全集》
王守仁
(1472—1528)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明朝理学家,因曾在阳明洞讲学,世称阳明先生。
他反对程、朱学派心外之理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心学”。他断言:“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提出“致良知”学说。
1528年10月,王守仁因肺痨日益加剧,上疏告归,心想将苟延残喘之躯送还余姚“寿终正寝”,终因病情恶化而卒于归途南安。临死前,门人周积(时为南安推官)入见,王守仁开目视曰:“吾去矣!”周积泪如雨下,忙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微一笑,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过了片刻工夫,他便瞑目而逝。
12月3日,门人张思聪(时为赣州兵备)与官属师生设祭入棺。次日,“舆梓登舟,士民远近遮道,哭声振地,如丧考妣。”
著有《王文成公全书》。
顾宪成
(1550—1612)风声、雨声、读书声
东林党领袖。万历二十一年进士,因争国本,不符皇帝意,被革职回家。乃修东林院,与高攀龙等讲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著有《顾端文遗书》、《小心斋札记》等。曾写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临死前,他口占一绝:
平生妄拟古之人,
岁月蹉跎忽至今。
一息尚存应有事,
莫将夭寿贰吾心
高攀龙
(1562—1626)从屈平之遗则
高攀龙,明朝大臣,东林党领袖之一,字存之,又字云从,世称景逸先生,南直隶无锡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二十一年被贬,翌年回归故里。三十二年,与顾宪成等###讲学于东林书院。抱道忤时的士大夫、退居林野的官僚,与部分在朝的士大夫遥相应合,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攀龙则与顾宪成并称“高、顾”。顾宪成卒后,由其主持东林大会。熹宗即位,起为光禄寺丞,官至左都御史。支持杨涟等人追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借以消除外戚、勋贵及浙党的势力,又力主澄清吏治。
明天启六年,魏忠贤等阉党人士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派缇骑去无锡逮捕已罢官在家的高攀龙。高攀龙得知逮捕者就要来到的消息后,在书房里留下一封遗书,悄悄地投附近的池塘而死。遗书中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一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
遗著辑成《高子遗书》。
吴梅村
(1609—1671)忍死偷生廿载余
晚明,是历史上腐朽透顶的时代之一,然而,却不是漆黑一团,它还是一个有意思的玩世不恭的时代,奇人怪杰辈出的时代。
吴伟业,字骏公、江苏太仓人,以其号梅村闻名于世。
吴梅村自幼聪慧;十四岁就读懂了《春秋》、《史记》。二十三岁中榜眼(明崇祯四年)名动一时。吴梅村身受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御笔在他的试卷上批了“正大博雅”四字。吴梅村二十八岁时,被崇祯任命为湖广乡试主考。二十九岁时,又被任命为东宫讲读,一时春风得意。
崇祯十六年,吴梅村与卞玉京相见,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而卞玉京也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诗词书画都很好,吴梅村曾赞美她“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两人一见,相互倾情,卞玉京更是手抚几案,脉脉相问“亦有意乎·”其中托付终身的信息是很明显的。这一次,吴梅村的选择颇为暧昧,他回避了婚娶。
时局的恶化之快出人意料。他们分别的第二年,李自成就占领了明王朝的首都,崇祯煤山自缢。一个多月后,被吴梅村定义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横扫中原。吴梅村与卞玉京在此后的多年里失去了联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梅村通过老朋友钱谦益打听到了卞玉京的下落,并终于等到了那令人心跳不已的辘辘声,结果却是———卞玉京着道袍与他相见。
这段恋情,影响了吴梅村一生。直到临死前还念念不忘:
忍死偷生廿载余,
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应填补,
总比鸿毛也不如。
据《清史稿》记载:吴梅村“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闻其言者皆悲之。
顾炎武
(1613—168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号亭林。出身江南大族,明末,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兵南下,从昆山令杨永言等举兵反抗,失败后游历全国,暗交抗清志士。
生平精力绝人,自少至老,无一刻离书。反对空谈,提倡经世济用。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称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祖”,开清代朴学之风,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皖两派影响较大。
1682年的小除夕,70岁的顾炎武兴致很高,写道:夜晚登上山冈,看见远处灯火明灭,听见狗像豹子一样的叫声。
过了十天,正月初八,顾炎武骑马时失足坠地,翌日猝死。
著有《日知录》、《亭林诗文集》、《音学五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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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1610—1695年)梦魂落此亦欣然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宋元学案》)此铮铮铁骨之言出自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余姚黄竹浦(今明伟)人。他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名士,为人沉毅正直。黄宗羲八岁随父在任所读书。当时,权阉魏忠贤把持朝政,戕害忠良,政治腐败不堪。东林志士左光斗(安徽桐城人),杨连(湖广应山人)等常到黄家议论朝政,评论人物。黄宗羲侍立在旁,对朝政黑暗情况、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等,了然于怀。
黄尊素为阉党所害,被押送京城。临行前,父亲命他拜著名学者绍兴刘宗周为师,并嘱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父亲的教训对他后来的求学道路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祖父为使黄宗羲牢记国恨家仇,在他进出门口处写上“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来激励他。
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其事轰动海内外。
黄宗羲一生著述不断,而且愈到老年愈勤奋,年逾八十,著书不掇。他所开创的“浙东史学”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由于黄宗羲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贡献,与孙奇逢(河北容城人,明亡隐居不仕)、李颐(陕西周至人,讲学江都,门徒甚众),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
黄宗羲在经济领域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他的“积累莫返之害”之论说被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纵观历史上多次税费改革;出发点也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中央领导###等同志了解到这一研究成果,把它看作一面历史的镜子。这是史为今鉴的最好栓释,也是黄宗羲留给后人的一个命题,一笔思想财富。
康熙三十四年初秋,黄宗羲病重不起,写了《梨洲末命》一文,文中嘱咐“吾死后,即于次日之早,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棕棚抽出,安放石床。不可用纸钱,见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来吊者所送银钱纸烛尽行却之。相厚之至,可在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要求在其墓前树立石条两根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沼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
临终时,他口授《绝笔诗》命儿子作记:
筑墓经今已八年,
梦魂落此亦欣然,
莫教输与鸢蚁笑,
一把枯骨不自专。
俞樾
(1821—1907)临终诗笔尚如神
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俞樾,师法乾嘉学派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颇有成就,授徒多年。他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
临终前,俞樾作留别诗10首,又做“自喜”诗和“自恨”诗,代讣辞行,颇为潇洒豪迈,在戚戚别情中掩藏着大气和高亢,如其《别门下诸君子》:“寂寞元亭杨子云,偏劳载酒共论文。不知他日三台路,谁过空山下马坟。”《别此世》:“自寄形于此世中,扰扰事无穷。而今越出三千界,不管人间水火风。”《别俞樾》:“平生为此一名姓,费尺精神八十年。此后独将真我去,任他磨灭与流传。”《临终自恨》:“茫茫此恨竟何如,但恨粃糠未扫除。七尺桐棺三尺土,此中了却万言书。”“临终自恨”诗乃曲园老人临终前,弥留之际,口授此四句,言语已不十分清晰,乃是由他的孙子俞陛云先生以耳贴近曲园老人口边,记录下来的。真可谓是“临终诗笔尚如神”。
作为经学大师,遁世隐居的俞樾对经学的命运颇为悲观,他在遗书中说:“吾家自南庄公以来,世守儒业,然自今日,国家既崇尚西学,则我子孙读书以外,自宜习西人语言文字,苟有能精通声、光、化、电之学者,亦佳子弟也。”“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赫者,务必将吾书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坚洁之纸印十数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境,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曲园全藏书’,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
王国维
(1877—1927)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王国维之死,一直是一个谜。
1927年6月2日的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上班。处理完日常公务,他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直奔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
在检验遗体之际,于王氏内衣袋中搜得遗嘱一份,遗言当头一句: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惹得后来人无限猜测。
链接:王国维(1877…1927),近代国学大师,浙江海宁人。早岁随父习八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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