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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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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回鹘人，凉州的吐蕃人，鄂尔多斯南部边界的党项人。就像沙陀人那样，
党项人也一直居住在被唐朝作为边境要塞的地区内，并且在整个 １０ 世纪初的
动荡不安的岁月中牢牢地掌握着他们的地方权力。他们后来作为一个强大的
多种族帝国的创建者而出现，这个帝国就是西夏，它在 １１ 世纪初收拾了自己
控制下的西北地区的所有割据性地方政权，同沙陀人一样，党项人也不是入
侵中国领土的外来者，而是在深谋远虑的管理方针下定居在唐朝版图以内的
非汉族人，他们长期以来就已是唐朝地方体制和军事体制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所论述的主要政权中的两个——辽和西夏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
９ 世纪末和 １０ 世纪初的政治与军事动乱中去。看看它们在唐代创建的边疆秩
序中是如何扎根的，这一点同样重要。
边 界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把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描述为闯入“中国人”领土的
“外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简单化认识，应当将其永远根除。①无论现
代的历史地图集是如何标示的，唐人同其前人一样，从未对北部边界作出过
任何明确的界定。虽然人们有时也提到“长城”和一些仍然存在的早期城堡
的遗迹，但这种说法只是用来表达关于中国边界的一种含糊不清的看法。①
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串设防的
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
所散布在各处。这是一个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
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只有在与吐蕃接壤的地区，才迫使唐朝维
持着一个庞大而固定的防御体系；也只有在这一地区，才经常通过相互协商
对有争议的地区作出划定。但是在北方，唐朝的控制是由边疆各州的权限来
明确的，它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
这样的“边界”被唐初军事政策的另一方面弄得更加模糊不定。边疆地
区的部落民在一定程度上被一种复杂的契约和协定体系带上了中国的政治轨
道。通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纳入一种间接统治的制度中，在这一制度下，他
们的酋长受到唐朝政府“羁縻”制的任命，被赐予封号、官爵、品级和俸禄。
为这些部落集团设置了羁縻州和都督府，受唐朝边疆长官的监管。他们事实
上并没有加入唐朝的政治体系；更确切地说，他们的酋长是根据民族习惯来
统治他们的人民。这种赐予他们中国封号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中
国的术语对当时的部落组织结构的正式认定，它能稳定地持续下去，不论是
对那些部落酋长还是对唐朝政府说来，同样都是一种既得利益。这些部落酋
长们还不时被赐予新的封号，并得到礼物和钱财以确保他们继续效忠。
较大和较强的边疆民族及其他们的最高首领甚至通过下列方式正式步入
了唐朝的组织体系：赐他们以唐室的姓，这意味着他们已被接纳为皇室的亲
族；他们的统治者与唐朝的公主通婚，建立同朝廷的姻亲关系；他们未来的
统治者作为“质子”到中原来接受教育，通常是在皇帝的卫队中担任一个较
长时期的侍卫官。派往中原的使团，除了正式使节以外，常常包括大批显赫
的部落成员，这些人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国通。这些措施当然都不能使汉
人对部落酋长们有多深的了解，但它们却成功地使部落酋长们获得了关于首
都与朝廷、中国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第一手知识，帮他们造就了少数通晓中国
语言和习俗的有影响的人物。唐代中国的紧邻中，没有哪一个实际上是不了
解中国的，总而言之，它们都选择了中国模式去模仿。
由此看来，唐代中国的“边界”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有一个外
部环状地带，那里的人民因为加入了纳贡体系而成为“中国世界”的一部分；
有一个在羁縻制间接统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环状地带；还有唐朝军事防御体
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
在宜于从事长久性的农业与只能支撑游牧经济的地区之间，当然还存在
① 关于游牧民与其定居邻人间关系的一项有意义的新分析，见＇248＇阿纳托尔？M。卡扎诺夫：《游牧民与外
部世界》。关于汉代以来中国与其草原邻人关系的一个新解释，见 ＇26＇托马斯？J。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界：
游牧帝国与中国》。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533＇阿瑟？N。沃尔德伦：《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着一条恒久不变的“生态学边界”，它限制了汉族农业人口扩张的可能性。
最后，还有一条有时极偶然地起到与生态学界线作用相同的边界：即在那些
多少同源的汉族人地区与其他人居住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在唐代，不论是军
事防御体系的界线还是文官管理的界线，都不能代表种族的或文化的边界。
大量非汉族人在这些边界以内生活了许多个世纪，汉族人与其他种族集团杂
居和通婚，其中一些人已经部分地或完全地融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
少在东汉时期当成千上万的羌人、匈奴人、鲜卑人和其他边疆民族大规模定
居时就开始了。在 ４—５ 世纪，又有大批非汉族入侵者蜂拥而至。人们习惯上
认为这些民族迅速地向汉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但是在 ６ 世纪，他们中的很多
人仍然保持了他们自身强有力的种族的和文化的同一性，而居住在边疆地带
的一些汉人却在某些方面采用了非汉族生活方式。
初唐政府还让一些较大的非汉族集团——羌、党项、吐谷浑、吐蕃、突
厥、回纥、契丹，甚至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定居在北部边界的一些州中。
这些民族的人数多达几十万。它们有的愿意融合进来并选择了农民的定居生
活，尽管汉人强迫定居的尝试遭到了另一些集团的激烈抵抗。有一些人仍主
要是牧民。但他们对于唐政府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负责看管着巨大的政府牧
场，可以为骑兵生产马匹，并能生产其他家畜。在这些少数民族集团中，有
很多仍保留着自己的部落结构和自己的部落酋长。他们中的很多男人被编入
唐朝军队，主要是充任骑兵，他们自己的酋长就是他们的指挥官。
在今甘肃省，青海东部的边疆地区，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当时形
成了一条由少数汉族居民和多数非汉族人杂居的宽广的地带，他们大多能和
平相处；那里还有一些从事屯田的驻军，既有汉人也有非汉人，其居住地与
当地的农民和半游牧的牧民相邻。通婚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就这些民族
的特征而言，远未达到相互间的一致，有些人以视自己为唐朝的子民为要，
另一些人则强烈地信守着他们的部落传统。
由此看来，即便是唐王朝权力的巅峰时期，企图为它的北部边界设想出
一条现代意义上的截然划分的国境线，明确地为主权地区作出界定并将不同
的民族区分开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那是一条宽阔的过渡地带，
在这个地带内，所谓同一性、忠诚和权力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与冲击着新的平
衡。
８８０—９０７ 年间唐帝国的崩溃和各个新的独立国家的出现，无论在唐朝疆
域以内还是以外，都带来了势不可当的政治变革，而留下的却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北方混乱的多种族边缘地带。中国的中央权力不复存在，但其地方上的
军事领导权却完好无损，甚至由于来自中央的束缚力已经解除而更具有扩张
性。与过去的主要区别在于，边缘地带成了新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崛起从而影
响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地区。以山西为基地的沙陀突厥人的国家和鄂尔多斯
边疆地区的党项人政权，就是作为唐代边疆军事编制的一部分而发展起来
的。沙陀人复辟唐朝的尝试，其主要的根据就是唐朝的权力正是由一个边疆
军事长官的权力孕育而来的。
这也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自从拓跋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
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
创建的——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其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
统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隋王室也来自同一个集团；至于唐
王室，与北周和隋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最初的权力基础是在太原。它们起
先都是军事政权，它们都能从汉人和非汉人世界中争取到支持。
同一个趋势还在延续，但带有某些重要的区别：辽也兴起于北方边疆地
区，可是它在中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后，却决定进行反向的重大征服。
金是从作为中国式的辽帝国在北方边疆的一个依附民族而兴起的。通常被视
为自成一体的蒙古人，在铁木真即位以前很多年内都是金的边疆臣属，就像
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特点在于，１０ 世纪以后边界
本身已经移动了：金和蒙古的帝国外界已不同于中国世界的传统边界，也不
同于辽、金与宋之间的边界，而是一个“扩大的中国世界”的边界，这条边
界是通过契丹人对今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地的占领，并以唐代中国
的模式为基础在这里立国、确立边疆关系体系后形成的。所有这些民族都不
是作为新来者或与中国体系无关的完全的局外人而强盛起来的，他们很久以
来就已经是中国体系中的一部分。由于生活在边缘地带，他们可能更熟悉偏
远的边疆地区，而对王朝权力和文化的真正中心则不甚了解，但是，从某种
程度上说，他们毕竟仍是参与者。
外族人
这些民族对那些被他们用武力征服的社会来说是些什么样的外来人？他
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用大倍数的历史透镜来观察，我们可以把征服王朝视为
从西周以来就存在于汉人与其北方邻人之间的古老的对抗这样一个更长的阶
段。在西周时期，位于渭河盆地的中心地带就曾遭受半游牧民的入侵。①
秦汉时期，匈奴联盟是汉人的主要对手。随后是公元 ３ 世纪的鲜卑人和
其他部落，他们成功地取得了对中国北方各州的统治，并在中原的土地上建
立了自己的国家。在唐王朝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并从 １０ 世纪初起最终分裂为
若干小国之后，边疆冲突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９６０ 年后宋重新统一中国，
与此相并行，一种正在稳定发展的联合体国家已由严格意义上属中国边疆地
区的北方诸民族建立起来。无论如何，把这些由北人建立的国家视为与定居
汉人的稳定的帝国完全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建立了辽、西夏、金、元
这些国家的民族，从任何意义上讲，也不是完全的游牧民族。契丹人和蒙古
人的经济在最初时是以畜牧为基础的经济，他们的财富就是许许多多的马、
羊和骆驼。但是，中国没有一个“游牧民”邻居是纯粹依靠畜牧的。他们始
终从事着某种边地农业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从中得到一些畜牧业本身
生产不出来的货物以作为生活的补充。在对中原进行征服以前，契丹人就从
事一定的农业活动并已长期定居，他们同时还有一批汉人的工匠和汉人及回
鹘商人。
严格说来，女真人完全不是游牧民。甚至那些生活在东北地区深山老林
里的“生女真”，也是定居一处的，他们依靠渔猎和某种农业为生。他们不
住帐篷，而是住在由一个个木屋组成的村庄中。东北平原上的女真人，在被
契丹人吞并以前一直是渤海国的一部分，他们也不是游牧民，尽管他们有成
群的马。女真人中这些生活方式上和经济上的差异，可以从“生”女真和“熟”
女真这些称呼上反映出来，这些称呼在辽代就已经流行了。党项人在他们独
立以前很久也已采用了一种混合经济。因此，把所有这些政权的建立者都一
概而论，皆以“游牧入侵者”作为他们的特征，无疑是一种天真的、过于简
单化的认识。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化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
丹、女真、党项（译者注：元代蒙古人称为唐兀）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该
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的实体。契
丹、女真或党项这些称呼，实际上是指在契丹人、女真人或党项人领导下的
那些联盟。这些名称从语言学上说就是这些联盟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的
名称。这些联盟本身都是多种族和多语言的，就像本卷各章所充分阐明的那
样。例如，契丹联盟就包括了奚人和回鹘人这样的与突厥有亲缘关系的部落
和种族集团，此外当然还有类似室韦人的蒙古人，类似熟女真的通古斯人，
但是在这个联盟内使用的共同语则必须是契丹语。后来这个联盟还扩大到了
渤海人和汉族人。女真人同样是这种情况，在他们的联盟中我们发现除了蒙
古人以外，还有其他通古斯部落。蒙古人本身也吸收了与汪古人类似的说突
厥语的部落，更不必说在蒙古人大规模远征中亚和西亚后处于蒙古人势力范
围内的那些中亚人了。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的这些民族，其种族和语言的构
① 见＇133＇傅海波：《多种族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结构成分的作用》。
成总是变动不定的：所有这些部落要么是自愿加入占支配地位的部落，要么
是通过武力和信仰而被置于他们的首领之下。
所有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方针，就是把被征服的或与之结盟的部落中
的士兵编入他们自己的军队，通常由他们原先的军事首领指挥。在征服汉人
定居人口占数量优势的地区并在这些人口归附之后，所有征服者都遵循同样
的一体化方针。在武器的制作和针对筑墙城镇使用攻坚器具方面，汉人的专
门技能受到欢迎。其他一些新征召的汉人士兵则作为步兵使用，而骑兵主要
是非汉人分队的特权。“契丹”、“女真”和“蒙古”军队一贯由多民族组
成，并且包括了大量的汉人士兵。
因此，我们若把宋对抗其敌人的战争视为纯粹的抵抗外族人的民族战争
或种族战争，这是颇有疑问的。我们或许可以把以宋为一方，以辽、西夏、
金或蒙古为另一方的战争看作中国内战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的一方是在外
族统帅的指挥下作战，它配置了人数上略占多数的非汉人分队。
当然，上述这些推断并不是肯定的结论，更明确的解释还有待于对 １０—
１３ 世纪的战争做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从民族方面对辽、金和蒙古军队做
出数量上的分析。不过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当金朝的统治者海陵王（１１５０
—１１６１ 年在位）动员全国在 １１５９ 年和 １１６０ 年与宋交战时，作为主力的女真
猛安谋克军队为 １２ 万人，而被征来参加这场战争的汉人却不少于 １５ 万人，
此外还有在华中进行水战的 ３ 万人的水军。因此在他们的军队中占多数的不
是“女真人”而是汉人。
最后，我们还须记住，汉人与非汉人之间的对抗，不能以传统的中国方
式构想为高等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抗。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从 １０ 世纪起在中
原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的那些征服者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也不能设想他们是
在政治组织结构和文化成就都微不足道的水平上骤然起家的。
党项人的西夏国是一个特例：他们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几个世
纪以来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那里成了他们国家的中心。党项人从人种
起源上说很少是征服的结果，更多地是不断地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员而结成联
盟的结果，联盟中也包括汉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尔多斯地区和今甘肃省的
较小的种族集团。同样，当他们在 １１ 世纪中叶正式独立时，人们不能根据不
着边际的假定把他们形容为未开化的野蛮人。
尽管把各式各样的联盟国家都视为完全的中国化国家是一种夸张，但汉
人的帝国和他们所谓的番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这却是历史事实。汉人影响其相邻民族制度结构的一个标志是，在职官方面
有大量词汇从中国借了过去。早在初唐时期，突厥人就采用了一些汉语的官
称。契丹人自己的很多职官称呼，也是从汉语借来的，如 ｈｓｉｎ－ｋｕｎ（相温），
在汉语就是“将军”；再如 ｈｓｉａｎｇ－ｗｅｎ（详稳），它产生于几次音译，是由
汉语的“相公”派生而来，本是对大臣和阁员的一种称呼。蒙古人甚至在 １２０６
年宣布成吉思汗为其最高统治者之前，就在他们的语言中采用了汉语的词汇
“王”，他们叫 ｏｎｇ；还有“太子”，经由突厥语的 ｔａｙｓｉ，到蒙古语中成了
ｔａｉｓ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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