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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公器（2）
我今天的这些想法萌生于当年的困惑和压抑。那时，我常常在校园的南操场听钟楼的钟声，这也是东吴大学时期的遗产。我们大学时代的照片，很多是以这幢钟楼为背景的，现在的学生也是这样。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也看重我们学校包括这幢大楼在内的东吴大学时期的建筑，常常有剧组来拍摄。有些演员穿着三十年代的学生装，我在看热闹时，觉得我们那些杰出的老校友当年可能就是这类演员的模样。这样的旧式校园的氛围，曾经让我困惑，产生许多幻觉。我在与北京、南京、上海读大学的同学通信时，常常会各自说到自己大学的特点。我能约略说的是过去的历史，但我说不出现在；他们也说过去的历史，但同时是说现在。笼统地说，不管在北京、上海、南京，还是在我就读的这座城市，当今的大学可能都不及往昔的大学，尽管如此，但仍有许多大学，其现在的状态仍然是我在读的大学无法比拟的。我从那时意识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地位终究是别的大学无法取代的，都说建一流大学，但什么是一流，其实不可当真，大学都流行口号了，当真有何用。
　　即便是历史，旧时的大学，现在能够反复说的就是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去年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出版，又让大学的话题再起。读完这本书，我心里的感觉是自己虽然读到什么“博士”，其实应当算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如果参照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当年的面貌以及何先生这一代大学生的经历。不必说我这一辈后生，上两代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无法写出《上学记》这样的书了。所以我在给学生讲座时曾发感慨，余生也晚，失去了选择读西南联大的机会。渐入中年，越来越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时。近期又读到《书城》上彭刚教授访问何兆武先生的谈话录《〈上学记〉之后》，谈话中说到西南联大教授上课的风格。许多年前读过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汪先生一年级时和何兆武先生住在同一个宿舍，汪先生“述”得传神，何先生“论”得精辟，文学家与史学家还是有些不同风格的。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写北大的那些文章，也曾让我着迷。我一时曾想，那些听过大师讲课的前辈真是幸福，别的不说，记下那些大师的细节，就是好文章了。后来知道，这话说过后应该牙疼。因为能够记住而且写出那些人那些事的，也只是极少数人。不仅是我，我的同学以及我后来的不少学生都曾因为被这所大学录取而沮丧。在一个小学校读大学的人，他的那种卑微感或许是许多在名牌大学就读的学生无法体验的，这就像超级大国往往不能理解第三世界一样。大学之间也从来是有等级秩序的，在这个秩序中，一所学校以及在这里读书教书的人有时难以超越宿命。我现在身上仍然没有消除的卑微和压抑感，与这所大学在现有秩序中的位置和氛围不无关系。好在我任职的大学终于艰难地发展了，校领导周炳状、钱培德、朱秀林、殷爱荪诸公的抱负和敬业也让我动容。——这是后话。
　　那时，数学系、化学系、外语系的学生都在旧式建筑中上课，中文系所在的文科楼是一幢有点像兵营一样的庄重建筑物，这类大楼带有五十年代的风格。我们特别羡慕在钟楼上课的外语系同学，偶尔走进大楼，听见楼梯的响声，看着脱漆的地板，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多少年以后，这幢大楼变成了办公室，成为学校行政部门的中心，我也在钟楼的一楼办了两年公，每天从地板上走过。我由此触摸到这所学校的根部，开始找到解释大学时代困惑的一些原因。后来，我到另外一幢比邻的楼办公，逐渐拉开了一些距离，于是，历史和现实又清晰了许多。现在我很少进入这幢钟楼，我暂时尘封了自己与这幢钟楼相关的记忆。我偶尔进出，看到穿制服的保安人员站在那里，又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但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下公器（3）
想恢复“东吴大学”校名的努力，在“*”结束后从未放弃。在我们进校后不久，学校改名了，但不是“东吴大学”，用了“东吴大学”的英文名字，因此有些安慰。
　　这所学校不再是单一的师范学院，准备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挂牌的那天，我们都挤在校门口，看剪彩，听鞭炮声响。当时觉得眼花缭乱，回到宿舍就给外地的同学写信，说我们学校改名了。旧桃换了新符。
　　我已经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听大师教诲。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大学里还有可以称为大师的人。我所在的大学，逐渐被称为大师的总算有钱仲联先生，他已不上本科生的课，只是在开学时见过，后来也偶尔在他的研究室门口看到他的身影。大师总是少数，可见大师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刻意培养出来的，也不是评估出来的。现在，先是制定各种指标，符合了什么指标就进入什么层次。所以，我近来看到有些人为了获得什么荣誉称号，想方设法凑指标，我就知道产生大师的时代或许真的不再了。
　　虽然如此，我们这个系仍有许多道德、文章都好的老师，他们让我终身受益。这所学校原先以培养师资为主，学术研究的风气尚未形成。这也是和其他重点大学不同的地方。所幸，中文系在学校中率先开始学术转型。我们毕业之前，系里的学术氛围已经浓厚，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博士点，在学校的地位重要起来。一批术业有专攻的老师是系科的中坚力量，重视学术研究的风气也在我们的课堂内外弥漫。有些老师讲中国古代文学能够从先秦讲到元明清，有些老师既能讲古代，也能讲现代文学。有几位硕士刚毕业的老师，学术上后来居上，受到学生欢迎。八十年代初期，不必说博士，硕士都很少了。我们一听说哪位老师是硕士研究生，没有听课前就开始肃然起敬了。当时的中文系，教授只有几位，许多老师艰难地评上副教授以后就退休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学术造诣深厚，可那时晋升的机会太少，更不必说当博士生导师。等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不再统一评审博士生导师，把权限下放到大学时，这些完全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已经退休了。
　　我坐在大巴上进了这个校门，不到一年，学校易名了。
　　我个人喜欢那些从不自鸣得意而且不断反省自己的学者，给我们上课的多数老师从不在课堂上说自己如何，说自己时会很有分寸。八十年代大胆自夸的人少，也没有做学术包装的风气。有位老师，我读大学时已经患病在家休息多年，他有一句话，在我们系老师和同学中流传很广：我是个讲师，一堂课能有五分钟精彩就了不起啦。这句话我至今难忘。我常常想不明白，现在有不少人为何那样自信自负，甚至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一直找不到这样的感觉，有的只是惶恐和敬畏之心。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的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就膨胀一辈子，会让旁观者同情。一个人放大自己，就会缩小世界。令我钦佩的那些学者从不把自己经典化。后来逐渐形成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世俗利益的诱惑，扭曲了我们的许多同行。究竟怎样做学者、做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学里仍然是个问题。前几年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他在后记中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应当从一个人的学术文章中看到这个人的传记。我阅读时眼睛都湿润了，觉得我们这一代学人太惭愧了。

天下公器（4）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我的那些老师们也正在由过去的革命转向学术。转型成功后来大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这座文质彬彬的城市在“*”时期“武斗”剧烈，国内闻名，派系斗争也波及到学校。中文系又是学校最折腾的系科，那时派系斗争的阴影直到我们读大学时还未消失。我后来在学校某个部门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人事和文献，才知道当年灾难的深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能够完全摆脱往昔的思维和做法并非易事。不仅我在的这所大学这样，高校里其实有不少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那个年代落下来的病根。我在二六年为南方周末写了一年的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感想就因我身边的人和事而生发，虽然不是针对这些。我在的这所学校有几年从上到下曾经盛行匿名信，有人写了匿名信后又设计栽赃别人，种种丑陋的言行几乎让人难以相信。比起八十年代，无论是我做学生还是做老师的前五年后五年，九十年代的大学没有那么单纯了。可是，我们这个有明显局限的大学体制却不能限制这些，有些人照样官运亨通，照样获得种种荣誉。这让我在一段时间难以释怀。现在常说当下是“后革命时代”，这大致不错。但在这“后革命时代”，阶级斗争思维也在局部残存，有不少人仍在非正常的“革命”之中。而能够把学术与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合一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教师在学校的地位几乎是高于行政的。那时，做行政的人更多的是想转到专业教师的岗位。系课的领导，即使是党务工作者，多数也是兼职的，专职的很少。我们看见系和学校的领导，总是称呼某老师，而不叫官衔。这些现在已经退下来的校领导，有机会见面，我还是称他们某老师。差不多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才逐渐以职务相称，习惯改变了。当时的学校，行政办公的只有几幢小楼，我到校办去，发现除了书记和校长是各自一间办公室，其他校领导都是几个人同一间办公室。
　　在我进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有天接到系办公室的通知，说系总支书记约我下午下课后到他办公室谈话，了解班级情况。我很紧张，赶忙去找自己的班主任，请教如何谈话。我至今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是，我问班主任：我是叫领导书记还是老师？班主任想了想说，还是叫老师吧。我在约定的时间进了书记的办公室，我称他老师，他叫我同学。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如果称呼领导是老师，在别人看来大概是不正常的了。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众所周知，行政化的危害也众所周知。前两年有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云：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程度确实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校级领导之间的级别差异也颇有趣，同样是校长或者书记，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厅级，级别的确定，大概是按照大学的层次来决定的。同样是副校级领导，有的是副厅级，有的则在某个时候，比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加了括号说明是“正厅级”，这类领导一般都是“资深”者。如果按照行政管理的方法，这样那样的定级或许符合逻辑，但即使是那些定为副部级的学校领导可能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大学是行政单位。以级别的高低确定岗位与单位的重要，这一“中国特色”在大学很鲜明了。

天下公器（5）
大学以学术为本位，这大概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就学术论学术，在中国的大学许多问题又难以解决。如果觉得行政级别是最重要的，为何又有那么多已经是副厅级、厅级甚至是部级的校领导坚持要升教授、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样一种“双轨制”，也反映出今日之大学，行政与学术资源的混杂。当权力还为社会崇尚时，行政级别也就成为身份高低的符号，而一个人拥有多少社会资源（包括学术资源），又与行政级别的高低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要独立是很困难的。意识到行政化对大学发展造成伤害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化”的趋势似乎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这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利益驱动，应该算是一个复杂的“中国问题”。
　　此一问题，或许也可说积弊已久。当年蒋梦麟长北京大学，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北大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他把北大分为官僚时期、文化运动时期、群众运动时期、索薪运动时期和复信运动时期。依据北大的历史，“官僚时期”应该指的是“京师大学堂”阶段。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样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在北大受学的学生，也以为北大的前身系京师大学堂，从管学大人、监督到后来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者兼任，学生们也多僚气与暮气。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读书的王画初在回忆文章中说：
　　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
　　初办时，学生都是京官，因此被称为“老爷”，监督及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
　　这样的迹象在新旧制度蜕变之间似乎不足为奇，也可见当下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其来有自。有鉴于此，所以蔡元培先生说：“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觉得要打破以前的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先生如何聘教员，又如何做学术，这是大家都熟知和称道的。那时的北大，校长之外，有学科长、教务长、总务长。废学长设系主任时，也只有14个系。自然，那时的专业数和学生数无法和今天比，但比之现在，那时的“领导职数”实在太少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办法，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开始是正厅级，后来是副部级。陈独秀当文科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当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当总务长，冯友兰在清华当文学院院长，在现在只是正处级。蒋梦麟先是做*长，然后再做北大校长，等于是从正部职降到副部职务，按照现在的习惯，也只能在职务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是“正部职待遇”了。如果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和胡适等是把校长、院长、总务长当官做，中国的现代大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很少说大学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样经典的话，现在常常挂在嘴边，但究竟什么是大学，我也越来越糊涂了。

天下公器（6）
学报的办公室在校学生会的楼上，但我从未更上层楼。我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如同我在楼下仰望楼上一般。一次在路上，听到毕业了的学长说某期学报要发什么文章，我实在钦佩不已。毕业以后，在老文科楼上班，学报又在我办公室的楼上，那时偶尔学写点论文，心虚地跑到楼上转悠，好像没有进过门。靠近九十年代时，终于有天投了篇稿子去。编辑看后约我修改，我诚惶诚恐地把修改意见记下了，再回去按照编辑的意见改。但编辑对改过的稿子并不满意，又把我找去，而且替我写了他认为应该怎样写的详细提纲。我心情十分复杂，按照他的提纲，我无论如何不会写，但编辑如此打磨后学的精神又令我感动不已。我愣了半天，说我再想想。这篇稿子后来另谋出路了。——多少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是温暖，文字是冰冷的，但文字背后的故事是流淌着的血脉。
　　等到不用笔墨而流行电脑写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和学报比邻，后来学报的办公室又成为我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我一呆就是好几年，我的一些论文和著作或在这里完成或在这里打印。这些年学校变化天翻地覆，体会到鲁迅说的要在纷扰中寻出闲静来的意思，我想读书和写作是一个人获得自由的最好的途径。我常常觉得这间办公室弥漫着学养之气，足以涵养我的文字。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错觉。换一个空间，倘若你心里还有学术，你总会接通你珍惜的那些精神、学养之类的东西。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很长时间我都挨在学报办公室边上，始终被一个学术空间包容着，提醒着。一九九年代中后期和学报比邻时，我一有空暇便要去那里聊天，翻阅资料。我和学报诸君子熟悉起来，他们之于我，亦师亦友。学报的先生女士们既为人作嫁衣，又术业有专攻，差不多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现在负责学报的师兄未到任前，我们也在同一层楼上办公。这实在有趣，我生活的空间总是与学报有蛛丝马迹的联系。
　　有一天，我成了学报的编委。我以编委的身份参加过两次会议，也煞有介事地发表过关于学报与大学、学术的“宏论”，看到主事者点头，我挺兴奋的。这年头，办学报委实不容易。我总觉得，一个大学的学报对大学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的人喜欢用“名片”这个概念，其实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