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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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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火线起义”。
比较曲折复杂的，是驻守在沈阳东郊的新1军暂53师的“起义”。
做为王牌中的杂牌，辽西战役后期，师长许庚杨就酝酿起义。10月28日，辽北军区和所属独1师进至东郊，许庚杨即派人与独1师晤谈，要求起义。10月31日，辽北军区同意暂53师所属三个团为起义。
当天，“林罗”两次来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认为暂53师是在大兵压境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即投诚）对待。
但协议已经达成，代表已经派出，功城和起义即将开始，来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罗刘”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现五十三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应为“开原”——笔者）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⑵。
军委复电表示同意。
后来，暂53师并未按起义对待，而被宣布为“反正”。1949年4月，起义后被授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的暂53师，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兵们则见了“共军”就问∶谁管我们那？怎么还不“解放”我们啊？
离休前为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老人，当时是“剿总”特务团二营六连中士班长。
老人说∶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营奉命到机场保护飞机，好让大员们逃命。飞机飞了，团长没了，营长也不见了。四连的兵提着枪到处找连长，说连长把他们多少钱揣跑了。回到营房，营副让把枪架在院子里，让大家进屋等着，也没说等甚么。第二天，听说四连跑光了，机枪连也没几个人了。六连刚从安徽征来不少新兵，东南西北还没弄明白，一个个哭眼抹泪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可别把我们扔了呀！
排长王福荫和我是老乡，都是长春人，南下到广西留在南宁军分区了。他说咱们回家吧，我们就走。当时也不知道长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这国民党的天算是塌了，我们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走到南湖，枪越响越密，不敢走了，躲进一个跑光的国民党大官家里。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么的了。第二天上午来几个八路，把我们吓的呀。他们看我们一眼，带搭不理的说，你们到楼上去住，下边要住部队，就走了。
王福荫说，这八路见国民党怎么不抓呀？还让咱和他们住一块，晚上若往上边扔颗手榴弹不完了吗？他说咱俩还是回营房吧，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擎着。
街上乱哄哄的都是兵，八路，国军，你来我往，谁也谁不管谁，那才有意思呢。八路东张西望，一双眼睛不够用了，国军有的问八路到哪儿集合、“解放”，有的想上去问又不大敢。有个背着个电台的国军，问我们是不是“解放”了，要跟我们走。有的手里摇晃着钱，去敲路边饭馆的门。过去老远见了，老板早就点头哈腰迎上来了，不给钱也得挤出笑脸。这回怎么敲，怎么商量，也没人理。八路是看西洋景，国军是肚子造反了，都盼着找个吃饭的地方。
走到南八条特务团卫生所门口，一个国军在门口站岗。马路对面一座大院门口，站着个八路哨兵。俩人隔条马路，就那么持枪站着，望着。那国军站得笔直，瞅着比八路还认真。当时我们挺羡慕那个国军，觉得他就像个共产党了。
枪还在院里架着，也是国军哨兵。来一拨八路，当官的就上去敬礼，报告，要求接收。一些兵就要跟八路走。八路说你们把东西看好，后边有人管你们，说完就走了。一些人就开玩笑，说哪有给枪不要，当兵也不要的？
等两天才接收。军官站一边，士兵站一边。听说军官都发路费让回家，士兵要补充当八路，有的兵就站到军官那边去了。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回家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一挑，说我个小，一米六零出点头，不要。我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我才十八岁。其实我现在也没长大，这两年还抽巴回去一些。怎么又要了？因为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
把我分到二纵五师十三团二营六连一班。班长乐坏了，欢迎会上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咱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我说∶这“学习组长”是干什么的？班长说∶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
我说∶甚么叫“讨论”呀？班长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连队选举士兵委员会主席，往碗里扔黄豆。营长跑来坐在我那只碗跟前，指点着说∶这是张天铸的，这只碗是张天铸的。
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吴法宪受了处分
沈阳溃散国军没人管，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是有些部队只顾抓物资了。
拚命往沈阳跑，怕敌人跑了，怕打不上仗，还怕东西叫别人抢去了。
张耀东老人说：我们2纵进沈阳最早，好吃的，好用的，大部叫我们占上了，可发大财了，身上里外三新，全换了。香姻，罐头，饼乾，糖，酒，衣服，都是美国货。最多的是加拿大白面，一粒一粒的，叫“砂子面”，比现在的精粉好多了。上顿饺子，下顿烙饼，北京解放了还没吃了。有的部队南下了，还拉著加拿大白面。有的部队说2纵“爪子长”，“抓得快”，是“铁爪子”。我们说：能抓你也抓呀？2纵真能打，也真能抓，李兆书老人说：吴法宪带上我们几个人，坐著吉普看仓库，看了九个。吴法宪看得可认真了，还问我们应该把哪些仓库给1纵。那时领导都这样，打仗看地形，重要缴获亲自过目，可不是光用嘴深入实际。後来给1纵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谁好孩子往庙上舍？
张文星老人说：师里让我带个连在南八条那儿看仓库，一个被服库，两个加拿大白面库。刚看上，36团3营长带两个连来抢了。我上去阻拦，他们把几袋面压我身上，弄得面人似的，差点儿憋死。老百姓看了，说这八路怎麽这个样子呀？我找他们团长告状，团长把3营长猛撸一顿，记大过一次，抢去的白面全部没收。3营长後来见到我，嘿嘿笑，说你小子可把我告苦了。
刘学友老人说：当时沈阳红十字会医院（现202医院）收治不少国民党伤兵，就把它当成国民党医院了，6师17团一个指导员庄严，带人搬走一些药品，有的战士把一些设备也砸了。後来召集沈阳各界名流开会，有人说八路军抢砸医院。师政委李少元火了，要枪毙庄严。庄严才19岁。後来没怆毙，不知怎麽处理了，17团党委受到集体记过处分，团长和政委各记大过一次。
2纵政委吴法宪也受到记过处分。
不光是要承担领导责任，还因为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他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进沈阳，捞不到油水。
在“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後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段：
调出炮数，一纵山炮五门，二纵山炮十八门（包括九四山二），一四野四门，化迫三门，美十榴五门，十五迫六门，共三十五门，三纵三八野一门，一四十榴三门，美十榴三门共七门，五纵化迫五门，十三迫六门，共十一门，六纵山炮三门，三八野炮八门，共十一门，七纵山炮六门，十二迫六门，共十三门，八纵美十榴五门，十纵美十榴七门，十三纵美十榴四门。⑶。
2纵调出火炮，占总数的36％还多。
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的处分也最多。
要物不要人，并非自沈阳始，也不止一个2纵。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於秋季战役（辽沈战役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中城市纪律情况报告》中，说：
“秋季攻热开始时在义县、兴城、昌黎等战斗中城市纪律是很好的，群众反映称为‘仁义之师’，一天半至两天就大致恢复秩序，部队有错拿电话局一把钳子，也查明送还，部队出城，连队都进行检查，做到缴获统一分配。但这都是小城市，参战部队不超过两个纵队，故易维持纪律。”
“锦州收复后，物资特多，参战者有五个纵队，地方党政工作接收的准备也很不够，尤其当时敌廖兵团南来，锦州可能再失，且敌机轰炸较烈，觉得如其便宜敌人还不如便宜自己，故决定让各部队争取迅速将物资搬出，且首先补充自已，当时三四天内，各部队搬出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却必然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有的搬多，有的搬少，有苦药不均现象，有的部队吃大米白面，有的连高粱也吃不上。也发生争夺物资闹不团结，其中七纵为各部所不满，如不照顾他部，到他部防区搬东西，占领之仓庠不肯上交，给他部之俘虏将青壮者挑出一些，战斗将结束时对旧城内尚有敌万余，他们拒绝别部参战，自己独吞，怕别人染指。……另一偏向，则是因物资多，大家争搬大仓库，而对收容俘虏，打扫战场反不注意，故锦战结束後三四天内，市内散俘伤俘尚到处乱走，无人收容。”
“长春敌投降前夜，有的部队其军官已失去统制力量，士兵自动走散，加之我军缺乏受降经验，和有些干部的洋财思想，致在新七军投降後，有的受降部队只要武器不管俘虏、有受降一两个团而俘虏不过三四百人。”
“战场上的零星物资的统一分配可以做到，但所规定的整批物资及仓库只能看守不得搬运，则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大家有’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觉得别人拿了，我不拿不合算，统一分配没有自己分的多，或认为‘大家分了，也不是本人贪污’，这种思想就是抓一把的基础，而这主要是干部的思想问题，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於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一般争执事件很多，领导干部间拍电报，写信，当面控诉，往返答辨，影响到下面则有因互争而开枪打死打伤人者。”
“这些争执，每个战役都有，而且几乎是包括了所有的参战部队。”⑷。
同年5月10日，东北野战军後勤部副政委陈沂，在後勤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这次打四平，抢了医院，连老百姓的两三个西药店都抢了，这就叫本位主义害死了，为了自本位搞点西药，竟不顾党的影响，这简直是强盗，而不是人民解放军。”
“去年某纵打进四平，光是仓库里的雨衣，皮衣，棉衣就是好几万套，他们派人看守，不要别的部队去拿，结果第三天被炸的光光的，这些人是只许让飞机炸不许别人拿，这是甚麽话？本位主义从红军时代就反对起，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严重，今天我不详细举例子了，我们部队中的本位主义照东北人的口语来说：‘老鼻子啦。’”
辽沈战役後，“林罗刘谭”狠抓了这个问题。
被抓了典型的吴法宪，也护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四野给天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进入北平就更好了。
衡宝战役後，有些部队老毛病又犯了。
很想写几位当年黑土地上的纵队政委，老人们却都对他们的司令员津津乐道。
谈的较多的，是後来成了“五虎上将”之一的吴法宪。
对于当年就有“吴胖子”之称的吴法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没架子，挺随和，联系群众。说他挺爱开玩笑，有时见了下级也敬个礼，“没大小”，和人挺处得来。
有的老人说他当年瞅著也挺正派，没甚麽壤心眼，後来怎麽就变成那样子了呢？人可真不好看。
有的老人说当年批判黄克诚时，吴法宪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扮演这种角色的也不光他一个，不过他垮台了，成“死拘”了，就怎麽批判都行了。
有异议的是关于他的能力。
有人说他当年就是个“草包政委”，没甚麽主见，魄力，就是个“坐车的”，说他一听说甚麽事情没弄好，就“娘卖＊的，娘卖＊的，咋搞的，咋搞的。”
有人说比起那种出类拔萃的，他不行，可讲话办事也是很有一套的，不白给。他若是个“草包”，“饭桶”，怎麽能当上纵队政委？共产党没人了怎麽的？
生活是一本书，生活中的人也是一本书，一本用各自密码编写的很难破译的书。
但是，“坏人＝草包十饭桶十笨蛋十白痴”，确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个公式。好像他们的垮台，就是因为他们的无能。而且，坏人在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好人生下来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但是，生活中确实有些干得很精彩，很出色的人，并没有被历史留下来，或是在某段历史时期中被埋没著，一些本来很平庸的人反倒少不了。历史有时需要这种角色。他们是被历史推到那儿去的，并不一定是积极主动创造、争取的。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也是历史的悲哀。比之那些因出类拔苯而多灾多难的人，他们活得实在是够轻松的，他们中有的人若不是在某个时刻投了一下机，本来会继续轻松地活下去，甚至青云直上。
一位“罗荣桓传记写作组”的老人说，他们去监狱找吴法宪了解罗荣桓情况时，吴法宪站起来立正报告，张口就叫“首长”。这回可是正儿巴经，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却愈发使人忍俊不禁，又不能不强制忍往。
（一些人在台上时曾是何等“风度”，一旦失势怎麽就“幽默”如此呢？）。
这位在黑土地曾被吴法宪开玩笑敬过礼的老人说，吴法宪“态度最好”，问甚麽讲甚麽，写的材料最多，水份也最多。比较之下，李作鹏正好相反。
当年黑土地上的名将黄永胜，18年徒刑服了三分二就病死了。
和吴法宪一样被判17年徒刑，早已监外就医的李作鹏，依然是个“烧锅”，爱喝酒。他每天的工作是写回忆录。他有得写的。
笔老采访时已经释放的邱会作，和吴法宪、李作鹏一样，每月200元生活费。夫人参军前是个护士，後在延安医大毕业。“九·一三”後也被关了几年。现在，她办个执照，开个体诊所。据说生意还挺好——“邱会作”三个字无形中所起的广告作用，大概是不能低估的。
吴法宪经常上街买菜。人们都认识他，有的叫他“吴大爷”，有的叫他“老吴头””老胖头”，叫甚麽他都答应，依然挺随和。看见他挎著篮子来了，就让他先买，说照顾老年人，有的还说“老红军可以不排队。”
会打仗却打了败仗的杜聿明等人，在监狱中学会了做工，种田。
从人类进化的意义讲，这是一种从猿到人的进步。他们终于成人了。
从堂堂“空军司令”到“吴大爷”，“老吴头”，“老胖头”，吴法宪也成人了。
当他和售货员或小贩数点角币和钢崩儿（不知他会不会讨价还价，也不知“九·一三”前是否认识人民币——林彪是不认识的）时，当他提著装著亲手挑的蔬菜的菜篮子回家（开头，他会横过马路，会识别红绿灯吗？）时，他会想些甚麽？是弹雨中冲杀，风雪中行军，打了胜仗和部下开个玩笑的岁月？还是蒙着黑色窗帘的“红旗”，戒备森严的豪华庭院，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後拥的笑脸？他是为权力的失落而懊丧？还是为人性的复归而庆幸？
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第35章 葫芦岛不是“。”
黑土地上最後一面“青天白日”旗，是从葫芦岛的码头上消逝的。
南广北锐，中腰狭窄，只有6里长的小岛，凝固在万顷碧波之中，像只葫芦，又像个“！”。
最後归宿的那个台湾岛，则像个“、”，或者“，”。
从秦皇岛到葫芦岛
——再续战犯录之一
10月2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调任沈阳“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10月27日，就在东进兵团徒劳无功的终于攻占塔山这一天，廖耀湘兵团电讯联络中断。杜聿明立即命令停止东进，退守原来阵地。11月2日，沈阳失守。于是，杜聿明的使命，就由东进变成西退。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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