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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农看了看，起身说：“出门不易，多保重吧。”说完转身就走了。
　　沈彪追上一步：“大哥，还没请教尊姓哪。”
　　叶子农没回头，只是摆摆手说了一句：“不值一提。”
　　晚上，叶子农知道林雪红一行飞抵布达佩斯的时间，所以没有出去找吃的，在酒店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回房间了。其实这几天他一有时间就走街串巷找吃的，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先关注当地的风景名胜，而是先打听风味美食。
　　时间不多久，林雪红来电话了，说他们已经住进酒店，一会儿就过来。几分钟后林雪红带着两男一女来了，其中一位是库格列夫，叶子农在柏林会议上已经认识了。大家礼节性地握手寒暄，然后到客厅就座。客厅沙发坐不下5个人，林雪红就拿来一把椅子坐下。
　　林雪红介绍道：“这是莫尔先生，食品机械工程师。这是徐红女士，翻译。”
　　莫尔30多岁，美国人，五官端正，个子很高，朴实的脸上总挂着微笑，看上去亲和而开朗。徐红20多岁，美籍华人，长得很漂亮，留偏分式齐耳短发，中等个子，穿一身质地很好的浅色裙装，人显得非常有灵气。
　　叶子农用英语问：“莫尔先生，测量工具都带了吗？”
　　莫尔点点头说：“是的。”
　　叶子农说：“明天签厂房租赁合同，厂址的选择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一经签字厂房就不能改变了，但标准配置的生产线不一定跟厂房匹配。你只有两天的时间勘察场地，如果标准配置的生产线跟厂房不匹配，怎么改装、变通，到了红川以后你跟厂家谈。”
　　莫尔说：“我明白。”
　　叶子农说：“大家旅途一天了，以后有时间聊，林总先带大家去吃饭，吃过饭你们早点休息，林总来我这里一下。”叶于农所称的林总就是林雪红。
　　林雪红说：“那好，我先带他们去吃饭。”
　　送出几个人，叶子农关上门躺床上想事。林雪红没提过库格列夫也要来，库格列夫的出现让他感到诧异，他不知道库格列夫与罗家的背景，也不知道林雪红的用意，但是林雪红刻意隐瞒了这个情况，但是人已经来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林雪红没来，电话却响了。
　　叶子农拿起电话。
　　林雪红说：“叶先生吗？我已经带他们吃过饭了，我在酒店对面的咖啡馆里，这儿的环境很好的，我请您出来喝咖啡好吗？”
　　叶子农说：“好的。”
　　这是一家高档咖啡馆，与酒店相邻，来这里的大多是能住得起酒店的客人，当地人光顾的并不多。叶子农来到咖啡馆，在林雪红面前坐下，要了一杯咖啡。
　　林雪红从包里拿出一张授权书，说：“材料和印章都带来了，您先看看这个。”授权书上写的是：纽约裕香阁公司委托叶子农全权负责公司在布达佩斯筹建方便面厂的各项事宜，落款是纽约裕香阁公司印章和林雪红的签名。
　　叶子农把授权书装进上衣口袋，说：“有几件事，得和你交代交代。劳务输出的批文下来之前，红川方面一定会来布达佩斯进行资信考察，既是怕出错，也是出国旅游。厂房租下来以后，圈个围墙，修个大门，到旧货市场收购一批桌椅床铺，花钱要少，摊子要大，得让人一眼就能看明白你是真办厂、真干事的，凡不体现真办厂、真干事的都是白花钱。
　　林雪红说：“明白。”
　　叶子农接着说：“劳务输出对于红川方面是心照不宣的事，只要不妨碍人家乌纱帽你就过得去，但这毕竟是出国，难免会有红川的人搭车，这是必办的事，推了这个也就推翻了整个计划。这事你要早做准备，要联络可靠的渠道。”
　　林雪红说：“这个我想到了，我和许主席谈过，也和钱主席联络过，他们的渠道还是比较可靠的，只要肯花钱，应该没问题。”
　　叶子农说：“要特别提醒一下，这钱怎么花很重要。对于红川搭车出国的，帮忙与变相行贿是条杠杠，过了界就构成犯罪。”
　　林雪红说：“这个我懂。”
　　叶子农说：“罗慧娟还得去莫斯科，要向当局主张资产权利，劳务输出结束以后人可以回来，但是主张资产权利的事得继续挂着，诺尔库克石油公司毕竟还存在，就是当局收归国有也得有个法律程序。劳务输出计划是基于莫斯科的资金支持，你们不去讨这个钱，布达佩斯建厂就是一个骗局，其法理就断了证据链。你是挪用担保金，不是侵吞担保金，要让将来担保金的处理成为另一个法律关系的事。”
　　林雪红说：“慧娟肯定不愿意再去莫斯科，我跟她谈谈，她会顾全大局的。”
　　叶子农说：“在主张权利的同时，要尝试转让公司，你就理解为打包出售不良资产。资产在你手里不良，不一定到了别人手里也不良，要送给能拿动这个包的人物。归公你连一个钢蹦都收不回来，归私你还有可能落几个。”
　　林雪红说：“这个我没想过。可以试试，反正已经这样了。”
　　叶子农说：“别的就没什么了。”
　　林雪红说：“叶先生，这会儿您不忙吧？”
　　叶子农说：“不忙。”
　　林雪红说：“您要是不忙的话，我想跟您说说那几笔债务的背景。”
　　叶子农说：“如果仍然是债务的性质，什么背景还重要吗？”
　　林雪红说：“对家明，对我，都很重要。”
　　叶子农说：“哦，那就说吧。”
　　林雪红说：“先说九哥吧，其实家明跟老九就不认识，欠老九的钱是家明接餐馆时房主拿分期付款的部分债务抵债抵过来的，家明是跟售房代理公司签约在先，跟房主欠老九的债务抵换在后，根本不是家明跟老九借钱。库格列夫的钱本来是绑在家明名下掺的暗股，这点钱不可能成为股东，也不是光有钱就能成股东的，只是当时是口头约定，没凭没据的，现在就变成借钱了。戴梦岩的钱是家明他妈看他挺作难的，家明又舍不下脸向朋友开口借钱，就找戴梦岩借了一笔钱。只有布兰迪的钱是家明开口借的，但是连布兰迪自己都知道，这点钱真是象征意义的，仅仅是家明想跟布兰迪保持关系。您也许不知道，家明这人向来是走精英路线的，在美国他需要布兰迪这种精英阶层的朋友。”
　　林雪红停顿了一下，喝了口咖啡润嗓子，接着说：“家明刚来纽约时，住房是通过中介公司租的，房东就是布兰迪。当时布兰迪正在离婚，女方不要实物，只要钱，布三迪就四处筹措离婚费，家明既然知道了这事，觉得是个机会，当时家明的投资项目还没启动，手里也有闲钱，就给布兰迪送去了一笔钱，其实那笔钱布兰迪只用了4个月，很快就还了。后来家明买了房子，跟布兰迪没联系了，就想了个借点小钱的法子，布兰迪也不好拒绝。”
　　叶子农问：“你想说什么呢？”
　　林雪红说：“我想说，家明是要脸面的人，饿瘪了肚子也要挺着腰。我们不敢说自己高贵，可也不是低三下四求生的人。”
　　叶子农说：“你们高不高贵，跟我有什么关系？”
　　林雪红说：“在柏林开会的时候，我想对您表示一下感谢，您说您不受这个。您不受这个，那您受什么呢？”
　　叶子农说：“要谢你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帮助办不了这事。对于我，这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不是你可以要求来的，也不是你可以谢来的，没什么可受的。”
　　林雪红问：“您为什么要帮我？”
　　叶子农说：“你该把‘我’字改成‘罗家’，是罗家。这个问题不是你现在该问的，是你来柏林之前就该想清楚的。”
　　林雪红说：“叶先生，其实我对您是不了解的，我说几句话您别生气。库格列夫是我让他来的，他一直给家明打下手，也希望有点事做。我打算让库格列夫留守布达佩斯，这样您可以随时来视察工作，库格列夫也完全能胜任这儿的工作。”
　　叶子农说：“苏联正在解体，匈牙利正在改变苏联模式，或者说正在摆脱苏联控制，这种时候不宜把俄罗斯人放到这里工作，出了安全问题你我都负不了责任。”
　　林雪红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说：“这是个问题，我确实没考虑过。不过我还是想很不礼貌地问一句，您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吧？我是女人，本能需要安全感，所以我想让库格列夫留守布达佩斯，这样便于您来视察工作。还有刚才，我觉得晚上去您房间不方便，所以把您约到这儿了。”
　　叶子农眼神里掠过一道惊愕，随即平息了，说：“这会儿我觉得自己很笨，不管我怎么回答都是对你不尊重。刚才是我疏忽了，我向你道歉。但我还是想说，人是有情绪的，有情绪说话就容易偏激，这会儿我就很想说句很偏激的话。”
　　林雪红问：“什么话？”
　　叶子农平静地说：“这世界，真他妈容不下一点美好的东西。”林雪红的脸噌地一下就涨红了。
　　叶子农说：“诺尔库克是个权钱结构的腐败公司，至少这个不能让罗兄有底气认为自己是好东西。我就更不用说了，劣迹斑斑，从来就没是过好东西。”说着，叶子农起身准备离开，临走前说：“我跟罗兄交往不多，可那点东西真干净，这对我是收藏。”说完叶子农就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中介公司和华人商会的陪同下，叶子农一行按约定前往厂房出租方的驻地办理承租合同，4辆轿车沿瓦茨路向北，穿过多瑙河之后再向北，在接近古罗马城址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上进人一家已经停业的食品厂。
　　厂主是一个50多岁的匈籍犹太人，已经在办公室门口等候了。
　　叶子农向厂主介绍了承租方的法人代表林雪红，然后大家就步行陪同林雪红再次看了一遍厂房。叶子农决定租下的这两幢厂房原是食品厂的一个生产车间、一个产品库房，两幢建筑都是坐北朝南，与旁边最近的其他车间相距50多米。库房的后面隔着围墙是3栋一字排开的3层宿舍楼……不难看出这曾是一家相当有规模的食品厂。据厂主介绍说，以前这里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打工者，而且流动性很大。
　　叶子农指着一栋宿舍楼对林雪红说：“这栋宿舍和两个厂房是我们的，我们把这部分的隔墙推倒，把属于我们的场地用围墙圈起来，大门开在东侧，形成一个独立的厂区，这样便于管理，已经和厂主谈好了，都在合同里。宿舍楼有36个房间，每个房间上下铺能住6个工人，完全够用，留下一楼几个房间做伙房和办公室。”
　　林雪红也极认真地点点头说：“嗯，很好。”
　　这时候叶子农和林雪红是用中文交谈的，不需要翻译，但是女翻译徐红可能与林雪红比较熟悉，还是插了句嘴，说：“林姐，宿舍楼的房间当餐厅有点小了吧？”
　　林雪红说：“把东头的两间房打通了当伙房用，工人打了饭到自己房间吃去。”
　　华人商会的一位朋友也说：“刚创业没必要那么正规，其实工人更困难，不困难谁来这儿打工啊，以后生意好了可以逐步改善。”
　　看过了外部场地，大家又陪同林雪红到厂房里视察，厂房里废旧的机器还没拆走，上面落满了灰尘，一看就是停产很久了。
　　厂主用英语对林雪红说：“签过合同以后，我们会按合同在10天之内清空厂房。”林雪红也用英语回答：“好的。”
　　视察厂房之后回到办公室，林雪红作为承租方法人代表的身份没有对叶子农的选址提出异议，于是双方正式签署厂房租赁合同，合同文本是厂主准备的，一式三份，因为中介公司也要持有一份，中介公司是要凭借这个向承租方收取服务费的。叶子农把合同文本又详细看了一遍，没有问题，双方就开始签字。
　　林雪红把纽约裕香阁公司的印章盖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从包里拿一万美元定金交给厂主，厂主也把厂房的设计图和地下管线图等资料交给林雪红。合同规定，厂房年租金为两万美元，自机器投产后开始起算，租期15年，租金按每年1。5％的比例递增。定金一万美元，如6个月内厂房不能投人使用，合同自行失效，定金一万美元归出租方所有，承租方无权索回。签完字，厂主和林雪红两人只是握了握手，没有香槟酒，也没有掌声。
　　华人商会的那位朋友笑着说：“林总，这也太简单了吧？”
　　林雪红也笑着回答：“哪里，晚上请大家吃饭，以后还仰仗各位多照应呢。”
　　叶子农对莫尔说：“从现在起，这些建筑的使用权就归我们了，你可以工作了。”
　　莫尔说：“明白，我只有两天的时间。”
　　叶子农又习惯地把衣袖推上去，点上一支烟。布达佩斯的工作就此告一段落，现在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在想红川……
第九章
　　星期五的晚上，方迪房间的灯亮了一夜。
　　方迪脖子上挂着专业监听耳机，一会儿抽口烟，一会儿抓起酒瓶喝口啤酒。那台专业的开盘录音机转转停停，她听一段，摁下暂停，娴熟地操作键盘打成文字。录音机里的内容是对方把采访录音通过电话传输从北京传到纽约的，方迪再用麦克风对着电话听筒把录音采集下来，所以音质很差，有些说话片段需要戴上耳机加大音量反复听，再结合前后问答判断才能明白意思。从国内传过来的关于叶子农的调查资料有传真文件和采访录音两部分，她需要把两部分汇总、归纳，形成一份简明扼要的调查报告。
　　方迪出身于军人世家，爷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父亲是少将，哥哥军校毕业后就下连队，走的也是从军道路。方迪从小在北京军区八号家属院长大，简称“军八大院”，因为大院有一种“比”的风气，比谁家的孩子有本事，比漂亮，比才艺……所以大院的孩子特别能吃苦，军八大院也就有了“魔鬼大院”的别称，意思是孩子受苦的地方，从军八大院出来的孩子都以此为荣，常挂嘴边一句话：我是谁？魔鬼大院出来的！
　　方迪19岁就读纽约圣尼耶尔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完新闻学硕士又报考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还有一年即将毕业。她从19岁独自离开北京，在纽约这座城市已经生活6年了，已经逐渐适应了这座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
　　这是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附近的一座学生公寓，分4种户型，可以独租，也可以几个人合租。方迪是一人独租的小户型，卫生间和厨房很小，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15方米左右的房间，集客厅、卧室、书房于一室。房间里除了单人床和衣柜，最显眼的就是靠墙摆放的一张裱画台子，2米多宽，1米多深，上面摆了一堆新闻采编的设备，有专业录像机、专业摄像机、开盘录音机、有线麦克风、喷墨打印机、电脑、显示器、音箱，俨然就是一间新闻采编工作室。除了这些还有台式化妆镜、化妆品、碗筷等生活用品，这虽然不是一张严格意义上的桌子，却是集梳妆台、写字台、电脑桌、视听编辑、饭桌于一台。裱画台、单人床和衣柜摆放得很拥挤，硬是挤出了门口的一片不到5平方米空地，视觉上显得很不协调。方迪喜欢跳舞，这块空地是她闲时练舞的专用领地。
　　开盘录音机时断时续。
　　陕北延秀当年村支部书记的声音：子农刚下乡嘛，那时还是个娃，我问他会做啥，他说会打架，那我说那你去看山林吧……
　　陕北延秀一女村民的声音：子农那脏得呀，脖子上生疮，手都冻烂了，就那，人家不耽误学习，那《资本论》啥的，厚得像砖头……
　　陆军作战部家属院前居委会主任的声音：哎哟，是1978年平的反吧，房子和补偿款子农都没要，那孩子倔，说那是父母的命钱，花不出去，他说他们都是党的人，要尊重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东西都当党费交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声音：有过几次交流，见解独到，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他去柏林是必然的，东柏林是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变化的重要标本，我相信子农已经预见到了柏林墙即将倒塌，作为学者当然希望目睹那一幕，见证历史……
　　方迪一边工作，一边不时通过衣柜的镜子看看自己。这个角度不是巧合，是她从一开始布置宿舍就设计好的角度，这或许是女人的天性，大概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孤芳自赏。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人，镜子里的女人也在她脑海里不断幻化，像一个风情万种的极致女人。
　　调查报告终于整理出来了。关于叶子农的调查报告：
　　叶子农的父亲，叶辉——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延安杭日军政大学毕业，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排长、副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陆军作战部参谋，少将军街。1967年被造反派隔离审查，1968年被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因劳累折磨诱发肺部枪伤致死，时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