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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苦难-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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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怀揣80元钱，我上路了。
我先到了省城福州，那里有不少朋友，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我都能借到去北京的路费。
坐长途车抵达福州时，我口袋里只剩下10块钱——车费花了70元。
夕阳硕大而火红，即将沉入地平线。
打了三个朋友的电话，一个回了家乡还没有出来，一个刚被公司分配去了泉州，一个出差到了南昌，最迟也要三天后才能回到福州。
我的身上开始冒汗。
希望一个个落空，怎么办？
一屁股坐在行李上，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乏与沮丧……
下意识地翻着薄薄的通讯录，忽然，一个名字跳进我的眼帘：
张霖！
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通过一封信一个电话了，她还在吗？还能帮助我吗？
最终，我还是抓起了公用电话，拔出了那一个曾经刻骨铭心的电话号码……
万幸，她在家！
张霖，我到福州了，要去北京，可是我又没钱了……
你要多少？
一二百就行……
那我明天上午给你吧。我到哪里找你？
……
和张霖约好了明天见面的时间地点，放下电话，我长舒了一口气：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呵！
把口袋里所有的票子掏出来数了两遍，只剩下五块四毛钱了。
还好，晚上不会饿肚子……想到这，我不禁微微一笑。
可是，晚上的住宿呢？……笑容瞬间僵在了我的脸上。
总不能再打电话给张霖，说你现在就送钱过来吧，我晚上没钱住旅社了……
不能这样得寸进尺！
怎么办？
一边嚼着干面，一边想着今天的遭遇，我忽然笑出声来……
天气渐渐暗了下来。
我拖着笨重的行李（里面除了几身衣服外，大多是书和日记本），在汽车站和火车站之间的一段街道上徘徊着。
路上的人们行色匆匆，他们大多是刚下火车往家赶，或者是要进站乘火车，他们，都有各自的去处。
我今晚的去处呢？
唉，大不了，再露宿一回街头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游荡到一家招待所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拉客的领了一个挎着包的旅客过来。
那旅客看了看门口牌子上的价格表，皱了皱眉，往回就走。
喂，你怎么不住了？
你这里是15元的，你不是讲有8元的吗？
8块的有哇，我带你去……
一个念头忽地冒上来，我赶忙紧跟上去。
穿过了两条街，拐了一个弯，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大院。
“明星旅社”的牌子赫然高挂。
负责登记的是一位大姐，五十开外，我递过身份证，说，我晚上没有钱交房费，能否用身份证抵押一个晚上，明天我朋友会送钱来……
你是下园的？对方看了看身份证，问我。
她也知道下园？我疑惑着点了点头。
你知道暨春现在住哪里吗？她又问。
哦，暨春已经盖了新房子，搬到三队坪那里去了……我答道。
暨春早年是我的邻居，又是同一个生产队的，我们两家当年只隔着一条巷子。
您怎么知道下园？我忍不住问道。
哦，以前我在你们村插队，就住在暨春家里……你是大水的弟弟吧？都这么大了……她说，声音里含着几许亲切。
原来，20世纪70年代有不少福州的知青，到我们村插队落户，我还记得我的家里也住进了两个女知青。
偌大个福州城，竟如此机缘巧合……
当天晚上，我很顺利地住了进去。
洗了把脸，上街买了一包一块钱的方便面，倒了一杯水，我在旅社的阳台上干嚼起方便面来。
这是三楼的阳台，能看到外面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一边嚼着干面，一边想着今天的遭遇，我忽然“哈哈哈”地笑出声来……
今晚不必露宿街头了！阿弥陀佛……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我赶到汽车站候车大厅时，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是张霖。
我们在座位上坐了下来。张霖掏出200元钱，递给我，说：还好，我去年底退伍时，发了一点退伍费……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2）
原来，这三年里，她去当了兵，年底才退伍回来。
三年多不见，经历过部队洗礼的霖子，清秀的脸庞透出成熟的风韵。
我谈了这三年里我的一些遭遇，也说了去北京的目的——想去大学里旁听哲学和中文。
谈话间，我偶然提及了北大哲学系出身的著名作家周国平，霖子说，她也很喜欢周的作品，很有哲学味道。
说不定在北京还能见到周国平呢。我说。
那可太好了，别忘了让他签名哟……霖子说这话时，显出了几许调皮。
最后，霖子翻起了口袋，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总共还有30多块钱。
她把其中原30块钱递给我，我连说不要，200块钱够了；她硬是把钱塞在了我的手上。
我留几块钱坐车回去就成了……你走的时候，我就不去送了；到了北京，可要多照顾自己，身体最重要……霖子说这话的时候，明亮的眸子里透着明显的关切。
分手时，我说，咱们握个手吧。
隔过三年之后，我再一次握住了霖子温暖的手。
我们的手，握得很紧……
祝你一路顺风！我走了……霖子向我微笑着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人流中。
望着霖子渐行渐远的倩影，我的眼里涌上咸涩的液体……
第二天，我见到了提前从南昌赶回福州的友人圣贵，知道我要去北京，他也“赞助”了我100元。
从圣贵那儿回到旅社，已是晚上9点多了，又是那位大姐在值班。
她给我安排了房间，但死活不肯收我的钱。
第二天早晨，我向她告辞，她说，你如果从北京回来经过福州，再进来一下，我托你带一点东西给暨春。
按暨定计划，我从福州取道上海，见到了友人晓东。
晓东和圣贵都是我在凤翔认识的好哥们，晓东还曾到过我家，和我并肩干过一段失败的“种菜大业”。
知道我的情况后，晓东叫来了他的两个老乡：剑锋和邦建。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灯明，要去北京发展，需要一点帮助，你们二位能不能“意思”一下……
我在凤翔时和剑锋见过一面，他和邦建都在上海当兵，军校毕业后，邦建当了排长，剑锋当了副连长。
晓东和他们是铁哥们，是以有啥说啥，开门见山。
结果，剑锋“赞助”了我200元，邦建“赞助”了我100元。
晓东掏钱为我买了上海往北京的火车票。
临行，晓东见我带的衣服不多，说，北京挺冷的，我这有一件毛衣和一条裤子，你带着穿吧。
晓东的那件西裤后来给我穿烂了，那件毛衣则伴我度过了好几个寒冷的冬天，至今还在为我抵御冬天的严寒。
迎着风雨，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满怀希望登上长城，我的美梦却被现实击了一个粉碎
“北京，充满神秘启示的地方！
北京，深邃而幽远的精神保留地！
你是中国的精华。如果你哭，中国就泪流满面；如果你笑，中国就欢欣鼓舞。”
——（玄峻《零点哲学》）
1999年3月11日下午2时，经过两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我的一双“骆驼蹄子”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在上海，我对送我上车的晓东说，今天下雨正好，下完了，明天就会天晴了……
果然，下火车后，北京的天空仿佛突然明朗起来，望着头上那轮正在穿云破雾的太阳，我微笑了……
坐公交车经过天安门时，感觉那城楼比想象中的要平凡许多黯淡许多，或许是因了它的朴素和沉默？可有谁知道，那一个小小的城楼，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
不知在哪站上来一位白发老人，我见车里已没有空座了，便起身给老人让座。老人大概看我是残疾人吧，不肯坐，还腾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声“谢谢你，小伙子。”
我心里掠过一丝感动，对北京油然生出几分的好感……
375路公交开到中国地质大学西门时，我拎着行李下了车。
375路公交，在我后来漂泊京城的日子里，成了我最常乘坐的一路车。
徐天舟的同窗好友张吕清来接了我。
吕清就是九年前介绍我认识徐天舟的那个大学生，他早已毕业，现在在一家电视台下属的一个广告公司任职。
多年不见，吕清已经有点发福了，但对朋友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一如当年。
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两天后，吕清把我带到了一家位于中国地质大学里面的学生公寓。
这里的床位是每个月200元，比住18元一天的招待所省多了。
这家学生公寓的所有房间都是地下室。
管理员把我安排在7号房间。
至此，我自找苦吃的“北京岁月”正式开始。
安顿好后，我去了八达岭长城。
去长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去“做生意”——卖诗。
去年，到北京后如何谋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也知道自己一没体力，二没文凭，想在北京“混”下去将会十分艰难。
一天中午，我和徐天舟在吃饭时，我忽然闪出了一个“怪念头”：到长城上卖长城诗。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3）
所谓长城诗，就是徐天舟的那首气势恢宏、豪情激荡的古风《长城行》。
长城游客众多，《长城行》卖一元一份，一天如能卖上百八十份，在北京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这个想法让我这个浪漫的家伙头脑发热，兴奋不已，就到印刷店用高档印刷纸印了1000份《长城行》。
满怀希望登上长城，我的美梦却被现实击了一个粉碎。
在凛冽的寒风中，把印好的《长城行》摆在地上，开始小声叫卖。
游人的确不少，大多都是匆匆而过，连正眼也不瞧我和地上的诗一下。
偶尔一两个人蹲下来，好奇地问卖的什么，当看清是一页天蓝色厚纸上印着一首古体诗时，都摇头起身离去。
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站了两个小时，一块钱都没卖到。
有人告诉我，赶快走吧，被管理人员看到就麻烦了。
原来，在长城上摆摊也要交管理费和办手续。
我沮丧地上了回城的汽车。
早在小学毕业之时，我拍了一张毕业照，我嫌自己前胸突出的样子很难看（我这种残疾人一般都是前凸后驼），便用剪刀把脖子以下的部分扔掉，只留下一个头像。
本来就是一寸照片，剪去了“绝大多数”，剩一个小指头般大小的头像，很容易弄丢了，怎么保存呢？
我灵机一动，决定把自己的小脑袋瓜贴在一张什么图片上。
找来找去，从一本旧历史书上看到了一张长城的彩色图片，觉得挺合心意，就剪了下来，把自己的“光辉形象”贴在了上面。
当时，只是觉得那张长城图片好看，根本没作别的考虑。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有资格把头像和它“合而为一”的，当是民族的英雄或者伟人。
或许是我少年时一个无意的“冒犯”，古老的长城才对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报复”了一把，给我当头一棒？
看来，以后再也不能把头像到处乱贴了。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这一下，吃饭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该怎样做，才对得起我的骆驼肚子，不让它少一顿“草料”？
作为过来人，吕清没少为我的工作操心，他建议我：（1）买一些人才市场报等刊有劳务信息的报纸，寻找要招有人的对口单位；（2）拜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作家王宏甲（动身进京前我弄到了这位同乡的地址），看看能否帮忙找找工作；（3）向有关报刊投稿，赚稿费贴补生活。
我给宏甲写了信，但没有提帮忙找工作的事。
我也没有去找中残联，我想，我应该能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
1999。3。20 星期六 小雨
今赴几处职业介绍中心，皆无功而返。
根据报上的招聘广告，我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找饭碗的“革命行动”。
然而，我的两大劣势：残疾和没有文凭，使我碰了无数的壁。
最有趣的一次求职经历是这样的：
看到一家房地产广告公司招聘文案策划人员的广告后，我便策划了一次“行动”。
我请一位室友假充花店的送货员，带上一朵2块钱买来的鲜花，敲开那家公司的办公室门。
室友很会演戏，他给经理奉上鲜花和我的应聘材料后，动情地说，我开了好几年花店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买花人呢。
经理也感动了，说，这人真是难得，你再看到她的话，叫她来公司谈谈。
我的应聘材料只是画了一个太阳和一把梯子，旁边写的是：“只要给我一把天梯，我就能把太阳点燃。”没有透露我的姓名、姓别。
经理或许以为会送花的家伙，必定是女性无疑，说不定还是一美丽佳人呢。
第二天，我晃着一副骆驼相现身时，经理大人的脸上先是愕然，然后是释然，勉强挤出几丝微笑，说，谢谢你送的花……我们要招的是有房地产工作经验的……不过，您可以把电话给我们留下，如果我们忙不过来的话，可以请您过来给我们公司兼职……
我留了公寓的电话，但对方从来没有打过一次。
偌大的京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坐车（还不包括堵车），动不动就要坐上一两个小时，一天奔波下来，天生体弱的我，常常累得人困马乏。
而一次一次的碰壁，更是让人身心俱疲。
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不仅工作没找到，一路上朋友们赞助的几百块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1999。3。23 星期二 多云
口袋里只剩一元八角了！
晚饭后，给吕清打了传呼，打了手机，很好玩的是，皆无回音。
看来，明天肚子的问题真成了问题也。
在“黄帽子”磁卡电话旁，几个陪我一起等传呼的朋友们说笑中不知哪一点触动了我，我止不住“哈哈哈”大笑不止。
明天真要饿肚子的话，那就饿一饿吧，再尝尝饥饿的滋味也是挺有意思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又岂能怪哪一家上帝爷爷或者菩萨奶奶呢？
回到宿舍，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忍不住又是一阵疯子般的开怀大笑。
是的，让自己饿一饿确实挺好的，饿过之后，才会更加懂得怎样不饿。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4）
对不起了，我们骆驼肚子，有朝一日，咱发迹了，一定上高级饭店好好犒劳你一大顿。
和朝助谈及努力创作的时候，我说到“如果我那篇稿件获一等奖或特等奖的话，那就值钱了”，提及“钱”字，再次触动了我的笑神经，我再一次爆发出一阵几乎要带出泪水来的“太好笑”的笑，把朝助笑得莫名其妙又莫名其妙地跟我笑将起来。
朝助是吕清的表弟，我们都来自福建，是地地道道的老乡，他和我住在同一间宿舍，但因为我们是初相识，我也就没有向他透露我马上要饿肚子这一“秘密”。
第二天，接到我的电话后，吕清给我送来了200元钱。
北京是高消费城市，大学里的食堂消费也不低，再怎么省一天三餐也要吃七八块钱，加上打打电话坐坐公交车，一天十几块钱的平均开销是最少的。
还不包括每天六七块的房费。
十几天后，吕清给我的200元去了一大半，房租到期，没办法，我给在福建一个朋友打了长途电话。
这个朋友叫张雄辉，也是凤翔村人，在做药材生意。
1999。4。9 星期五 晴
今天收到雄辉500元汇款，真乃雪中送炭也。
我把汇款单复印了一份，我将永远记住这一份真情。
我交了200元房租，免了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认为丝毫不狂妄……”
1999年4月10日下午，一头“骆驼”闯进了大名鼎鼎的北大。
这个人模骆驼样的家伙，就是我。
从报上得知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今天在北大举办讲座，我闻讯而至。
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北大。
我竟然没有在北大校园里迷路，只是多走过了几十米，问清了讲座的地点就在刚才走过的路上后，我折转身往回走，快到报告厅门口时，见到北京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其中一个扛着摄像机）正往里走，我赶忙插进他俩中间，大模大样地从贵宾门进到了报告厅。
讲座已经开始，里面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见主席台上席地而坐了十几个学生，我也猫腰溜了上去。
我在距余秋雨一米多的地方席地而坐，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听他演讲，一边做着笔记。
在余秋雨这场题为《第四座桥》的演讲中，他下面的几句话好像是专门讲给他背后的那个“骆驼”听的：
“生命的本身一旦爆发的时候，这种震撼是无可言喻的。”
“只有沙漠绝地放出生命的呼号，才能震撼人心。”
余秋雨讲完《第四座桥》后，说：
下面我开始回答问题，先回答纸条上的提问……
余秋雨拿起一张16开复印纸：
我先回答最大的这张。这上面有他的一篇短文，我先念一下……
那，正是我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初中毕业生——也许，在全场一千多名听众中，我是学历最低的——递上去的一个“难题”。
余秋雨的声音在报告厅内回荡：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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