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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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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要面临语言问题。在最直接同平民百姓接触的政府的基
层，其工作人员主要是由汉人的职员担任的。只有在其活动不直接与普通百
姓发生关系的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中，就其整体而论，外族人才随处可见。
在辽、金、元时期情况确实如此，而对于西夏官僚机构的民族构成情况，实
际上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在所有的征服王朝时期，
许许多多的汉人农民很可能从未接触过一个外族人，至少在乡间是如此。城
市，作为由外族军人驻守的控制区，情况则不同。同样，城市以外的汉人，
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外族语言文字的公文。
不管怎样，在一般人中至少还有一种实物经常不断地向人们提示着外族
的统治，这就是货币。尽管同铸有汉文的钱币相比，铸有契丹文的钱币少得
可怜，但已知它是存在的。迄今为止人们只发现了一枚铸有契丹文字的钱币
实物，这枚钱币可确定的年代为 １０９５—１１０１ 年的寿昌年间。就我们所知，女
真人从未铸造过带有女真文的钱币，他们使用的自己的钱币上只铸有汉文。
党项人发行的钱币上铸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金的纸币上印刷的完全是
汉文，上面并没有女真文字。元代铸造的钱币是用汉文来表示的，但其拼写
用的是八思巴文字，元代的纸币也是如此。现存的元代纸币实物上有不少汉
文，但只有该钞票的正式名称除了使用汉文外，再附有该汉文的八思巴文音
译。在元代，任何持有货币的人因而都知道国家发行的纸钞和钱币并不完全
是汉式的。买卖商品的人还有另一种机会被提醒着这个国家的多语状态：官
方认可的秤砣，它上面铸有汉文、蒙古文和波斯文（阿拉伯文字），这种实
物仍有一些保存至今。
外族统治下的汉族中国人
外族人对汉族人的这种长期统治造成了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征服地本
身有无数生灵殒灭，大量财产被毁，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分裂与位移。辽造
成的破坏最小，他们通过谈判得到了中原的土地；由他们造成的分裂和破坏，
对前渤海人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西夏的破坏也最小，他们似乎是原封不动
地从几个现有政权手中接管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土地。金对辽帝国的征服未遇
到全力抵抗，没有造成征服地区的普遍破坏，但原为宋领土的他们的中国北
方征服地区却经受了多年的残酷战争，物质损失巨大，社会分裂严重。蒙古
人的夏、金征服地区，只是在初期的战役中遭受了局部的破坏。蒙古军队在
西夏荡平的几乎只是位于今宁夏的西夏中心区，而在中国北方的征服地区，
他们对定居人口进行了惩罚性的蹂躏和残害，与他们在伊朗、俄罗斯和印度
北部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摧毁城市，屠戮民众，甚至企图把中国北方变为
他们的放牧场。
因此，在 １／４ 世纪里，中国北方经历了该地区特有的战争和行政上的混
乱。在金代晚期的 １２０７ 年，这个帝国所拥有的人口为约 ５３００ 万人，通常情
况下全中国的人口则一直保持在 １．１—１．２ 亿之间。到这个世纪末的 １２９０ 年，
中国全部注册人口已经降至不足 ６０００ 万人，并直到 １４ 世纪末的明代初期一
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东北部地区的人口下降尤为严重。１２０７—１２９０ 年的 ８０
年内，河北和山东的人口灾难性地降至此前人口水平的 １／３ 略强。
很多因素造成了对这些数字说明上的困难。但是很清楚，１３ 世纪经历了
人口的大量损失，其各种原因差不多都是由蒙古军队在中国北方的破坏性作
用所造成的，尽管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了作用。相比之下，对中国南方的
入侵和征服，是由蒙古人的一个已经牢固地扎根在中国并已习惯于中国的方
式的元政权进行的。忽必烈有种种理由努力使中国南方尽可能完好无损，并
使其生产基础不遭至毁灭，但这一地区在整个 １３ 世纪也是人口下降严重，虽
然还没有达到从前金朝统治区域那种灾难性的水平。
１２３４ 年以前，蒙古人对他们的中国北方征服地区强制实施了种种不同的
政策，并且在 ７０ 年代把它们强加于中国南方，从而增强了在宋代就已经形成
的人口发展趋势。尽管 １１—１２ 世纪间中国人口在稳定增长，但其分布却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在唐代的 ７４２ 年，中国人的 ６０％生活在淮河以北。但是到了
１２ 世纪，情形颠倒了过来，多数人在南方生活。虽然整个中国的人口已增加
了一倍，但西北地区的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东北地区也没有增长，尽管相
当多的人口开始集中到现在的北京附近，北京是辽和金的大都市。元代的征
服——其北方遭受了蹂躏而南方却相对未经触动——加速了这一趋势，除了
其首都大都（北京）附近外，对西北地区的衰败和东北地区的相对死气沉沉
状态听之任之。河北的部分地区直到 １６ 世纪一直未能恢复到唐代中期的人口
水平，它们也从未能恢复其相对的重要性。
就征服地区本身来说，这些政府并不是只把破坏力释放在汉人身上。所
有外族王朝起初都是一些军事政权，它们都同其邻人进行着经常不断的战
争，这些邻人既有中国、高丽这些定居王国，也有北方草原上的部落。为了
作战它们需要征集大批军队，其成员既有部落民，这些人始终生活在一个随
时准备从事战争的国家里，是骑兵的来源；也有它们的汉族属民，他们被用
作步兵从事对定居国家的作战，在这里战争是相对静止性的，有必要攻陷筑
围的城市。它们的一些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辽对高丽的入侵，西夏
同宋和金的经常性战争以及忽必烈时期对日本的流产的入侵，仅仅是随手举
出的几个事例，这几次战役都损失了好几万人。经常性战争的巨大代价还包
括这一时期所有国家在物质资源上的极度消耗：宋代中国从生产力的巨大增
长中所获得的收益被大量耗费在了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上。征服王朝动辄对
统治下的定居人口不断随心所欲地征用人力和军需物资。它们的中央管制型
经济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家庭综合体系，这些家庭可称之为国家的特
殊产品生产者或特殊服务提供者，包括军事服务。
同这些王朝的组织结构相联系的还有在数量上飞快增长的奴隶和半奴隶
性的依附民，二者既有国家所有也有私人控制的，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向着个
人的社会从属关系的方向发展。在女真人的金代，占有奴隶的情况尤其普遍。
每一个征服王朝看来都允许皇室成员拥有大量的私人部属并对他们自己的非
中央控制的领地进行管辖。
把生活在宋王朝统治下的普通汉人家庭的状况与同时生活在各征服王朝
统治下的家庭进行比较，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税收水平差别很小，在日常
管理上也没有哪个更具压迫性。很多乡下人可能极难得亲眼见到一个外族统
治者。但是在城市里，情况就不同了。军队和行政机关就驻扎在那里，每一
个征服王朝还都带来了一群非汉族商人以及为政府服务的商业代理人，在契
丹人和女真人统治时期是回鹘人，在元代则是来自西方和中亚各地的人（色
目人）。
对于受过教育的汉人精英分子来说，因其所受的教育中浸染了做官为国
的思想，因此在适应新秩序上更为困难。契丹人和党项人所控制的汉人地区，
向来支撑不起一个较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集团。这些地区始终是文化
落后的地区，就是在公元 ９００ 年这些地区已被军事统治了几个世纪时，当地
的文人学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随着这两个国家的渐趋成熟，就越来越
需要有文人在政府中服务，其中有很多是汉人。辽最终有了它自己的考试体
系，自己的翰林院（它完全有资格有个契丹名称）、自己的国史官以及为皇
帝及其法定继承人解释经典的儒家学者。南面的职官几乎全被汉族官员所充
任。受过教育的人秘密地抄写、刊印和学习宋朝作者的作品。佛教在皇家保
护人的荫庇下极为繁荣，很多僧人很可能是汉人。中国的艺术也得到延续。
至少有一位早期的契丹王子是个造诣颇深的画家，他的作品被收入宋徽宗的
藏品集中，有一幅度藏至今。在辽墓中发现的壁画，是流行于初唐的富有活
力的中国彩画像传统的生动而感人的派生物。辽代的建筑师以中国（或渤海）
为样板来设计城市，并修建了伟大的寺庙建筑群，其中的一些石塔仍保存完
好。
显而易见，中国的文化生活——地方性的、较为老式的、但可能依然基
本上是中国式的——在持续着，契丹贵族一直把中国文化紧密地同他们自己
连接在一起。有许多汉人在这个政府中服务，其中少数人当上了最高级别的
官员。但是，种族的同一性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某些取得成功的汉人家庭
变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统治者，他们与契丹的贵族家族通婚，他们在朝任职的
时间一长，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契丹人的生活方式。一般的汉人官员可能保
留了更多的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们是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地位之外的。重
大的决策，尤其是军事决策，仍然是契丹朝臣独占的领域。
辽朝政府企图对其汉族臣民和部落民实行不同的管理章程，但这并不意
味着对其汉族人口管理不当。曾在 １０９０ 年作为使节出访过辽朝的苏辙，就颇
为惊奇地发现针对汉人的法律并非不堪重负，尽管他对腐败现象的蔓延程度
感到吃惊。
表示不满的看来并不是汉人。他们是一个从未举行过一次反抗契丹人的
起义的多数人种族集团，即便是在最后，当辽南部的汉人区开始受到宋人和
女真人的同时威胁时，这部分人仍然对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而后甚至连象
征性的抵抗都没作就把南京（译者注：即燕京）放弃给了女真人。
要对党项人统治下的情形作出描述更为困难，因为我们的资料不够充
分，对于西夏国的种族集团还不能像对契丹人那样作出恰当的地理上的划
分。但在这里，中国的文化生活看来也在生机勃勃地继续着，这里有大批的
西夏文和汉文的出版物及印刷品，在统治集团和汉族人口之间也没有尖锐的
种族冲突。
至于女真人的征服地，情形则有了改变。不论在辽还是西夏，占支配地
位的非汉人集团并未在数量上被其汉族臣民远远超过。当女真人征服了辽以
后，他们接管了易于对付的边疆地区的北方汉人；而当他们进一步征服宋的
江北地区时，却发现自己还要去控制 ４０００ 万以上的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汉族
人口，这几乎相当于 ８ 世纪时唐代中国的全部人口。到 １２０７ 年，他们的人口
统计数字为 ５３００ 万人。女真人无疑被其汉人臣民以大于 １０ 比 １ 的比例所超
过，他们对这一形势的反应是有趣而复杂的。
自然，女真人要花些气力来维护他们种族的同一性。与汉人的通婚是受
到禁止的，起先汉人还被命令采用女真人的习俗和发式，但至迟在 １１５２ 年以
后，当北京成为中都和政府所在地时，女真贵族集团——与契丹统治集团不
同——就不再在他们的部落家乡生活，不再满足于动荡不定的半游牧生活方
式。作为整体的女真人仍然留在东北，但皇室及其数以百计的占统治地位的
女真氏族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了由汉人所包围的从前辽或宋的领土内。就
像蒙古人后来那样，女真人把被征服的汉人居民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北人”
（从前辽的臣民）和“南人”（在前宋范围内生活的人）。金世宗比较喜欢
任用前宋的官员。女真人强制推行了一项新的政策，将其军队大量分遣到他
们遍布在中原领土上的大片屯田里去屯驻。这些屯田，加上其他的官田，吸
纳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北方农业人口，它们都是由汉人依附民来从事耕作的。
但是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几乎没有被搅乱：商人、工匠、地主和农民
仍然干着他们的本行。文人学士被吸收进政府部门，当女真人沿着唐代的轨
道建立了中原式的中央政府后，汉人继续在大多数政府机构中供职。高雅文
化受到保护。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有对经典的诠释，有散文和诗
歌，大部分诗歌体现了唐代或 １１ 世纪宋代的保守的标准，而不受同时代南宋
的创新风格的影响，金代学者对后者尚一无所知。
在儒家学说——独立于已在南方逐渐占据其他思想方式上风的理学学说
——一如既往地发展的同时，佛教特别是道教在女真人统治下兴盛起来。一
种以一批新的半民众型听众为对象的新文学体裁也出现了：带有情节的演唱
和纯朴自然的戏剧表演。印刷品继续展示出精良的水准。由那些修养良好的
女真人和契丹人与汉人一道享有的金文化，也许还达不到南宋文化尽善尽美
的程度，但是它具有一种极富生长力的、独立不羁的传统，同样是坚定地以
中国的历史为根基的。
蒙古人涌入中国的舞台，其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女真人。他们的第一次
大规模进攻，是对党项人的西夏国发动的，它与左右着整个东欧和伊朗大众
想象力的关于蒙古人的恐怖形象最为接近。党项人的国家及其高度文明几乎
被荡涤一空。下一次进攻转向了女真人的金朝，它遭到毁灭，它的领土在近
１／４ 个世纪里陷入混乱状态。
在忽必烈上台之前，中国对于蒙古人来说一直是不急之务，它不过是他
们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战利品、掠夺物、有特殊技能的俘虏和无可
比拟的工匠的丰富源泉。正是在肆无忌惮地劫掠中国资源的这个时期，生活
在这么一个外族政权统治下的中国的汉人第一次遭受了各级社会的普遍分裂
与破坏。同样是第一次，汉人的精英分子除少数人外都被排除在了政府部门
之外。
对中国南方的征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忽必烈决心建立起结合有许
多中华帝国特色的国家组织结构。但是蒙古人仍然避免依靠汉人官员，依靠
汉人官员曾是契丹和女真帝国的特征，而蒙古人的精英集团中则包括了其他
一些少数种族的成员，他们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贵族，充当管理人、包税人
和中间人的角色。一些汉人文人学士拒绝为其新主人效力，他们有意地避开
尘世而去过隐居生活。然而久而久之，有些汉人也担任了公职，他们多数人
是吏员，少数人是官员；作为精英的文人学士依然存在着，尽管他们在生活
中不再以做官为首要目标。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选择了新的职业，如教师、医
生、商人等。其结果，精英们的“儒家”生活理想、道德价值、社会准则比
从前更为广泛地向社会传播。它们所波及的一个社会层面是蒙古统治集团的
精英及其色目盟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颇具才能的汉文作家和中国文化完
全的参与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少数非汉族精英分子被吸收到了中国的知识
界中。
１４ 世纪中叶，元朝走上了它的末路，这不是因为又有了新的一批入侵者
的入侵，而是由于它内部的崩溃。现在仍远不清楚最终推翻这个王朝的众多
地方起义的原动力是什么：自然灾害、时疫和气候恶化都加剧了暴政、剥削
和行政管理失当的结果。可以弄清的是，到 １４ 世纪 ４０ 年代和 ５０ 年代，在各
个阶层的汉人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不满，他们采取了传统的大规模盗匪活动的
方式，教派活动也已出现，军队中发生兵变。从历史上说，这些现象正是与
中国历代王朝倒台并生的现象，但此时因政府为外族人政府、其掌管者多为
外族人这一事实而使它们具有了新的锋刃。
以明朝的建立为终结的持续了 ２０ 年的国内战争，其破坏性肯定至少可以
同女真人征服中国北方时相比，并且超过了蒙古人征服中国南方时的情形。
只有蒙古人征服北方的第一阶段才比它更加凶狠残暴和肆行无忌。但是即使
在这些国内冲突爆发之前，元代中国就已在承受着与此前那些政权的征服地
相比沉重得多的压力。
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
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 １１ 世纪宋代中国
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
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
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
被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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