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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策-第3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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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从整个交战过程来看，“日本战争”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开战到“四国海盆海战”的初期大规模交战阶段，在此阶段，日本有一定反抗能力，多次试图扭转战局，战争规模也达到巅峰，为后面的作战行动埋下了伏笔。二是从“战略封锁”到“五加九会议”的中期以战促和阶段，在此阶段，日本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共和国的主要对手不是日本，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共和国的主要战争目的也不是打垮日本，而是通过大规模战略打击迫使西方国家干预，为最终停战创造了基础。三是从共和国提出“时间表”与美欧提出“人道主头援助计划”，到共和国宣布有条件全面停火的收尾险段，在此阶段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日本战后重建问题，战争的军事意义大幅度降低，政治意义突现，成为了共和国与西方国家博弈的主要手段。
由此可见，共和哥的战略步骤非常清晰。
虽然连王元庆都承认，战争的实际情况与共和国在战争爆发前制订的战略计划有严重偏差（见于王元庆的回忆录），按照共和国的最初计划，战争应该以共和国与日本签署不平等停战条约的方式结束，而不是以西方国家全面介入的方式结束，但是不得不承认，王元庆因势利导，及时调整战略计划，最终使共和国实现了大部分战略目的。不管日本有没有与共和国签订停战条约、也不管日本能否在西方国家集团的全面援助下迅速恢复实力，至少在30年之内，日本无法对共和国构成战略威胁，共和国通过占领琉球群岛等日本外岛，实现了进军太平洋的目的。
严格的说，共和国的收获甚至超过了最初的目的。
“五加九会议”之后，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公认，再也没人否认共和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技术换产品框架协议”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和国的势力范国，为共和国的全面战略扩张打下了基础。“全面销毁核武器谈判”为共和国赢得了更高的国际声望，使共和国与欧盟的关系进入“蜜月期”。
总体而言，“日本战争”与共和国在21世纪经历的其他战争有很大区别。
从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直到半岛战争，共和国往往在“被动”情况下参战，没有在战前定下明确的战略目标，甚至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工作。最终结果是，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战争代价，赢得了“喝彩”，却没有赢得足够的利益。拿第四次印巴战争来说，如果共和国准备充足，藏南问题早就得到解决，不会继续拖上10多年。半岛战争也差不多，如果共和国早就有所准备，恐怕早就以更小的代价打垮日本了。
“日本战争”是第一场由共和国主动策划，积极实施的地区战争。
从战略策划阶段开始，以王元庆为首的共和国领导阶层就明确了战争的最终目的，也明确了达到目的的各阶段作战行动，花数年时间做好了准备工作，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胜利。开战后10多天，共和国就能在毫无悬念的情况下击败实力并不弱小，甚至比以前任何一个对手都要强大的日本，与共和国主动应战、提前准备、积极动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所有战争都在证明共和国的“战略防卫能力”，那么“日本战争”证明的就是共和国的“战略进攻能力”。
“防卫”与“进攻”的区别，正好体现了共和国国家战略的根本转变。
虽然在“防卫”与“防卫反击”中，共和国抓住所有机会扩大势力范围，建立起以自身为核心的战略防卫圈，极大限度的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但是只有积极主动的“进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共和国的处境，为中华民族争取到更加光明的未来，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
共和国的战略转变，与美国的战略转变正好完全相反。
在此之前，一直是美国在给共和国制造麻烦，第四次印巴战争、中日东海战争、东南亚战争、半岛战争，都有美国“作祟”的因素，甚至可以说，美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几场战争的基本面貌。”日本战争”则是共和国主动给美国制造“麻烦”，迫使美国参与了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让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也许很多人都不明白，美国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
从“日本战争”之后的国际局势就能看出，美国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共和国的战争支出。除了让共和国获得超级大国的地位之外，美国还失去了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霸权，眼睁睁的看着共和国把“触手”伸向之前由美国独霸的区域，被迫以最不情愿的方式应对共和国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受日本战后重建拖累，美国不得不转入全面战略防御阶段，在众多足以决定未来的重大问题上做出妥协与让步。别的不说，“日本战争”之后，法德意三国趁美国“衰落”，全面排挤投靠美国的英国，加快了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为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欧洲奠定了基础。不到3年，不但法德意三国先后宣布退出“北约集团”，组建“欧洲共同安全联盟”、成立“欧洲联军”，包括荷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10多个欧盟成员国也先后宣布退出“北约集团”，加入由法德意成立的“欧洲共同安全联盟”、派兵参加“欧洲联军”，最终将“欧洲共同安全联盟”与“欧洲联军”变成了由欧盟直接管辖的政治与军事组织，为欧盟完全实现军事与政治一体化，组建“欧洲国”打下了基础。
虽然这些都是看不见的“损失”，但是从长远意义上讲，美国必须为之“买单”。用句俗话来说，出来混，迟早得还。
共和国与美国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战争”的性质。
从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来看，“日本战争”绝对不是一场地区战争，而是一场“全球战争”。虽然参与的国家只有两个，但是让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
站在世界格局的角度看，“日本战争”最大的意义无非是拉开了“大国时代”的帷幕。
“大国时代”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地区化”。
共和国提出“技术换产品框架协议”后，美国与欧盟先后提出了类似的国际协议，力争在新一轮大国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保住传统势力范围。只是相对而言，共和国的“技术换产品框架协议”更有影响力。
有条件全面停火之前，共和国就与巴基斯坦、朝鲜、阿根廷、伊朗、叙利亚、越南等6个国家签署了“技术换产品双边协议”，在随后3年间，共和国主动扩大“协议”适用范围之后，泰国、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伊拉克、约旦、也门、苏丹、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利比亚、智利、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20多个“无核国”先后与共和国基署了“技术换产品双边协议”。
2031年初，在征得巴基斯坦、朝鲜、伊朗、叙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同意之后，共和国开始将“双边协议”转变为“多边协议”，并且在“多边协议”的基础上组建以共和国为核心的政治军事同盟组织。
共和国在积极扩大联盟范围，美国却遭遇了“同盟危机”。
虽然美国也在努力建立新的军事政治同盟组织，首先拉拢了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勒比海及中美洲国家，但是在欧盟成员国的冲击下，由美国主导的“北约集团”已经名存实亡。
欧盟本身就是国家间联盟，政治军事一体化从根本上巩固了欧盟的联盟关系。
除此之外，俄罗斯也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基础上扩大势力范围，将之前脱离“独联体”的乌克兰与格鲁吉亚拉了回来，随后又拉拢波罗的海三国与中亚五国，积极打造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政治军事同盟组织。
由大国为核心的“地区化”已经不可避免。
虽然俄罗斯与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拥有显著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共和国与美国的全面对抗，也就是所谓的“中美冷战”无疑是最有代表牲的特征。
历史的发展永远无法改变。
数年前，还备受置疑的“中美冷战”终于从论点变成事实。
“地区化”无法使世界更加稳定，也不可能成为维护和平的有利因素，只能使世界更加动荡，使国家间冲突愈发频繁。
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势必有一个“痛苦”过程。
英国取代西班牙，世界为之动荡上百年；美国取代英国，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共和国取代美国，肯定不会例外！
第152章 国家的权力
虽然战争结束的方式与最初计划的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大半年下来，王元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实现有条件全面停火，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军人可以脱下戎装、放下武器，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意味着14亿共和国公民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结束战争的方式有异，对共和国的影响却没有多大变化。
前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堂的路上，王元庆放下烦心事，靠在座位上小憩了一阵。
在“五加九会议”上做出逐步实现有条件全面停火的承诺之后，王元庆就不再过问军事上的事情，也没有必要过问。日本彻底战败，不管怎么打，都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减小战争造成的损失。军事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共和国的“存在”，为了使战争以对共和国有利的方式结束。
外交上的事务也不需要王元庆过分操心。
阎尚隆出任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怀疑这位“资深外交官”的能力，认为阎尚隆过于年轻、缺乏经验，不可能成为黄国巍那样的外交家。事实证明，阎尚隆不但是“资深外交官”，还是能力出众的外交家。战争期间，阎尚隆在巴黎参与主持了多项谈判，不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共和国的利益。
有这样的外长，王元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真正需要王元庆操心的，还是国内的事情。
与顾卫民谈过之后，“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2028年1月中旬，顾卫民拿出具体改革方案，经王元庆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之后，于2月初（春节之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审议过程持续十数日，成为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
问题也很明显，并不是所有代表都支持在基层代表大会中推行普选。
出人意料的，审议工作由顾卫民全权主持，王元庆以代表身份参加审议，从始至终没有用元首身份向持反对意见的代表施加压力。更重要的是，整个审议过程保证了代表发表意见的权力，所有愿意发表意见的代表都获得了至少15分钟的发言时间。正是如此，审议工作才持续了数日，导致本次代表大会的持续时间从原先计划的1周延长到2周，最后延长到3周，创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最长持续时间纪录。
共和国国内也因此闹翻了天。
大部分民众持支持态度，认为普选有助于推动共和国的民主建设。小部分民众持反对态度，认为没有监督的普选只能导致权力向继续既得利益阶层倾斜。不管是反对的还是支持的，心里都有个问号，那就是普选能否真正得到落实。
国际上，关于共和国在基本政治制度上实施普选的话题也成了热点话题。
真理越辩越明，正确的东西不怕考验。
在此期间，王元庆以“中央代表组”组长的身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基层代表普选工作详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强普选监督、推动民主建设、维护民众权利等多个深受关注的话题与详细实施方案。
元首积极表态，各地方代表组也纷纷表明态度，提出各项建议。
可以说，此时压力最大的不是王元庆，而是顾卫民。
审议讨论期间，顾卫民以全体钱表大会委员长的身份先后接见了全国各地方代表组的主要成员，向代表解释基层普选的重要意义。说白了，就是进行游说，为“基层代表普选制度”获得通过争取支持。
经过2周的讨论，《基层普选法》进行投票表决。
与以往动辄就是百分之九十几的支持率不同，此次表决的支持率不到70％，而且赞成与反对阵营泾渭分明。大部分普通民众代表与所有军队代表都投了赞成票，几乎所有公务员代表与国营企业代表都投了反对票。情况一目了然，普通民众代表知道新法对全国绝大部分民众都有好处，军队则借此机会表明完全支持元首的改革行动，公务员代表与国营企业代表则深知新法将对以官员、国营企业经营者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不管怎么说，《基层普选法》在争议中获得通过。
到此，王元庆才走上舞台。
按照王元庆的指示，“基层普选”先在辽宁省、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与广西自治区进行试点，在中央成立直接向元首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改革试点督导小组”，由顾卫民任组长、宗应仁任常务副组长，监督与指导各试点地区的改革工作、总结改革经验，为今后在全国推广做好准备。
法定过程走了，国家领导人全体出马，谁也阻挡不了改革的前进步伐。
更重要的是，王元庆已经在“日本战争”中树立了威信，军队对元首的支持与忠诚度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明事理的人都知道，谁阻挠改革，谁就在与元首做对、与共和国百万大军做对！
仅此一件事情，足以耗费王元庆的大部分精力。
几个月下来，各试点地区的改革进展不一，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上海、天津、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改革进展反而不如广西。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有名的铁腕元首，王元庆可不会让呕心沥血的改革胎死腹中。
早在3月初，王元庆就给军情局部署了特殊任务：秘密调查与监督各试点地区的改革工作，每周提交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
不让政府部门介入，因为中央各部委与地方政府有利益瓜葛。
军情局的调查结果都将矛头指向了各地方政府。阻挠改革的不是民众，而是各地方政府！
这个结果没让王元庆感到意外，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基层普选”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将原本集中在政府手里的大权分给民众，让民众真正获得监督权与立法权，从根本上限制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基层政府的胡作非为，为建立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改革势必会对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威胁，剥夺大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广西搞得好，不是广西的地方政府更加开明，而是王元庆将一个得力干将留在了广西。
此人正是广西前副主席、现主席，王元庆在广西任职期间发掘的头号人才，在王元庆的“班子”里地位仅次于叶致胜、重要性远超过焦魃山的颜靖宇。
回中央的时候，王元庆没把颜靖宇带回来，就是为了让颜靖宇在基层多锻炼几年。
与绝大部分政府官员不司，颜靖宇在认识王元庆之前，不是基层官员，而是广西大学法学系最年轻的教授，与叶致胜一样属于科班出身。两人的认识也不是偶然，王元庆在视察广西大学工作的时候，颜靖宇当面提出了广西发展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与王元庆的想法不谋而合。为了获得这位“干将”，王元庆“三顾茅庐”，以实际行动打动了颜靖宇。颜靖宇先在司法局任职，随后到广西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任职。直到王元庆离开广西的前一年，颜靖宇出任广西代表大会委员长，随后出任广西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当时广西主席的位置空缺）。王元庆出任国家元首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颜靖宇“转正”，正式出任广西自治区主席。
虽然外界一直认为叶致胜是王元庆的头号“干将”，但是明白就里的人都知道，叶致胜的最大成就就是国务院总理，真正得到王元庆赏识的是颜靖宇，不然王元庆也不会让颜靖宇留在广西，继续他没有完成的工作。
有颜靖宇在广西看着，改革行动自然最为顺利。
见到还在忙碌的顾卫民，王元庆支走了焦魃山，顾卫民也放下了手上的工作。
“刚收到颜靖宇送来的报告，广西的普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顾卫民走了过来，将文件递给了王元庆，“五十六个县、十二个自治县与三十四个市区的普选工作都已到位，预计在七月底、或者八月初就能进行投票选举。”
“越快越好。”王元庆迅速翻看了一下，合上文件，说道，“其他省市的情况怎么样？”
“还不一样，能拖就拖，能免就免。”顾卫民苦笑了一下，说道，“除了广西，其他试点地区的情况都很复杂。原因我们都知道，地方政府不想搞普选，想方设法的阻挠，希望中央能够调整政策。”
“如果这么点麻烦就让我们却步，改革还有什么意义？”王元庆看了眼顾卫民，长出口气，说道，“必须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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