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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三个人的拳击比赛，皇帝扮演的是裁判。他最喜欢的结果就是三个人一起趴下，然后自己上去宣布自己胜利。

　　如果三个人都不倒，也不要紧，反正自己是裁判，上去把最猛的打趴下就行了，另外两个自然是只有投降的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把受伤的猛人撂倒，这难度也不大。

　　要是碰上了聪明人，直接就和另两位讲和，直奔裁判来了，也没事。自己是皇帝，给那两个点好处，给自己当当挡箭牌，再利用他们把那个聪明人打翻就是了。

　　总之，只要没有出现不世出的天才，皇帝会永远是胜利者。

　　是这样吗？

　　这套制度是用宰相压大臣，皇帝压宰相，但它忽略了躲在暗处的一个角色。

　　它就是宦官。

　　是的。

　　
　　刑法

　　这是我们着重要看的。虽然唐代没有韩信、胡惟庸之类的人，但法律还是值得一提。

　　还是用我的方式。

　　我们早在春秋战国其实就已经有了“法家”，比如课本上的那个韩非子，他的言论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充分体现了他大脑的三权分立。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老百姓明知道去挖金子会被处死还要去，那是因为他们有侥幸心理。

　　对啊。

　　别忙，还有后半句。

　　“所以，必须严峻刑法，杀鸡儆猴，擒贼先擒王。”

　　这就比较搞笑了，老百姓去搞挖金子之类的事情，从来都是被动的，说到底是要饿死了才铤而走险，但你偏偏搞这么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会有用不？你给个理由先！

　　所以，中国的法家其实应该叫“刑家”。

　　跑题了，回来。

　　事实证明，从有法律以来，犯罪从来没有被彻底打倒消灭过。同样，只要没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犯罪也从来不会停止。

　　法律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减少犯罪。

　　继续说。

　　唐的刑书共有四本：律、令、格、式。其中除了律是刑法，别的都是官员们的制度，和草民们无干。并且这律还分地十分细，有十一部。什么偷盗、离婚、抢劫、造反都有了，其详细之程度，可以和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媲美。

　　用刑方法倒也是简单的，分别是笞、杖、徒、流、死。也就是小竹棒打人、大木棒打人、有期徒刑、流放刺配、死刑（咔嚓）。

　　有人觉得奇怪，怎么才这么几种？我们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哪里去了？

　　答：这是唐朝考虑前朝刑罚过重的改进之一。

　　隋朝之前的刑罚，光死刑就有五种：罄、绞、斩、枭、裂。加上什么流放、有期徒刑、鞭打等等不下百种。到了隋朝，才把这些都取缔了。

　　
　　我们可能还听说过战国时有肉刑，也就是割掉鼻子或是手臂。关于这要不要进法律，还有一场辩论。

　　李世民即位后，让长孙无忌、房玄龄定法律。

　　完事了，太宗一看，有肉刑。

　　于是太宗问，肉刑前朝早就取缔了，现在又要伤人，不忍心啊。

　　李世民很有才，但一点都不爱杀人，不像朱重八，洪武四大案杀了几万人，把基本上全国的中产家庭全搞没落了，可谓一扫而光。

　　王珪、萧瑀、陈叔达反应很快，立刻说，他们本来是要死的，现在给他们一条命就不错了，还在乎手指、脚趾？已经宽待他们了！

　　太宗不语。

　　意思很明白了。

　　房玄龄抓住机会，奏曰：古代五刑，肉刑是其中之一。现在已经把笞、杖、徒、流、死作为五刑，再加肉刑，就是六刑了。

　　潜台词就是，刑法太重，会重蹈古代短命的覆辙的。

　　太宗很吃这一套（以后我会讲），于是下令：取消肉刑。

　　
　　还有一次，太宗闲来无事看《明堂针灸图》，见人的内脏都和背很近（火星人除外），于是说：被鞭打的人犯的是小错，这样误伤致死改怎么办呢？

　　然后他又取消了鞭刑。

　　
　　因为不滥用刑法，因为人与法律平等，是以大唐三百年不衰。

　　之所以说人与法律平等，很大程度上时因为李世民开了个好例子。

　　
　　我们知道，朱元璋杀人的时候是怀着这么一个精神的：不怕杀错，只怕杀漏。搞得官员们每天神思恍惚，一不小心就得去见阎王。

　　李世民呢？

　　举个例子

　　贞观五年，李好德因为妖言惑众下了牢。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脑子有问题，不应该杀。但这时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是相州人。

　　相州人怎么了？

　　答：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

　　于是权万纪总结：张蕴古收了好处，说的是谎话，是为了救李好德。

　　太宗大怒，杀李好德。

　　然后一想才觉得不对，他们压根不认识啊！

　　大悔。

　　于是他下令：以后死刑，要上三封奏章，还不能连上。

　　我记得胡惟庸案发生时，朱元璋的命令是这样的：那就都杀掉吧！

　　
　　另外，监狱里犯人待遇也不差，长官没几天就会替犯人想想，似乎把犯人就是上帝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里面夏天有饮料，生病有中药，一个月就能沐浴，生了重病还能拿掉枷锁，让家人照顾。如果是三品官员以上，还可以两个人。

　　特别说明的是，古代的沐浴不是今天一样洗个澡，而是热水先洗，然后用香熏一遍，一般是只有出席重要场合才会用。

　　当犯人，极个别时候是很幸福的。

　　当然啦，监狱不是宾馆，还是不去的好。诸位不要被误导。

　　除了监狱，刑法方面也很宽松。

　　如果是疑难杂案，连大理寺都不能决定，那就会尚书省派人来一起讨论，再送到秘书省，两次审核，然后再去犯人那里调查，最后才能审判。

　　如果你在流放路上生病了，或是家里人死了、老婆生孩子了、奴婢死了，都能放假，并且一路上还有官员给你粮食路费。

　　
　　当然，这些事是很难假装的。各位撒谎能人们还是歇着吧！是人家官府传递的消息才算数的，不然还流放个屁！

　　
　　只要你没谋逆，还是当官的，六年一定出来；个别人三年就行，并且出来了还能再回到原位。不过这个操作性不强，你进了监狱，早有人顶上你的位子了，现在你回去了，顶的那个怎么办呢？喝西北风？得了吧，人家现在有势力了，让你回家种红薯还是好的，要是你抢他饭碗，你还是自己二进宫算了。

　　
　　唐太宗还有一次把一个监狱的死罪犯人都放了，然后告诉他们，明年秋天来这里行刑。

　　当时，这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个别不地道的还拿这个赌博。

　　第二年秋天，约定的时间到了，唐太宗和官员们等待着。208个犯人，一个个来了。一、二、三……二百零六、二百零七，有二百零七个来了，缺了一个。

　　于是赌他们全来的人垂足顿胸，感叹自己太相信这个世界有好人了。

　　
　　突然，第二百零八个人来了，原来他走错了路，是赶着马车才及时赶到的。

　　换句话说，他怕今天不能被执行死刑，是赶来了。好事者评论曰：他真是活腻了。

　　的确，本来嘛，多活几天也是好的，偏偏……

　　但这些人不懂，这就是信任的力量，它比暴力、峻刑和呵斥更有力。

　　真正的伟人知道信任，知道信任是最强大的武器，他们有博爱，有精神，有着对他们的不疑和大度。

　　唐太宗属于其中之一。

　　如果你嘲笑那个来赶死的人，我劝你拿块豆腐砸几下脑袋。

　　
　　当然啦，不是每个人都像李世民这样好。

　　比如武则天，为了权力，把王皇后不分青红皂白杀了。还把萧淑妃弄到酒罐子里，把手脚剁下，然后手接到脚上，脚接到手上……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令其骨醉而亡”

　　武则天就在一边，看着萧淑妃死。

　　女人是恐怖的，起码在政治上是这样。

　　没话说了。

　　
　　以经济为本

　　虽然古时候没什么股票之类的玩意儿，但实践证明：经济，那是相当重要的。

　　比如明朝末期，本来好好的在搞资本主义萌芽，却突然杀出个通货紧缩，于是要钱没钱，要东西没东西，就连打仗的钱，都是从崇祯的内库里面提的。

　　在经济方面，唐朝用的是均田制和著名的租庸调制。大家可能听过却不熟悉，但是别激动，听本人慢慢说。

　　
　　由于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先说均田制。

　　
　　我记得某位历史学家说过，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就是为了一块土地。不错，关于土地，中国人一直有着极为丰富的感情。比如今日之房地产、炒房团，大多也有着类似的对土地房子的爱好。

　　
　　这个均田制，是北魏搞出来的，在之前的文字里我说过，在科举势力上来之前，做官的途径都是被豪门望族所垄断的，就是所谓的士族。而这些豪门往往控制着大量的农民。

　　但北魏大家都知道，一天到晚没几个小时是安分的，不是战乱就是闹饥荒，为了保证税收，不至于弄到政府破产的地步，于是孝文帝实行了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就是说男子或是女子到一定年龄可以去领田地，但是要收租，有些田是国有的，有些则是可以传给儿子、孙子、孙子的孙子的。而如果某天这位农民挂了，又没钱出殡（在葬礼方面我们中国十分讲究），那就可以把一部分自留田卖了，别的则要还给国家，后来的朝代也基本沿用了这个制度。

　　
　　唐朝的制度是这样的。

　　首先，用步来量田，用亩来计算，一百亩就是一顷。注意，这个一步可不是人走一步的距离，是五尺。

　　等等，这田可不是你一生下来就发给你的，还有年纪限制呢！为了形象地说明均田制，我们用张三为例来讲解。

　　
　　某年某月某日，张三呱呱落地，那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应该算是“黄”这个年龄段。我们今天用来讽刺别人的“黄毛小子”等词语估计就和这个有关。

　　接下来，小张三四岁了，可以没事帮家里打个酱油，这时候他就是“小”了。

　　张三没有读书，他一边成长，一边成为了农民伯伯的后备军。十六岁了，这时候他每天帮父亲种种地，养养猪，他的年纪已经是“中”了。

　　又过了两年，张三十八岁，他得到了一块土地，确切的说，是一顷土地。我们知道，一顷土地是一百亩，但里面并不是一刀切的。八十亩是口分田，二十亩叫永业田。

　　张三有几个邻居，一个是瘸了腿的王老汉（四十亩），寡妇吴老太（三十亩），以及卧病在床的陈阿三（四十亩）。他们都分到了土地。

　　张三是在甲村，旁边是乙村。甲村由于人口比较少，田地多，所以是实实在在的“宽乡”。乙村则由于人口过剩，叫“狭乡”。乙村在授田的时候，只有甲村的一半。但是别忘了，就是人，也有高低胖瘦的区别，更何况是土地。所以一年一熟的土地上，农民会得到更多的土地。

　　张三是幸运的，生在宽乡，土地也十分肥沃。所以他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

　　当然了，鉴于中国向来的重农轻商，所以工商业者的土地是要打折扣的。士农工商，你一个商人算什么东西！（……）

　　所以在宽乡的商人，土地减半；在狭乡，干脆连地都不给你了。

　　某天，重病的陈阿三快死了，但是他由于长年卧病，没钱买棺材（这个情景熟悉吧），于是他吩咐别人帮他把世业田买了，好说歹说，总算凑了口棺材。

　　到了年底，上头派了几个官吏来查看，把无人的土地收回，把有余的土地收归官府，然后官吏会一层层向上司上缴土地。

　　均田制大致就是这样。

　　但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搞了均田制，但并不是是说就实现土地平等了，请大家不要把万恶的旧社会想象成和谐社会。在古代中国，地主和农民是铁定对立的，并且统治阶级一定是地主，农民就是再怎么造反，都是没用的——自己造反成功后就会自己成了地主。

　　还有就是唐朝的时候，一些奴婢、妇人和耕牛都是不能作为单位授田的（以前有过以牛授田），并且土地买卖比前朝都放宽了不少。

　　然后我们讲讲租庸调制。

　　这个制度是建立在上一个张三的故事也就是均田制之上的，用一句歌词来说就是这样的：没有均田制，就没有租庸调。（原句：……）

　　凡授田者，“丁”每年上交粟二斛，稻三斛，这叫租。

　　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叫做调。

　　而庸是关于徭役的规定。

　　所谓徭役就是给公家干活，但是没有工资，一般是每年干二十天，如果是闰年，还要多干两天，也就是二十二天，同样没工资。

　　
　　这就奇怪了，收个税是可以理解的，每年交点米、交点布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说破了土地是政府分给你的，那这个呢？又没好处，又累，干的都是修黄河河堤之类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要是不好还要受罚，谁干呢？

　　不想干事可以的，但是必须每天交三尺绢，这叫庸。

　　而更诱人的是如果加役二十五天（有时候是十五天），就能不交前面说过的“调”。加了三十天的徭役，租和调都免了！并且法律还明文规定：正役不能超过五十天。

　　这有个名字叫轻徭薄赋。

　　应该说，这个制度是不错的，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和政治之间脱节的矛盾。但问题是，再好的制度也是会过时的。

　　引用原文就是这样的：

　　
　　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其后国家侈费无节，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讲，反正一定让诸位明白。

　　先公布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最终归宿：两税法取缔了它的位置。

　　
　　府兵制

　　四个字：兵农合一。以后再说，不到时候。

　　
　　回来

　　回到这里，又要开打了。是吗？
　　作者题外话：继续！

第四章　薛举
混乱的局势

　　万事开头难，不错，虽然唐军被层层围困，但是我们说过，那些起义军充其量是摆摆门面的次品队伍，唐军要干掉他们，还是很容易的。

　　关键是隋，虽然摇摇欲坠，但力量尚存，万一狗急跳墙，李渊怕是挡不住的。万事就怕死磕。拼了命，就不好玩了。从这时到唐朝建立，就我的观点，这段时间是最无聊的。

　　
　　接下来就是老把戏了，我说过，要让手下的人没造反的心理负担，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扶个皇帝装装门面，挂起来当偶像使，反正撒谎也不用交税，没用一脚踹开就是了，我扶得起你，自然就踩得倒你。

　　李渊把提心吊胆的杨侑（隋太子）立为皇帝，顺便改了个元：义宁。当然啦，他们还是很够意思的，没有忘记给隋炀帝一个太上皇的名号，虽然历史上所有的太上皇都不怎么幸运，个别倒霉的七八十了还要被拉出去砍头，可见这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就是谋略。当然，等到没诸侯的时候，就该换天子了，到时候逼他退个位就是了。这是李渊的算盘，他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以后也会对自己来这一手。

　　
　　杨侑知道，自己是个傀儡，但没法子。

　　知道自己的结果却仍要坚持，是很痛苦的，他只能盼望奇迹发生。比如：统一天下后，李渊和他的儿子们突然喝了敌敌畏……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好争取表现好一些，以便将来混个善终。

　　
　　他的第一封诏书发出了：事无大小，全归相府；授李渊假节（权杖，一种权力象征）；还把李建成、李世民之类的全封了王。我们之后说的齐王元吉、秦王世民就是这么来的。当然了，这份诏书的作者是谁，为什么发，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却并不捅破，这就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而政治，需要平衡。

　　
　　这时候，另一件大事却发生了：江都事变。

　　
　　炀帝的失望

　　在古代中国，皇帝和国王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皇帝只有一个，而且至高无上，而所谓的王只不过是个高级干部或贵族（不是西周的那种贵族），因此王可以有很多。

　　而之前说过了，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屡次洗脑，因此一旦谁不安分跳出来自立为帝，其结果就会被群起而攻之，架在火炉上烤。因此像薛举、王世充、窦建德等一干起义先行者都号称是隋朝的高级军官，却不自立为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