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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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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 8 页。
绘画是另一种受到宫廷影响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发现绘
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欣赏绘画时他们不必去克服难以应付的语言障碍。这
位大汗个人的虚荣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对视觉表现有所反应。忽必烈有一
张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画家刘贯道画出他在狩猎中的形象。他下令把
南宋的皇家绘画收藏运送到大都，在大都几位汉人鉴定家对这些画进行分
类。宋朝的绘画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础，随着他庇护一些画家并且得到这些
画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断增加。一些艺术史学家强调忽必烈和蒙古统
治者在中国绘画上的负面影响或者缺少影响，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对元朝作出
某些肯定。②
确实有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拒绝受聘或者拒绝与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样
多的画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护。有些拒绝为外族征服者供职的人变成
隐士，而其他对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诚的人则专注于个人事业以掩饰他们对
蒙古人的厌恶。绘画是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职业，从而形成一个和宋朝皇家
画院的官方画家相区别的称为业余画家的群体。
他们逐渐形成的文人画派颇具画家的感情色彩，这自然能使画家谨慎地
表达他们对蒙古人的敌意。例如，郑思肖（１２４１—１３１８ 年）是以他的中国兰
花画著称的，当“问他为什么在花根周围不画泥土时，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
人偷去了”。①龚开（１２２２—１３０７ 年）、钱选（约 １２３５—１３０１ 年）以及其他
的画家也把他们的艺术当作反抗社会的微妙手段。另一方面，宫廷任用一些
伟大的汉人画家作官。它任命名画竹家李■（１２４５—１３２０ 年）为吏部尚书；
高克恭（１２４８—１３１０ 年）１３１２ 年在刑部得到一个位置；而书法家鲜于枢
（１２５７？—１３０２ 年）任职于御史台和太常寺。通过在政府中担任挂名职务，
忽必烈还资助了许多其他画家。
忽必烈在画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赵孟睿ǎ保玻担础保常玻病∧辏Ｒ蛭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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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对于那些批评他背弃宋朝而为“北人”服务的人，赵孟罨卮鹚担�
每个人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在世上生活。②尽管许多蒙古人怀疑赵孟畹闹页希�
忽必烈任命这位画家为兵部郎中，赵孟钜猿闲某弦獾赝瓿晒ぷ鞫源俗龀龌�
报。他建议改革驿站服务并且减少汉人的赋税。在艺术上，他发现在蒙古人
的统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论证说，宋朝宫廷画院的建立使画
家变得毫无价值，而元朝统治者不干扰画家的艺术创造并且让他们接触新的
主题和新的旋律——例如，画马。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当忽必烈取得中国政权时，
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辈的政策，确保对手工业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够生
产他和他的人民珍视并需要的商品。他在工部下建立监视和控制中国手工业
者的机构（诸色人匠总管府），并且向手工业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赋税在
内的许多特权，但是对他们的时间或者他们的产品要有相应的征用。毫不奇
怪，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技术和美学都取得了进步。因为认识到陶瓷的潜在利
润，朝廷特别促进陶瓷生产。这样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将剩
② ＇282＇李雪曼、何惠鉴：《蒙古国时期的中国艺术：元代（1279—1368 年）》，第 1 页。
① ＇45＇詹姆斯？卡希尔：《山水画：元代的中国画》，第 17 页。
②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第 236 页；＇124＇傅海波：《赵孟睿阂桓鲋泄渭摇⒀д吆鸵帐�
家在蒙古统治下的生活经历》。
余产品与东南亚及中亚进行贸易以得到可观的利润。德兴、安福、德化、龙
泉和景德镇的窑场位于中国东南并且很容易从这个地区的大港口把瓷器运送
到外国。元朝的工匠从蒙古人那里得到很大的灵活性并且不受宋朝审美准则
的约束，可以进行创新，并且试验生产美丽的陶瓷产品。青花瓷源于蒙古人
时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于这个时代。①
对中国建筑，忽必烈也有间接的影响。他的吐蕃帝师八思巴对吐蕃一座
新建的黄金塔有着极深的印象并且得知该建筑是由尼波罗国（今尼泊尔）工
匠阿尼哥（１２４４—１３０６ 年）设计的。１２６５ 年八思巴带着这位尼波罗国工匠回
到内地并且把他介绍给忽必烈，忽必烈对这位年轻的外国人也颇有良好印
象。忽必烈分配给阿尼哥几项工程。阿尼哥设计了一座佛庙（今白塔寺）、
大都一个公园里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庙宇和上都的寺庙，作为对他的庇
护人的回报。显然对阿尼哥感到满意，１２７３ 年忽必烈提升他为管理手工业者
的诸色人匠总管，使他成为中国所有手工业匠人的主管。忽必烈的妻子察必
同样为这位外国建筑家所陶醉，她为阿尼哥安排了与一位出身显贵的宋朝皇
族后代女性的婚姻。①这样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认可了一位伟大的匠人并对他的
努力表示了欢迎和奖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为整体的蒙古人都没有直接为中国的艺术和手工业做
出贡献。然而他们对艺术的保护是不容置疑的，并且这样的支持促进了艺术
的发展。同样，通过使艺人和手工业者得到较大自由和灵活性，从而激励了
他们的创新和试验。他们本身是外族人，愿意为汉人艺术引入非汉人的风格
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对阿尼哥的支持导致在汉地建筑中出现西藏和尼泊尔
风格。当然忽必烈对汉人和非汉人的一视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统天下的主张。
① ＇307＇玛格丽特？梅得利：《元代瓷器与硬陶器》；＇234＇保罗？卡尔：《伊斯兰地区的中国瓷器》；＇382＇
约翰？A。波普：《14 世纪的青白瓷：伊斯坦布尔脱卡比？撤拉伊博物馆的一组中国瓷器》。
① ＇213＇石田干之助：《出身尼泊尔王族的元代工艺家阿尼哥》，第 250—251 页。
保存蒙古旧俗
忽必烈需要被承认为中国的君主，但他同时还必须表明自己是蒙古人的
大汗以及蒙古统治下的非汉人疆域的统治者。过分强调汉人的特点会减损他
作为辽阔蒙古疆域的统治者的形象。忽必烈不能让人觉得他认为汉族文明比
他自己民族的文明更有吸引力，并且必须避免被中国文化所吞没。最终他制
定了用来保护蒙古特性和内部统一的政策。总的来讲他不鼓励蒙古人和汉人
之间的亲善关系。
忽必烈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汉人的政治倾向混为一谈。直到 １３１５
年即他去世 ２０ 年后才重新恢复科举考试，一度使受过教育的汉人失掉一种过
去最普遍最传统进入官僚阶层的途径。财政管理落入到非汉人手中。整个帝
国安置了对官员进行暗中监视的御史，显示出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
控制。同样，军队的地位仿佛要比在传统的中国朝代中更为重要。一些学者
认为蒙古人开创了一个在宫廷增加暴力和野蛮行为的时代，但是这种责备难
以证明是有根据的。①看来不能说中国传统中的暴政少于蒙古传统。鞭笞和酷
吏不是在蒙古人的时代中突然出现的。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
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
统的仪式。每年 ８ 月，在他离开上都到大都渡过秋天和冬天之前，他举行洒
马乳的祭祀仪式，据说这样会保证一年的好运气。这项祭礼包括奉献一匹马
和一些羊，向上天祈祷，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然后挥洒专门喂养的牝马的
乳汁。以这种方式，忽必烈向祖先表示敬意，祈求他们保佑即将来临的冬天。
如果皇族中的一位成员得病，忽必烈命令把他或她移到帐幕里并且每天祭供
两头羊，直到病人康复。在忽必烈参加战斗之前，他倾倒马奶酿成的奠酒，
祈求上天帮助他打败敌人。②
忽必烈同样赞成世俗的蒙古习俗。不像汉人妇女，蒙古妇女没有缠足的
习惯，忽必烈不把这条强迫汉人妇女遵守的限制强加给蒙古妇女。大部分蒙
古人继续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并且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那一天举行精心
安排的奢侈盛宴，无节制地豪吃狂饮，这使人想起游牧部落的庆典。在这些
盛宴上，宾客大量饮酒。酗酒就是早期蒙古历史的一部分，并且的确是所有
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被明显地在忽必烈的统治中继承下来。
大汗对打猎的迷恋可能是保留蒙古方式的最有力证明。根据马可？波罗
的记载，忽必烈带着驯化的狮子、豹和山猫打猎，它们追逐并且经常捕获野
猪、野牛、熊和野驴。他还带着大约 ５００ 只大雕（猎隼）捕捉天上其他的鸟
类。打猎中，由驯鹰人、猎人和士兵组成的大批随从陪伴着忽必烈。①
忽必烈在制订一项坚持蒙古传统、接受汉人习惯和力求广泛性的文化政
策上令人钦佩地获得成功。他希望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人面
前。对于蒙古人，他仿佛是民族传统的一位坚定捍卫者。他参加打猎，和蒙
古妇女结婚，并且自觉保护她们的权力。对于汉人，他承担起艺术的保护人
① ＇321＇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成长：对魏特夫应用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评论》，第 17—18
页。
② ＇411＇拉契内夫斯基：《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第 426—428、434—442 页。
① ＇328＇《马可？波罗游记》，第 1 卷，第 231 页。
的角色，他资助汉人画家、制瓷工匠和其他手工业者，并且允许汉人剧作家
和小说家自由创作。在其他的领域里，他对通用文字的支持和对在中国的外
国工匠的鼓励和支持，产生了元代文化中的世界主义；作为一名疆域超出中
国的统治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地为他增添了光辉。
在位后期的经济问题
１２７９ 年被证明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
经历失败。他粉碎了包括他弟弟在内的所有的反对者。他和他的幕僚建立了
以汉人模式为基础的但不以汉人思想和风格为支配地位的政府。两个都城上
都和大都是良好规划、实用和美丽的。他精心制定的政策得到他疆域中大部
分宗教领袖的赞同。他的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其他地区并且维护了蒙古人对高
丽和漠北的控制。他鼓励创造性的艺术，他招募国内一些最有才华的工匠，
为宫廷和贵族阶层及对外贸易生产精致的工艺品。他的最明显的失败是对日
本的半途而废的入侵，但是他可以文过饰非，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摧毁他的军
队的可怕的自然灾害——风暴。在他统治的前 ２０ 年中，所有的其他事务似乎
都在平稳地发展。
但是，表象是靠不住的。在表象后面隐藏着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儒家
学者不顺从蒙古人的统治，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他们的不满更加明显。
南方的学者没有经历过外族人的统治，相当多的人最终拒绝与蒙古人合作。
忽必烈本人在 １２７９ 年后开始迟钝。当时他年近七十岁，受到健康问题的折
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
忽必烈面对的最紧迫问题是财政问题。他的建筑工程、他对公共事务的
支持以及他的军事远征需要的巨额消耗。为了得到必要的资金，忽必烈求助
于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在《元史》中把阿合马划归为“奸臣”中的一个，
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都责骂他。①根据他自己的辩护，我们应该认识到阿合马
知道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为宫廷聚敛的税收额而定。他聚敛的金额越高，他的
权力、威信和收入越大。他肯定专权纳贿，但是必须记住，他的指责者（那
些书写中国历史的人）是对他的政策反感的官员。
从 １２６２ 年后在中书省任平章政事到 １２８２ 年死去，阿合马负责国家的财
政管理。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 １２６１ 年的 １４１８４９９ 户增加到 １２７４ 年的
１９６７８９８ 户。②然后他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新生产的产品实行国家垄
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总之，阿合马的政策对于国库是有利的。然
而中国史料指责他牟取暴利和任人唯亲。他们宣称他利用新的赋税和垄断使
自己致富。另外，他们指责他任命回回人为高官显爵，并且试图把自己无经
验的、并且可能是不称职的儿子们安插在官僚机构中有权势的位置上。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人的责备好像不那么严重。把志趣相投的助手和亲戚
安插到政府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阿合马要克服反对意见和执行他的政
策，他必须把他的支持者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他的确强加沉重的赋税并提
高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宫廷中的位置——更不必说到提升和奖励的可能性
——取决于他满足蒙古人收入要求的能力。他是蒙古朝廷的一个兢兢业业的
代理人，这个朝廷对于收入有着巨大和迫切的需求。
但是，阿合马的政策激起宫廷中一些最重要的汉人的反对。忽必烈的儒
家幕僚对阿合马的权力愤恨不满，并且指责他牟取暴利，还指责他是谄媚小
人，办事奸诈。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皇太子真金显然加入了反对他的行列。
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儿子和亲戚得到显赫位置。１２８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当忽必烈
① ＇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② ＇114＇同上书，第 232 页。
在他的陪都上都时，一个汉人阴谋小集团把阿合马从他的家中诱出并将他刺
杀。①几天之内，忽必烈返回首都并且处死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不过他的汉人
幕僚最终使他相信阿合马的奸诈和腐败。尽管他们用来反对阿合马的证据值
得怀疑，但是忽必烈确信这位回回大臣有罪，因此将他的尸首掘出吊在一个
集市上，然后忽必烈放出自己的狗群去咬阿合马的尸体。
然而除掉阿合马没有解决忽必烈的财政问题。由于他多次发动对日本和
东南亚的远征，在阿合马死后税收需求变得更加紧迫。同时，在 １３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忽必烈失去一些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包括许衡、姚枢和王鹗；他
们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
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他越来越多地放弃了统
治者的责任，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中国史料指责另一位称为奸臣的卢世荣利用忽必烈的困难增大自己的权
力。阿合马死后，卢世荣任中书省左丞（译者注：应为右丞），管理财政。
和阿合马一样，他试图加大政府的税收来应付朝廷不断增长的费用。他试图
以专卖、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币（一种更容易地偿还政府债务的方法）
以及擢用商人为课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收入。①卢世荣的经济计划与他
的前任理财官员阿合马一样引来敌意。汉人指责他牟取暴利、任人唯亲以及
剥削他的汉人同胞，还指责他迫害、追捕甚至处死竞争者和对手。这些指责
的准确性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史料中并没有说明卢世荣本人对这些事件的看
法。和阿合马一样，卢世荣只是试图提高极度需要的税收，但是他的努力引
起他的许多汉人同事的敌视。皇太子又一次成为反对卢世荣的领袖。１２８５ 年
５ 月，卢世荣被捕并且在这年年底被处死。卢世荣的死可能除去了一个被汉
人视为横征暴敛的人，但是不能缓和朝廷面对的财政问题。
除了财政问题之外，忽必烈还面临着南宋与其他疆域的经济统一的困
难。如果忽必烈希望实现其他任何经济和政治目的，中国必须是真正统一的
和中央集权的。忽必烈首先释放被他的军队俘虏的大批士兵和平民，以争取
江南的汉人。接着他发布以恢复中国南方经济为目的的命令，其中包括禁止
蒙古人掠夺农田，并建立贮存剩余谷物的常平仓来保证遇到灾害时有足够的
供应。朝廷一般不没收南方大地主的土地，也不削弱他们的权利基础，只是
在统治集团的上层增加另一个等级——蒙古统治者。征收的农田税并不繁
重，而且在灾年会被免除。盐、茶、酒和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但是由专卖导
致的价格不足是难以负担的。忽必烈推动南方繁荣的另一个基础是海上贸
易。自身利益肯定是这些政策中的动机因素，因为南方的经济恢复最终将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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