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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南京《中央日报）载文《舟山群岛剿匪记》，刊登5幅照片，中间一幅为“东福山俘获之女匪”，照片上3个短发少女，纤秀、朴实，典型的渔家女儿形象。中间一个低着头，两边的向前望看甚麽，左边一个顶多不超过15岁，一双不谙事的大眼睛，满脸稚气，毫不在乎。那神态与其说是“坚贞不屈”甚麽的，倒不如说更像在一场“捉猫猫”游戏中被捉住了，觉得挺好玩儿。
　　　　辽沈战役期间，廖耀湘兵团西进路上，对沿途村镇“共匪干部”和“通匪人员”，也是抓的抓，杀的杀。
　　　　当时是8纵民连兼敌工部长，离休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潘纯老人说，他家在冀东青龙县七道河村。抗战时那里是“人圈”。“八·一五”后是拉锯区。国民党来了杀一批“通匪人员”，共产党来了再杀一批“通匪”的。全村500多口人，死的死，逃的逃，解放时就剩几十口了。
　　　　礼义之邦的中国，政权更迭从来都是在血泊中进行的。
　　　　“胜者王侯败者贼”，永远倒霉的是老百姓。
　　　　黑土地上一些老人说：那时呀，管它谁输谁赢的，老百姓就盼著快点打巴打巴完了就好了，可折腾不起受不了啦！
　　　　若再打上10年、8年的，也得受着。
　　　　养不活
　　　　1947年收成不好，1948年又是个灾年。
　　　　春旱，苗未出齐。夏涝，雨水之大为30年所未有。辽河沿岸很多村镇成为泽国，粮食绝收。头年就是先旱後涝，当年又多个虫灾，仅此一项，沈阳附近各县，半个月左右就减产三成以上。
　　　　天灾战祸，双刀齐下。
　　　　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粮草足”为“十全”之首。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抢夺小麦之战”：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
　　　　（一）我们要求二十五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
　　　　A，扩新到冀东，党与群众队伍非常混乱，大批逃兵回家，还有少数份子勾结地富和被撤掉的坏干部上山当土匪。队伍未整顿前，扩军只有强迫命令，使党与群众更加对立，造成严重后果，冀热察基本人口七十多万，新解放区四十多万，老区已扩军及地干共六万多人（抗战时死亡在外），有些区村已无几个青壮年。政权干部为妇女担任，热河四百三十万人口，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年约八十万。“八·一五”到现在参军约廿万人，村以上地干脱离生产者，约四万人，土改中杀掉五千人，鼠疫伤寒饥饿死掉约四千。当土匪者被杀者约二千，国民党抓去若干烟民青壮年约廿万，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尔後主力补充亦无办法。
　　　　B，养不活（现冀察热辽区负担人口只一千万），冀东三百九十万，热河四百二十万，冀察热一百二十万，各区游击区约二百万，现在脱离生产人数包括扬罗兵团（扬德志、罗瑞卿乒团——笔者）在内，已达四十一万，如再扩兵三十五个团，则为四十七万，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在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从城市到乡村，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内战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呀！
　　　　1912年（民国元年）至1949年，37年间中国人口增加1。4亿。
　　　　1949年至1957年，8年中人口增长1亿。
　　　　难道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争？
　　　　海两岸
　　　　“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越南鬼子”，中国人习惯称敌对的外国人为“鬼子”，对于同为炎黄子孙的对手，讲究“正统”的中国人，最通用的是一个“匪”字。“共匪”，“奸匪”，“毛匪”，“林匪”，“蒋匪”，“杜匪聿明”，“卫匪立煌”，“博匪作义”，等等，等等。当北平有和平解决迹象了，“傅匪作义”就变成“博作义将军”。而近40年後，台湾当局仍称大陆为“匪区”。
　　　　这似乎挺可笑，就像小孩打架玩儿。
　　　　1958年，美国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力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如果此举得逞，下一步就可能“托管台湾”。蒋介石的中国心不甘，已力不从心。毛泽东火眼金睛，万炮震金门，告诉“美帝国主义”：内战还在打，军队不能撤，托管不可能。据说蒋介石接到炮战报告，连叫三声“好”，而在大陆与邻国发生的历次边界冲突中，台湾当局几乎每次都引经据典，说明哪哪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给予声援和关注。到底都是炎黄子孙，多远是多远。
　　　　“主义”却是万万碰不得的，一碰上立刻就怒目相对，翻脸不认人，又“共匪”、“奸匪”地骂上了。
　　　　就因为共产党夺了国民党的江山？确实，那时国民党是合法的“正统”。可如此追究起来，领导辛亥革命的国父孙中山不也大逆不道了吗？那时的“正统”是大清帝国。
　　　　当年的“鬼子”们纷纷来华投资，发财，海峡两岸为甚麽不能堂堂正正地发财？“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实际，可自家兄弟多分点，不是理所当然，也是最起码的吗？
　　　　对“鬼子”、“洋人”似乎是不必大认真的，对中国人可是不能没了“主义”。风度翩翩的政治家当然不能没了“主义”，问题是这“主义”究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甚麽？
　　　　1946年1月12日，周恩来在报告国共会谈经过时说：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销。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麽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销，才能有益於建国。⒃150多个字，两处“不互相抵销”。
　　　　如果照此办理，今日中国会是何等模样？
　　　　有着几千牢“大一统”传统的中国，是只有征服，而没有竞赛的。
　　　　于是，抗战中聚集起来的民族精英和无辜百姓，又一次倒在了互相抵销的血泊之中。
　　　　于是，传说中的孟姜女哭长城，现实中的盂姜女哭大海。
　　　　于是，美国人登月球用10年时间，中国人回故乡用40年，近百年中，中国人打杀了多少中国人？列强打杀了多少中国人？
　　　　二者有甚麽联系？
　　　　老祖宗早说了：“和气生财。”“家不和，外人欺。”
　　　　注释
　　　　⑴《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45页。
　　　　⑵《毛泽东军事文选》，481页。
　　　　⑶（星火燎原）选编之十，57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
　　　　⑷有的资料说是5000万元券。
　　　　⑸⑹摘自某军（即4纵）政治部编印《塔山英勇守备战画报特刊）（1949年2月）。
　　　　⑺同⑴，0页——《关于战史材料收集的几个说明》。
　　　　⑻同⑵，275页。
　　　　⑼⑽⑾⑿依次见於1948年12月25日，1988年3月14日，1988年1月15日，1975年4月7日（人民日报）。
　　　　⒀⒁⒂《辽沈战役亲历记》，51页，165页，206页。
　　　　⒃《八·一五前後的中国政局》，70页。
　　　　十一、死城
　　　　当热点中的热点复归冷寂後，国民党在黑土地上的命运，就明明白白地注定了。
　　　　战略割断不算，正式围困已达五个月的长春，就像一枚烂透的果子，首先从战争之树上掉下来。
　　　　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
　　　　三十章　不死不生
　　　　奔腾的饮马河、伊通河和沐石河，冲淤出一块丰腴膏美之地，聚吸着闯关东的人们，为这座东北中部城市的兴起打下坚厚的基础。
　　　　＂长春＂这个令人神往的名字，一说沿袭辽代＂长春州＂之名，一说源于清朝的＂长春堡”（今郊区永春乡），一说起自＂长春花”的花名，因为此地开垦前盛开一种美丽的＂长春花”。究竟哪说成立，像许多地名一样，长春寄托着人们一种对美好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当是无疑的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了一个傀儡政府的同时，选择长春作为“满洲国”的首都，更名“新京”，成为东北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
　　　　历史之河在屈辱地呜咽了14年后，流到了1948年。
　　　　“长春，六点半”
　　　　1948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逃到哈尔滨的前长大代理校长张德磬博士访问记”，题目叫《长春停在“六点半钟”》。
　　　　去年十月中旬，解放军进攻吉长路，小丰满的电源被截断了。长春在1~0月17日下午六点半全城停电………电车走到哪里便停到哪里，机器转到什么地方便停在什么姿态上。就在那一秒钟的时间里，全城一声“啊嗬”便失去了热力，失去了光明。直到今天，有的电车还停在街上，机器还保持着待动的姿势，电钟的时针还指着六点半。
　　　　城外城
　　　　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夺占四平后，长春就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了。
　　　　有人称之为“死城”。有人称之为“陆上孤岛”。坐镇这里的“剿总”副总司令兼1兵团司令郑洞国，称之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一座死城，也是一座堡垒，要塞。
　　　　日军占领期间，在市郊挖掘壕沟、坑道，构筑许多永久性工事。市区建筑，从布局到构造，都充分考虑到军事的意义。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都是米把厚的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中型炮弹不能损坏。楼房地下室，有钢筋水泥坑道通到大马路，彼此相通。其中有笨重的大铁门，可以相互隔绝。各主要街道宽度都在一百米以上，可以充分发挥火力，重要街口还有水泥掩盖的地堡。国民党进入长春后，又环市添筑许多碉堡和工事。其中，仅中央银行周围修筑的永久性工事，就有150多处。6月22日，中央社称长春防线为“坚冠全国”。
　　　　工事坚固，守军也很顽强。
　　　　冬季攻势后，林彪就谋划打长春。5月24日，1纵和6纵试打未达目的，仅夺占大房身机场。于是改而为久困长围，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时再动手。
　　　　这无疑是最佳军事选择。
　　　　5月中旬，成立以萧劲光和萧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
　　　　6月1日、2日的《阵中日记》写道∶
　　　　……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即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六）城南、城东归6纵，城北、城西归1纵，炮火由炮师派归5、6纵指挥。（七）两个月来几个独立师围困长春成绩不大，未看成（是）严重战斗任务，无周密计划和部署，应该改正。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6月28日围城政工会议上，围城指挥所再次强调封锁粮食、蔬菜、燃料、牛马及一切可供敌人使用的生活资料，断绝城内外人员往来和商业关系。并提出口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围城指挥所还发动群众，成立军队地方联合对敌斗争委员会，在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严格检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
　　　　长春围困战…封锁，断绝粮食之战。
　　　　6月22日，由12纵和独六、七、八、九、十、十一师组成的围城大军，进入指定地域。
　　　　六个独立师在前面组成第一道包围圈。各师以三分之二兵力，以五十米一个人的密度，对城内进行封琐、监视，余下为预备队。十二纵以主力布置在城西和西南敌人主要突围方向上，其余在其它方向进行策应，构成第二道防线。
　　　　开头，包围圈达150多里。十二纵司令员、“好战分子”钟伟，看好土质特点，组织部队挖地道进行爆破，连续拔除据点。各独立师如法炮制，将包围圈缩减到100里左右。双方最近处只有百把米，彼此吃的什么饭都能看见。
　　　　一马平川的原野上，暖风吹拂着绿色的草和彩色的花。鲜花绿草遮掩着一条条通往前沿的交通壕，终点是长达百里的环城壕沟，沟沿上耸立着铁丝网。
　　　　风把蔓科植物吹到铁丝网上，铁蒺藜上开着香艳的花。
　　　　天上不会掉馅饼
　　　　“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
　　　　三月一日，长春市长尚传道上伊始，就大抓粮食。三月四日，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100万斤大豆全部买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批大豆，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致饿死。”）五月，又对全市进行人口和存粮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七月底。
　　　　民无粮要反，兵无粮要散。
　　　　怎么办？
　　　　一抢，二空投，三发大票子。
　　　　七月初，蒋介石致电郑洞国∶“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尚传道对郑洞国说∶“民间存粮已快吃光了。由政府没收，也收不到多少粮食，物资；而且在饥饿威胁生存之际，我无法保证市属职员廉洁奉公。此举徒然骚扰人民，毫无裨益，我办不了。您要遵命办理，请您另选市长。”
　　　　谁当死城市长也是死棋。饥肠辘辘的士兵见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抢，再砍树木，拆房子，后来干脆挖马路取沥青烧饭。郑洞国下禁令，尚传道在报上发表谈话，号召“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好象他们是不吃五谷杂粮的神仙。
　　　　在城里抢，还出城抢。对老百姓可以为所欲为，这八路岂是随便动得的？围城指挥所的口号是∶“不让一粒粮食落在敌手v不让快要饿死的敌人复活！”抽出十分之一兵力，五分之一牲口和大车，先前沿，后后方，熟一块，割一块，最前沿由部队掩护，夜间抢收。快收，快打，快运，快藏，四快一光。给群众留下三个月存粮，余皆运到后方。结果，几次出抢收获甚微，倒是损兵折将，能省点口粮。
　　　　六月起，军粮主要依靠空投。
　　　　蔚蓝色的天空上，几驾银灰色飞机翼下，降落伞一顶顶绽开。那情形就像几只悬空的吊瓶，在为一个垂死的病人输液。
　　　　守军每天正常耗粮不下十万斤，需要四十架次飞机才能保障。实际最多也没超过二十架次，一般都是十架次左右，天气不好，一架也来不了。飞机一来，城外高射炮就开火。不敢低飞，就在三千米高空投掷，有些就飘到城外送给共军了。落在城里的，也常被居民抢去。
　　　　城里有空投指挥所，统一分配粮食。可降落伞没落地，饥饿难耐的士兵就一拥而上。有些部队抢到就私分了，有的甚至发生械斗。郑洞国亲自下令∶“倘有不顾法纪仍敢私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真枪决了一些，却能斩尽杀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