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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布什:全面了解美国政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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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基地，新面孔，大麻烦（1）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接连发生在沙特、摩洛哥、菲律宾、伊拉克、土耳其等地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举世震惊，也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尽管自“9·11”以来美国在全球逮捕、打死和拘捕了3000多名“基地”组织成员，但是“基地”组织却在90个国家进行了筹款和重建，并可能拥有了18000名成员，他们不仅有了新的领导层、新的训练基地、新的伙伴、新的“追随者”，还有着新的武器，这也意味着，消灭“基地”等恐怖组织的任务，可能不止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趁着美国全力以赴“倒萨”之际，“基地”新领导层迅速形成了。应该说，阿富汗战争的确让“基地”组织大伤元气，参与策划“9·11”事件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阿布·祖贝达及穆罕默德·阿提夫、赛义夫·阿德尔等高级领导人先后落网，拉登一时间好像也生死未卜，但“基地”组织却并没有如布什政府所设想的那样土崩瓦解，它不仅挑选了新的领导人，还加强了在世界各地的领导力量。 2003年9月，美国官员表示，在全世界统一的抓捕行动中，美军已抓获或打死了“基地”领导层三分之二的成员，然而，“基地”频频更换第三号人物也表明了美国所遭到的挫折：“基地”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一些领导人，以上四个“基地”三号人物的消失表明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常常四处流动并改变战术，不过这也让人看到了“基地”在组织结构和部署方面的情况——尤其是“基地”拥护者的规模和范围。著名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反恐怖问题专家布鲁斯·霍夫曼认为，“‘基地’的深度比我们在‘9·11’事件之前想像得要深，显然该组织有一个完备的继任者计划。目前很清楚的一点是：‘基地’的实力还不是‘基地’最致命可怕的东西，最致命可怕的是该组织潜藏的深度——以及其他一些附属于该组织的组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9月11日。） 据悉，在2002年到2003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基地”组织逐渐完成了新旧交替，从最高领导层到基层组织领导，都实现了大换血，一些已被美国情报机构瞄准的领导人渐渐淡出了江湖，策划“9·11”事件的很多人都靠边站了，而那些不为美国情报机构所知的新人则开始掌握实权，这从进入2003年以后“基地”组织声明中出现的大多数是生面孔即可看出。正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约翰·凯利参议员所警告的，“‘基地’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是我们自己捅了马蜂窝，但我们没有杀死马蜂，更没有消灭掉蜂王”。由于布什政府反恐不彻底，导致几千名“基地”组织成员逍遥法外，其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化整为零，逃出阿富汗，潜回各自的国家，与当地恐怖组织相结合，自行策划并执行恐怖行动，从而成为了“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新的“基层”领导人。他们一手征召、培训新成员，一手指导和联合极端宗教武装组织策划袭击行动，同时还广开财路，寻找新的经济后盾。 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基地”的头目不再集中在一个地方，“基地”成员也切断了对不可靠的通讯的依赖，他们通过网络、情报员及公开宣战等方式策划和组织恐怖活动。到2003年5月初，“基地”组织公开宣称，已经完成重组，旧的领导集体已全部退出，结果不久便发生了利雅得爆炸事件，而这也正是新一轮恐怖活动的开始。对此，美国一些学者和政客批评说，伊拉克战争其实与美国反恐的关系不大，它不但分散了布什政府的反恐注意力，还破坏了反恐联盟，而大批情报人员和军队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反恐一线被调往伊拉克，则给了本已遭受重创的“基地”组织喘息和重组的机会。 不仅如此，“倒萨”还给“基地”组织“赋予”了新使命。在那些崭露头角的恐怖分子看来，“伊拉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把一个超级大国赶出穆斯林世界，来证明自己的非凡勇气”。（美国《时代》周刊，2003年9月15日号。） 显然，新成员也给“基地”补充了元气。尽管“反恐”一直都是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遗憾的是，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打消“基地”组织的气焰，而且由于“倒萨”及其他问题所导致的反美情绪的日益高涨，更是给了“基地”组织以可乘之机。他们不仅有时间招兵买马，还通过引导这些情绪吸引新的追随者。对此，有中立媒体评论说，判断反恐战是否取胜得看它是否已重挫恐怖分子的士气及使之一蹶不振，死亡和被俘人数并不能说明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每当打死或逮捕一名恐怖分子，幕后还有数十名候补者，先被打死的对后来者是一种纯粹的鼓励，这也是反恐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地”组织的衰亡与否已非至关重要，重要的是，“基地”组织激活的全球恐怖主义“癌细胞”能否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 但现实却是，由于南北问题等一系列国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和控制，使得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心怀不满、愤懑和迷失方向的人，其中尤其以青年人居多，这些人最有可能被恐怖主义组织所利用。在非洲，由于贫穷和落后，导致许多年轻人看不到出路，他们的不满和失望情绪及生存状况被“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充分利用了，通过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他们把愤怒发泄到了错误的方向。在中东，由于近年出生率剧增，15～24岁的年轻人口比例稳居20％以上，但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仅沙特的人均年收入就从15到20年前的28000美元降到现在的6000美元，而失业率却高达15％。经济的滑坡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无形中为“基地”组织增添潜在的追随者，他们利用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愤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种扩张甚至已进入国家机器。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老基地，新面孔，大麻烦（2）
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也令人担忧。通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人们意识到，各种恐怖主义组织之间有组织的相互协作的现象已明确显现出来，例如，“基地”组织、真主党、科索沃阿族恐怖团体、克什米尔极端分子、车臣匪帮和东南亚###激进团体等。由于恐怖主义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和地区恐怖势力的相互勾结、交流信息和联合行动，“基地”组织也从中“受益匪浅”。据美国媒体分析，由于受到美军的打击，“基地”组织的主力已从阿富汗转移到了巴基斯坦，而孟加拉国和东南亚个别国家也成为了“基地”组织新的候选基地。 由于美国的注意力逐渐离开了阿富汗，塔利班在阿富汗普什图地区的游击战正在日渐拉开，“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很有可能被安排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或高加索地区。但“基地” 组织似乎已不愿再困守这一传统的势力范围。沙特和摩洛哥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基地”组织正在努力扩大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力和根据地，他们可能在东非的苏丹、肯尼亚等地加强营地建设，并把触角伸向中东等敏感地带。世界著名的“基地”组织专家古纳拉特纳认为，“基地”组织成功地将其人员机构从阿富汗“迁移”至了世界许多地区，并且将恐怖活动“分包”给了一些当地的恐怖团体，后者与“基地”组织有着共同的目标——与西方做斗争。（法国《费加罗报》，2003年9月11日。） 从2003年11月初发生在土耳其的多起恐怖袭击可以看出，“基地”组织正在以其经验、资金和“旗帜”鼓励地方恐怖主义发动袭击，并在世界各地“遥相呼应”。这也意味着，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遭受“基地”组织的伤害和打击，而“癌细胞”的扩散也很可能会因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而“提速”。 “基地”等恐怖组织越发接近和大胆使用“新武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由于国际反恐力度的加大，“基地”穿越国境运送物资和武器难度很大，他们决定改变原有策略，利用到处都可以买到的化学品和其他一切可以用来进行恐怖活动的东西，就地取材，随机行动。由于媒体暴力无处不在，网络又十分发达，许多恐怖分子就干脆从中获取“知识”，甚至进行模拟演习。 不仅如此，由于“基地”组织日趋高知化，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具有很强的发明创造能力，他们正利用现有的技术和原材料研制有更大杀伤力、更便于携带和使用的新式炸药和其他新式武器。而国际防扩散组织则警告说，如果不立即采取对策瓦解“基地”组织的运输网，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阿富汗、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角由“基地”组织控制的地对空导弹就会流向东亚、欧洲甚至可能还有北美。 但最令人们担心的还是“基地”组织未来可能发动的生物战。“基地”组织很清楚无法在常规战争中对抗美国，因此他们能使用的两种最佳武器就成了网络恐怖主义和生物恐怖主义。由于生命科学的进步，生物恐怖主义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则是这些生物武器的完美繁殖地。“蓄意疾病”是一个非常吸引“基地”组织和其他破坏力量的名词，早在14世纪，鞑靼人就曾在围攻卡发时，把瘟疫受害者的尸体抛入城中，引起了一场流行病，最终突破防守。而在18世纪，英国人还把带有天花病菌的毯子送给了北美印第安人，并最终“产生了理想的效果”。 人造病菌已成为新的恐怖。遗传学的进步为发展生物武器增加了无限的可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创造了抗药型生物制剂。据悉，有的国家已经发明了一种能抵抗多种不同抗生素的瘟疫，此外还有不少关于“种族炸弹”的谈论，它是一种对特定种族的基因产生作用的生物武器，它可能会只袭击非洲人，但却对其他人无济于事。 使宠物染病甚至都可能成为一种恐怖手段。据悉，一种加载弹簧的注射器就可以装狂犬病病毒，美国人曾经担心恐怖分子会在城市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轻松愉快地逛来逛去，跟出来遛狗的人搭讪，并借机非常友好地用注射器给小狗扎一下。就这么简单。结果将造成众多城市出现狂犬病的小范围流行，人们开始害怕自己的狗，担心和狗玩耍的小孩，也担心自己。而这种精神恐怖则是最可怕和有杀伤力的。 “新目标”也就此映入恐怖主义的眼帘。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看，袭击平民和经济目标虽然没有象征性或战略性目标受到袭击那样具有轰动效应，但对人们经济信心和生活意志的杀伤力却并不小。由于这些目标更加难以防范，受到袭击的可能性未必就小于重点目标，这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十分之大，对消费心理和投资心理也具有很大震撼。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巴厘岛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那里的旅游业和相关产业都受到了极大影响，很长时间无法复原，人民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而在利雅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许多国家随即要求国民不要去那里旅游，冲击“立竿见影”。不仅如此。如果当局不能很好处理危机，“基地”组织和其他别有用心的组织便很有可能乘虚而入，并浑水摸鱼。 事实上，在“9·11”以后，“基地”组织便发现同时袭击西方具有象征意义或战略意义的重要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了，它便转而组织或鼓动其他组织去袭击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西方目标。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基地”成员不断变换身份前往目标国，通过互联网接收指示，进行计划和筹备，并从低水平犯罪团伙、有组织犯罪团伙、有内线的慈善团体及激进的海外侨民那里获得支持，然后袭击既定目标。 更危险的是，“基地”组织的反西方的全球圣战观念正在成为其他恐怖组织的精神力量，全球恐怖力量有可能进一步重组，而如果这种观念在###国家和一些散居国外的穆斯林中不断演变并成为一种心态，它就将更加难以对付。从这种意义上说，某些国家的军事反恐和单边反恐已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性，它们必须认识到，没有全面、深入的国际合作，没有对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的洞悉和根除，“基地”组织和更多的恐怖组织将很难被重创和消灭。
“巴格达不是终点”？（1）
尽管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善后问题远远谈不上解决，但布什战队中的“鹰”们似乎已把目光投向了远方，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也引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克拉克的非议。 在克拉克看来，美国国内某些人仍在沿用冷战思维，认定恐怖主义背后一定有“国家背景”，所以要“抽干沼泽地”。在他看来，这一计划是个“错误”，注定要失败。 针对美国现行的反恐政策，克拉克反问：“我们为什么不团结国际上反对‘基地’组织的力量呢？……如果我们要惩罚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为何不先向联合国提交‘基地’的恐怖活动证据，再成立一个反恐国际法庭呢？”他的建议是，打击恐怖主义应该从切断其民众基础做起，“针对他们（恐怖组织头目）个人，展示他们无能的一面，将这些（恐怖）组织连根拔起。我认为这远比把他们赶回支持他们的一两个国家，然后把我们的精力投向那里要好。”（美国《新闻周刊》，2003年9月29日。） 但布什却未必认同他的看法。早在“西点讲话”时，布什就曾表示，美国必须使用各种手段来揭露在“60个或者更多国家”的恐怖主义秘密活动小组，必须同其盟友一道根据不同情况来对付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从邪恶轴心三国到支持恐怖主义的七国，再到“60个或者更多国家”，美国所考虑的打击范围在不断扩大，这也预示着美军在实施“先发制人”时将会出击到全球许多地方。 在伊拉克之后，伊朗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据美国国务院2003年4月30日公布的《2002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称，尽管有来自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但七个被确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和苏丹——在2002年仍没有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完全切断它们同恐怖主义的联系，这其中，伊朗被认为是当年最积极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指责说，伊朗的###革命卫队和情报安全部参与策划和支持恐怖主义行动，并继续支持形形色色以恐怖主义手段来实现其目标的组织，尽管伊朗方面逮捕了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并把他们交给外国政府，但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却在伊朗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甚至还可能得到了伊朗政府某些方面的保护。令美国和以色列同样不满的是，伊朗不仅用言词，而且以行动继续向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拒绝派组织，特别是哈马斯、巴勒斯坦###圣战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等组织提供资金、庇护、训练和武器。此外，伊朗还对中亚地区、阿富汗和伊拉克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提供支持，只不过这种支持程度低于对反以色列组织的支持。对以上的指责，伊朗不予接受，并且在反恐领域给予美国积极配合，但这并不能减轻布什政府特别是鹰派分子对伊朗的敌意，加上美国对伊朗发展核武的警惕，都使得美伊关系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朝鲜是又一个令美国有反恐和防扩散双重忧虑的国家。尽管朝鲜自1987年以来未曾为任何恐怖主义行径提供支持，尽管它屡次声明反对一切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但美国仍然坚信它曾向几个恐怖主义组织出售了武器。同样令美国不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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