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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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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忽必烈政府力图减少或直接管辖属于投下名下的农村人户，使他
们承担与自由农户类似的赋役。但是忽必烈汗不能够取消蒙古投下制及其驱
口与匠户。一个折衷的办法是指定行政官员去监督投下，并且从每年税收中
拿出一部分来奖励投下领主。这并没有完全消除隐瞒、盘剥和其他一些与中
央政府的矛盾。在忽必烈统治的这个较长时期内，约有 １５％的人口仍是驱
口，而隐瞒的数目有可能与此相当。有元一代，在基本的财源以及对待从事
生产的农民和工匠方面存在的弊病一直没有克服。
在管理农村人口方面，元朝政府在北方一直使用 １２６０ 年以前采用的赋役
形式，在南方则实行宋朝的两税制。这既说明政府能够实际地采取灵活措施，
又暴露了其行政管理的弱点。这种弱点十分明显，助长了全国范围的流徙以
及地主所有制的滥行，这在富庶一些的南方省份尤为厉害。中国农村的经济
条件依旧很恶劣。忽必烈时期农业曾有一些恢复，但是在其不得力的继承者
时期又都丧失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当时文献中记载了大
量流民的许多材料更能说明这个问题。①
可以说明元史中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有关元末民间宗教及与之相
① 关于“驱口”和其他被奴役的人的基本史料，见＇759＇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第 38—58 页。
② 忽必烈汗时的例子，见李则芬：《元代的社会》，载＇762＇《元史新讲》第 5 卷，第 348—528 页，特别是
506—511 页。
③ 见＇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所列表格，第 1 卷，第 222 页，以及相关的论述。
① ＇775＇邱树森、王颋：《元代户口问题刍议》，第 116—118 页。
关的造反运动的大量记载。与摩尼教有遥远的渊源关系的明教教义预言弥勒
佛会在世界最黑暗、人民最苦难的时候出世。其大多数来自长江以北的几百
万中国农民相信了 １４ 世纪中叶的元代中国世界就要接近黑暗的尽头，很快就
会转入金色的、极乐的光明之中，天堂会在人间实现。
这个教义成功应用的原因之一是农村生活确实极端艰难，容易让人产生
否极泰来的幻觉。这种思想使得普通民众的大多数易于追随声称与弥勒佛有
一些关系的领导人物，而很多领导者都这样树立自己的形象。另一个原因是
传统的儒家学者虽然在群众中仍享有原有的声望，却只能起到已无号召力的
地方领袖的作用，普通人中的大多数已不大受到精英们传统式的影响。元末
起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儒士们一般都在政府徒劳地镇压各派起义中与政府站在
一边。其他没有宗教性质纯粹是贫苦农民走投无路的起义也为数不少，其中
很多只不过是以村社的自卫运动开始的，政府无力镇压强盗，村社就自己武
装起来。近年研究 １４ 世纪的起义有很大进展，很快就会有能够较充分反映农
村社会轮廓、描述日常生活实际状况的总结问世。①
我们要再回到本章开始的那一点上来：我们还处于这样的窘境，在可以
允许的最大误差范围内仍不能说出元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口，或者说不知道
如何对我们得到的令人费解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人口剧减情况作出说明。只
要对这个基础性的重要问题拿不出答案来，我们就最多只能提出一些从宏观
上加以阐述的历史问题，只能对与此有关的新近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只能提
出一些有限的、暂时有用的总结意见。元史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
在那个重要的时间断限内，一定存在着引起社会变化的各种潮流或各种影响
的某种联系，这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可能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① 见本书第 7 章和我在＇323＇《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明朝的兴起，1330—1350 年”里关于民众起义对明朝
建立的作用的论述，第 11—57 页，特别是第 12—43 页。
书目介绍
１．辽
传统史料
辽是资料特别缺乏的时期。辽朝政府像其他中国政府一样，产生了大量
的用汉文和契丹文书写的公文。但是在辽朝灭亡之后，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
来，可惜没有一件留存至今。
历史记载的缺乏是辽朝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辽朝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
和史馆，但是它的史官从未像同时代的宋和后来的金代史官那样尽职和具有
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
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
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捺钵）。这种形式的政府不利
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方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
割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汉人），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
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文，更使资料不易保存。
辽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样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①
这些起居注应该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时强加干涉，坚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
记录他们的活动，并处罚那些拒绝给他们看起居注的官员。①１０ 世纪末叶，
辽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国史院，它的主管官员和三个僚属，既有契丹人，
也有汉人。②他们正常地将逐日的记录汇集成起居注。在圣宗（９８２—１０３１ 年）
时，他们还开始修撰前朝的实录，第一部奏上的实录是在 ９９１ 年。③在道宗
（１０５５—１１０１ 年）时，委任了编撰“国史”的监修官。１０８５ 年，国史院奏上
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实录。④这些实录提供了一个从王朝建立到 １０５５ 年的编
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时的第一批经过整理的资料。道宗去世后，
他的继承者天祚（１１０１—１１２５ 年）在 １１０１ 年下令续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实录。
由耶律俨主持修撰的实录在 １１０３ 年完成，共计 ７０ 卷。⑤这个实录保存到了明
朝初年。天祚帝时没有起居注。
辽朝皇帝至少下令编撰过两部契丹建国前的史书。第一部是 ９４１ 年编撰
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可能是用契丹文写的。⑥第二部是监修国史萧韩家
奴主持编撰的汉文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 ２０ 卷，１０４４ 年完成。⑦萧韩家奴
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国制度和古今成败，特别把一批汉文史
① ＇645＇《辽史》（北京，1974 年版），卷 47，第 776 页。
① ＇645＇《辽史》，卷 23，第 278 页。
② 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 ＇645＇
《辽史》，卷 47，第 781 页。
③ ＇645＇《辽史》，卷 13，第 141 页；卷 79，第 1272 页。
④ ＇645＇《辽史》，卷 24，第 290 页。
⑤ ＇645＇《辽史》，卷 27，第 320 页；卷 98，第 1416 页。
⑥ ＇645＇《辽史》，卷 4，第 49 页。
⑦ ＇645＇《辽史》，卷 103，第 1450 页。
书翻译成契丹文。被翻译的有 ９ 世纪时马总撰写的通史著作《通历》，薛居
正撰写的《（旧）五代史》（后来被列为五代的正史），吴兢编辑的唐太宗
和他的大臣讨论政务得失的《贞观政要》。⑧《贞观政要》似乎很受来自北方
的非汉人统治者喜爱，因为其中的治国言论较易于被接受。这部书后来又被
翻译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满文。
尽管宋人严格禁止图书出口，辽的宫廷史官和文士还是知道中国的宋朝
的历史著述。①１０９６ 年，辽廷的一个汉人官员在给道宗的上书中指出，宋廷
虽然承认辽廷与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却将
契丹附于四夷之中。他建议在辽人修的国史中给宋以同样的待遇。②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超过辽，在灭辽之后，金朝理应修撰
前朝辽的正史。但是，关于辽是不是一个正统王朝的争论成为修史的一大问
题。虽然辽具有中国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并得到了宋廷的认同，
它的统治却从未超出中国北部的一个小边缘地带。甚至在与中国的宋朝持续
不断地接触了两个世纪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族臣民之后，辽统治者的汉化程度
仍很低。修史者遇到的难题是把辽视为边疆地区的王国并将其历史附在五代
史和宋史中，还是把辽作为完整的正统北方王朝，与宋分开，就像处理北魏
及其 ６ 世纪的继承者那样，单独写它自己的历史。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直到 １４ 世纪，一个蒙古丞相终止了汉人正统史家的激烈争论，才对这一问题
做出了专断地裁决。
第一次修辽史的尝试是在金熙宗（１１３５—１１５０ 年）时，熙宗命契丹皇室
后裔耶律固修撰辽史，这一任务后来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萧永祺承担，并
在 １１４８ 年完成，共计 ７０ 卷（译者注：应为 ７５ 卷）。①但是，从 １１８９ 年直到
１２０６ 年，金的史馆显然没有全力从事完整的官修辽史计划，修史工作常被政
治争斗所打断，所以一直没有完成，直至 １２０７ 年才由陈大任完成并上奏朝
廷。②
元朝时激烈的正统之争亦延缓了辽史的修撰，最终在 １３４３ 年由担任辽、
金、宋三史总撰官的脱脱丞相终止了无休止的争论。辽朝历史即现存《辽史》
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１３４４ 年成书，１３４５ 年刊行。③因为
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辽代的主要资料，有几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与其他正史不同，《辽史》是在辽灭亡后两个多世纪才修撰的，经过两
次剧烈的朝代变迁，在修史时辽代的官方档案早以荡然无存。最不幸的是修
史者没有应用任何契丹文资料，尽管当时在蒙古宫廷中还有学者能够读契丹
文；似乎修史者亦没有应用任何辽廷的汉文档案资料。
⑧ ＇645＇《辽史》，卷 103，第 1450 页。
① 1006 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
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 年版），卷 186，第 4562 页；＇584＇《续
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 年版），卷 64，第 1425 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
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 年版），卷 15，第 160 页。＇541＇亦见魏特大、
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年）》（费城，1949 年版），第 502 页，注释 41。
② ＇645＇《辽史》，卷 104，第 1455—1456 页。
① ＇646＇《金史》（北京，1975 年版），卷 4，第 84 页；卷 89，第 1988 页；卷 125，第 2720 页。
② ＇646＇《金史》，卷 12，第 282 页；卷 125，第 2727 页。
③ ＇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辽史》主要以三部现成的著作为底本：耶律俨于 １１０３ 年编撰的《皇朝
实录》、陈大任编撰并于 １２０６ 年上奏给金廷的《辽史》和《契丹国志》。④
２７ 卷的《契丹国志》，南宋进士叶隆礼奉敕修撰，■大约成书于 １２４７ 年。①
该书依据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资料，并带着鲜明的宋人的观点。作为修撰《辽
史》的底本的这三部著作，只有一部保留下来，另两部已在明朝时散佚。《契
丹国志》现有 Ｖ．Ｓ．塔斯钦翻译的俄文译本。②
清代考据学成果
《辽史》修撰得实在太差了，不仅内部矛盾和史实出入充斥其中，而且
在使用资料方面与《金史》和《宋史》（这是与《辽史》同时修撰的两部正
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时期的两部正史、宋人的史书如《续资治通鉴
长编》和其他当时的文献全然不同。考证《辽史》的史实错误，成为清初的
考据学家的一个专门领域，他们所做的大量资料考证工作，为现代史学家提
供了便利条件。
第一个对《辽史》进行全面考证的是厉鹗（１６９２—１７５２ 年），他在《辽
史拾遗》中，汇集了近 ４００ 种宋、元著述中的相关资料。③杨复吉（１７４７—１８２０
年）后又增补史料，著出《辽史拾遗补》一书。④钱大昕（１７８２—１８０４ 年）
和赵翼（１７２７—１８１４ 年）二人都对辽代的资料做了大量的考释。１９ 世纪末期，
李有棠（１８４３—１９０２ 年）在《辽史纪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厉鹗和杨复吉辑
录的资料。①
在本世纪，《辽史》的史料研究由冯家昇、罗继祖等学者继续进行。他
们的成果被收入赵铁寒编辑《辽史校勘记》中，包括冯家昇的《辽史初校》，
罗继祖的《辽史校勘记》、冯家昇的《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和
《辽史源流考》。②其他学者对存世的辽代契丹文和汉文碑刻进行了研究。这
些学者的研究清除了许多难点，但还是留下大量空白。辽史依然是中国历史
中资料较缺乏的。
给当代辽史专家最大资料便利的是在杨家骆主持下编辑的 １０ 卷本《辽史
汇编》。③该书将所有重要资料、前面提到的考据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汇集在
一起，并且大量选录了 １９６０ 年前的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１０ 卷本重印了魏
特夫和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９０７—１１２５ 年）》）。增补该书的《辽
④ 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 49，第 834 页。
① 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 1180 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 1247 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
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 年
版；台北，1968 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 259 页。
② 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V。S。塔斯钦的俄译本
（莫斯科，1979 年版）。
③ 厉鹗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 年版），卷 3，第 9 种。
④ 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 3，第 10 种。
①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 卷（北京，1980 年版）。
② 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 年版）。
③ ＇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 卷（台北，1973 年版）。
史汇编补》④于 １９７４ 年出版。
近 １０ 年出版的两部辽代文献集也是重要的资料。陈述的《全辽文》辑录
了包括碑文在内的辽代汉文文献。⑤与之相同的契丹语文献的辑录，见清格尔
泰等人合编的《契丹小字研究》，⑥该书亦包括对契丹文字、语言资料的翻译
和评述。
当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对辽极不重视。第一次提到辽的是 Ｖ．Ｐ．瓦
西里耶夫，在 １８５９ 年出版的俄文东方史中亚部分中写了几句。第一部有关辽
的专著是贾柏连的《辽史》，译文《满洲边缘的辽史》于 １８７７ 年出版。①基
本接近于现在研究的是 Ｈ．Ｈ．霍渥斯的《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②
在 Ｅ．Ｈ．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对契丹则有了很长的描述。③
真正意义的现代研究成果是沙畹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出使契丹和
女真的中国旅行者》，④该文翻译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路振和宋绶
的行程纪。
但是，这并没有激发对辽史的更深入研究。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
接下去对辽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译了《辽史》⑤和《说郛》
中的《契丹国志》。这一研究涉及了有关契丹的亲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风
俗习惯等一系列问题。
魏特夫和冯家昇有关辽代的巨著《中国社会史：辽（９０７—１１２５ 年）》，
⑥１９４９ 年出版，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
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
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
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但是，固定的结构难
以绘出不断发展的全景，使本书未能成为一个能够反映各种事件的完整的编
年史。主要是因为该书的结构难以把握并难以阅读，使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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