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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苦难-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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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得你自己，这就是整个人类的幸运了。
抛开一切偶像与依赖，崛起！
每一天，每一刻，都必须以胜利者的姿态
努力去活！
尽管我为自己打气，但G的话，却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也怀疑起自己的追求来……
在这个理想遭耻笑的年代，坚持理想，该有多难呵！
在国家图书馆，我读到美国一位桂冠诗人（桂冠诗人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诗歌顾问，由杰出诗人担任）写的一段文字，令人感慨万端：
“我们不能忘记爱德华·阿林顿·罗宾逊和罗伯特·弗罗斯特。他们两个是有影响的诗人。罗宾逊是我们所见到的真正最符合桂冠诗人称号的人。当特迪·罗斯福当总统时，他的儿子克米特在预备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难得有人阅读的陈旧的书。那是罗宾逊的一本早年的诗集。克米特非常喜爱这本书，他让他父亲也读读。父亲读后觉得很好，他说：‘想法找到这个人。’嗯，这个人当时没出过几本书，他却在纵酒，挨饿，快要没命了。罗斯福召见了他。他对罗宾逊说：‘很遗憾，美国不及英国，英国有王室费用单——他们发现一些有特长的人，就给他们终身津贴，使他们继续发挥专长。如果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我就会把你列入那张名单上。现在我不能那么做。不过我可以在海关为你安排个工作。你将为美国政府服务。看在上帝的面上，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哄哄政府，坚持自己的诗歌创作吧。’”
这期间，我也给诗刊投去了自己认为得意的诗稿。
一个编辑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或许是看在我是残疾人的分上，给我挂了一个电话。
“你的诗我看了，写得磕磕绊绊的，就不准备发表了……”
我本想能发表一两篇诗作，满足一点虚荣心，也让自己有继续写下去的理由，却被狠狠地兜头浇了一大盆冰水。
第十九章 挣扎（3）
我，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从长春到北京，原以为两三个月就能把自传写完，哪曾想，八九个月过去了，我也没能写完。
并不是我不想写下去，而是写不下去。
在长春一个月，我写了几万字；在圆明园，我好几个月也才写了几万字。
再后来，就像当初在家乡一样，我只要一坐到桌前，就头昏脑涨，握笔在手，却写不下一个字。
写不下去，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长吁短叹，自怨自艾，有如一头困兽……
原想自传快点写出来，送去出版，或许就能使自己的命运有所改变，可是……
尽管身边不乏很好的朋友（和我同住一室的滕晓冰君，是北大哲学系的一名研究生，他后来毕业离京后，还给我汇过300元钱），我却感到极度的孤独。
爱情，在我是一片可怕的空白；
亲情，除了小鹃偶尔给我打打电话，我的几个姐姐好像压根忘记了我这个弟弟的存在。
我常常感到自己就像被这个世界所遗弃，心里的苦、累、烦、忧，无处倾诉，更没人倾听。
有时，我只能把一些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写给华──尽管，华从未收到它们，更不会给我以哪怕一点点的安慰：
华：
凌晨2∶15。
刚才写累了，出门想在大院内走走，却看见一个女孩的背影，让我的心蓦然一颤——那个女孩的名字，恰好叫做“月华”……
女孩是天津的。倘在以前，我或会以为这是“天赐奇缘”，然而，现在的我，尽管那女孩的同室欧阳、迎春、玛丽以及欧阳搬走后现在住进去的福建老乡小清，有的是好朋友，有的很熟悉，但我却很少上她们的四人小屋，也唯独和那个叫“月华”的女孩同住一个大院却从未说过一句话，点过一下头。
我曾把和你的故事告诉过欧阳，她说如果你还想着她就应该去找她呀，而我，只有淡淡一笑：当时都不曾去找你，现在还能找你么？一切的一切，早已成为过去了……
还是谈谈我的现状吧。我活得并不好，长期的饥寒交迫和内心的冲突让我年轻的肉体上落下了太多的疾病。和病魔作斗争几乎成了我和命运作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古往今来所有诗人和作家们所必有的命运之一。路遥是我的榜样，可我却不敢保证，自己能否比只活了４０多岁的路遥活得更长一些。
华，以后你会从我的书中了解到，在北京漂泊的人们所经历的磨难。我的许多朋友都有尝过忍饥挨饿是怎样的滋味，在我身边就有1999年认识的两个朋友，他们来北京的时间比我长，身体也健康，人也长得一表人才，但都没有混出个人样。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合伙吃饭，总是我多“破费”。许多的时候，我也想过和他们散伙算了，但又不忍心，同为患难中人，我不愿自己有饭吃看着他们挨饿，所以总是一咬牙，口袋里有多少就拿出来买米、买菜、买油。在北京，早餐一般是不自己做的，都是花一块多钱吃早点，我倒是常吃早点，因为我抗不住饿，但我这两位朋友难得吃几回早点，因为他们没赚到吃早点的钱，一个人经年累月的一天只吃两餐饭，这在家乡时我是不曾想象到的。
今年过的这一个“年”，是我生命中最没有“年味”的一个“年”。朋友们基本上都回家了。只剩我和一个走投无路来投奔我的河南姓陈的朋友，整个春节，我们都躲在公寓里，买了一堆最廉价的土豆、胡萝卜、豆芽，就那么着打发了又一个春节。一个不知“肉味”的春节。
从去年底到现在这半年间，我吃的肉类加起来不到两斤吧？我们一个月里最多买半斤肉，三个人，一个人还不到二两。这就是我的生存状态。颠沛流离的生活，胃病、神经衰弱、营养不良、贫血在我身上已十分明显，三十几岁的人，一口牙却脱落了七八颗，一张嘴就令人惨不忍睹，胃也十分乖张，吃饭吃到一半时经常“哇”的一声想吐出来。然而，泪水都出来了，却没吐，那一半的饭，就再也吃不下了。
华，我虽有三个姐姐，但我们的姐弟之情却淡薄如纸。大姐无情无义，就连自小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的二姐，在父亲和哥哥死后和三姐反目成仇，对我的态度也大变，变得让人心寒的冷漠。
端午节了，除了和远在长春的侄女小鹃通了电话，问问好，真的有举目无亲之感。身边的朋友很多，而我，却是个极自闭的人，他们看到的，永远只是我“灿烂的笑脸”。
前一段，为“谋生”。去卖报和卖水（矿泉水）。但没能坚持下去。卖报卖到最后一天时，知道要亏本了，正为手中还有二三十元钱的报纸卖不出去而发愁呢，一位《北京晨报》的投递员正巧路过，停下来看了看我，问我：“你是沙漠舟吗？”我说是。他说：“我找你找了两年了。”原来，他１９99年读过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那篇带两张照片的文字。后来到过我呆过的学院路晨报发行站找过我，但没找到，这一次恰巧被他撞上了。
他问我：“报纸好卖吗？”我说不好卖，从五点半到现在九点了，才卖掉几份。他说：“那别卖了，我找个人帮你卖。你上我家咱们好好聊聊。”
这是一个湖南小伙子，爱好文学，曾经视文学为生命。但渐渐被生活挤压得诗意全无。他找我的原因，是想找一个文学上的“向导”及同行者，以复苏他已成死灰的梦想。
第十九章 挣扎（4）
在他在北京临时的家中吃了午饭，他送我出来的路上说：“以后，你就当我的老师吧，你在经济上如果有困难就告诉我一声……”
半年多来，这仿佛是我黯淡的生活中难得的亮色了。
那天，上北京电视台见一个老乡，这个老乡把我拉到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才知道一位久违的朋友就是这间北京电视台下属一个部门办公室的主人。我并未向这位已出人头地的朋友诉苦，但临走时，这位朋友还是从口袋里掏出１００元递给我：“我工作太忙，一直都没去看你，这钱你拿着，多保重身体……”
骑车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小雨……雨水飘在我的脸上，凉凉的，但我眼里的泪水，却是暖暖的。
华，我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但我知道，现在的我，还在人间活着、爱着、挣扎着……
也奋斗着！
生存的困窘、亲人的冷漠、书稿迟迟未能完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前途的渺茫、自闭……我再一次陷进了自己设置的心灵牢狱里。
这时，我还没察觉：一个可怕的幽灵──抑郁症，早已悄悄地缠上了我。
就像上面给华的信所写的，我“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死神的影子如影随形地紧跟着我，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还有没有可能衣锦还乡；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还有没有未来……
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2001。4。10 星期一 晴
转眼，到北京已几个月了，而我似乎什么也没写，什么也没做，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浪费了，生命，就这样一天天消耗掉。
还有时间打牌到深夜！
沙漠舟，记住，你在为人类活着。你必须为人类活着！
让每一天都燃烧起来，而不是腐朽！
抓紧时间，就在此刻生活！
挣扎。挣扎。我像一个溺水者，在心灵的苦海上苦苦挣扎……
这一次，我是在劫难逃
2003年8月4日，夜，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警察，在圆明园学生公寓，再一次抓走了几名“三无人员”。
我，就在这几名倒霉鬼里面。
其实，自1999年我到北京起，就听说了警察抓“三无人员”的种种传闻，但我一直弄不懂“三无人员”的“三无”到底是哪“三无”，好像是“无身份证，无工作证（或就业证），无暂住证”吧？只要你有其中一证不全，你就是“三无人员”，在北京就可能随时被抓，被遣送。
早在住地下室时期，很多“三无人员”（包括我），都害怕自己哪一天一不小心就被抓，因而，每当有“今晚警察可能会来查暂住证”的风吹草动，不少人就会吓得夜不归宿──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我也一直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真的抓到自己头上。
因为，办暂住证至少要１００多元钱，我没钱办。
这一次，我是灾星当头，在劫难逃。
装着我们这些“三无人员”的警车，往派出所开去。
在福缘门村路口，警车竟被人拦了下来。
原来，拦车者是几个酒喝高了的小青年，他们一见是警察，大惊失色。
为首的警察气不打一处来，大喝：“都给老子上车！”
他们也被塞了进来。
我忐忑不安地在派出所的冷板凳上坐过了一夜。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给我做登记的一个年轻警察，注意到我脚上的皮鞋，问我：皮鞋是哪儿来的？
这哥们，还真不愧是当警察的！我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的确，这皮鞋不是我的。
不久前，公寓里发生了斗殴事件，警察介入，当事人被抓。
我偶然经过斗殴者所住的宿舍，看见清洁工从里面清理出一大堆垃圾，其中有一双皮鞋。
挺好的皮鞋，扔了太可惜了。我比划了一下长短，正合我的脚，就要走了。
想不到，这位警察火眼金睛，还认得这双鞋。
迄今为止，这双皮鞋跟了我三年，从北京到福建到武汉又到北京，到现在还在我的脚上。
我不敢承认是拣的，谎说是我的老乡、总后的作家王宏甲送的。
那警察倒没深究。
凌晨四点多，我们被赶上警车。
我知道，这是把我们送往收容遣送站。
警车在平静安详的城市里绕来绕去，然后，驶上了郊区的公路。
我坐在司机的后面，心中愤怒而又惶恐。
天亮以后，我们被送进了位于昌平的收容遣送站。
偌大的收容遣送站，早已人满为患。
这里面，几乎全国各地的人都有，时不时有新的“三无人员”被送进来。
当然，也有整批整批的“三无人员”被遣送走。
收容遣送站里人声鼎沸，“三无人员”有的对着楼上的老乡大声喊叫，有的高声歌唱，有的和保安打嘴架，互相大骂对方的祖宗十八代。
站里上下两层，有数十个超大的“号子”，每个号子只在地上随便铺了几床特大的草席，早已被“三无人员”踩得又脏又破。不少人就横躺在上面呼呼大睡。
我虽然一夜没合眼，困得不行，很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在这样乱糟糟的环境里，又怎能睡得着呢？
第十九章 挣扎（5）
“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号子外，有人在大喊大叫。
我往铁栅栏外看去，原来，有一个即将遣送的倒霉鬼，在上厕所时，一根从楼上下来的下粪管突然爆裂，臭烘烘的粪便溅了他一身。
一个干部过来，问清情况，吩咐一个保安：“去，给他拿一袋洗衣粉。”
保安拿来洗衣粉，他便脱得赤条条的，在水龙头那儿骂骂咧咧地洗起来。
把身子和衣服洗净后，这家伙把湿漉漉的衣服往身上一穿，回到原来的队列中去了。
到中午时，我粒米滴水未进，眼前冒起了金星。
还好，站里有推车来卖方便面、饼干和汽水的，我身上正好还有最后的6元钱，便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换成了一瓶汽水和一小筒饼干。
那3元钱一筒的劣质饼干和3元钱一瓶的小厂家生产的汽水，在外面几毛钱就能买到。
下午三点多吧，总算供应了一顿“免费的午餐”：每人分到两块玉米面窝头，一勺南瓜汤。
南瓜汤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因为不给碗，幸好我有一个塑料汽水瓶，从瓶颈处撕开奇 …書∧ 網，就是一个“碗”了。
我怕晚上饿，就向工作人员求情，多要了两块窝头揣在口袋里。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北方的窝头，那又硬又涩的滋味，终身难忘。
第二十章 初登讲坛（1）
我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任何事都勇于去尝试，不惧失败。
——沙漠舟
哥哥，原谅你弟弟的无能吧！
2002年夏初，侄儿小强即将参加高考，我特意从京城回到家乡，给小强助威打气。
回家的路费，是老大哥何尚掏的。
之所以千里迢迢回来，是因为小强只有我这么一个叔叔，他的母亲又在外地给人当保姆，不可能回来陪考。
毕竟，高考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算得上是一桩大事。
小强的高中三年，能读下来颇为不易，他的母亲几次以没钱为由要他辍学，多亏了他的姐姐、嫁在长春的小鹃，节衣缩食地资助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才得以完成学业。
小强还算争气，高考分数出来后，他的成绩过了专科录取分数线。
不久，福州的一所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但是，上大学得好几千元学费，该怎么办呢？
这个难题；像一块千斤巨石；沉重地压迫着我，煎熬着我……
哥哥待我恩重如山，如果不能帮助小强顺利读上大学，我又怎么对得起哥哥的在天之灵呢？
侄女小鹃帮助小强多年，再也没有能力再资助她的弟弟上大学了。
回京后，无数个夜晚，我都在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中度过。
无奈之下，我想了一个下策，写了一封信：
紧 急 求 助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七月十五，又逢鬼节，想起了九泉下久违了的父母和兄长——母亲去世已经二十八年，父亲和兄长离开人世也已整整六年了。
六年前，侄儿小强才刚小学毕业。
六年后，侄儿长大了，并考上了大学，这是唯一可以告慰死去的亲人们的。
然而，由于贫穷的家境，加上我这个唯一的叔叔的无能，眼看着侄儿数千元的上大学的费用无有着落。
写此信的目的，就是为侄儿筹借学费而来。
“在困难中向人求助，也是出于一种尊重。”为了让侄儿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敬祈各位“生命教练系统”的学员、师长伸出援手，予以支持一二。
“滴水之恩，未必涌泉相报。”但我会将这一份爱心一生珍藏，并将之回报社会。
沙漠舟
2002年8月20日
“‘生命教练系统’的学员、师长”是在北京的一次培训会议中认识的。这次培训仅仅两天两夜的时间，培训费却高达1600元，但还是有五六十人参加，只有我是唯一没有交费的。
这次培训，主题围绕生命和爱，现场火爆热烈，好些人热泪滚滚，表示要好好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善待这个世界。
他们中不少是老总、白领，大都属于“有钱一族”。
我把求助信给每人寄了一份，以为通过这次“爱的教育”，他们或许真会慷慨解囊，解我侄儿的上学之难。
结果令人失望——除了开学后有一位成都的大姐打来电话询问我侄儿的学费有无着落，其他人根本没理睬我这个“茬”。
或许这个世界骗子太多，他们也把我看成一个了一个骗子？
最终，小强的学费没能解决，只好回学校复读。
唉，哥哥，原谅你弟弟的无能吧！……
香山其实就是一座山
第二年，2003年春节过后，我从书商手里一次性拿到3000元稿费——这也是我一生中挣到的第一笔“大钱”。
我当即给小强汇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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