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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本章《帝国崇拜》；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　37　页。
① 此画最精美的复制品见于文物出版社：《西汉帛画》（北京，1972）；又见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北京，1973）第　1　卷，第　40　页图　38；第　2　卷，图版第　71—77。
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　17　页以下。
　



有与他一起供职的官员的画像；往往有乐师、杂耍表演者等的人俑，有时还
有他们的工具的复制品。随葬的饮食和服装、甚至塞满衣橱的成捆绢帛，将
满足魄感到需要的物质要求。由于高级官员的生活如果没有威严豪华的交通
工具是不可想象的，死者常有车、马的模型随葬；它们或者以浮雕的形式刻
画在石上，以表示死者生前优越的生活。
装饰汉墓的浮雕和壁画的其他主题包括狩猎和宴会。此外，显赫人物的
随葬品还包括表示死者在人间身份的物质象征物，如他们担任的官职的官
印，或者皇帝赐予特权的诏书的文字。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还要随葬
一些书籍，以表示死者的身份是一位学者，或是一位法学专家。但是埋葬这
些珍贵的文书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产生随葬一批葬品的这种习俗，某动
机还不能充分地得到解释。①
马王堆一号墓内的随葬品显示出护送魂进入天堂和使魄得到安宁的种种
企图。此外，这一弥足珍贵的墓址还包括了某些可用来证明一个迥然不同的
习俗的最有力的证据。这就是防止尸体腐烂的措施，尸体在墓中成功地保存
了两千多年。尸体放在多层棺椁内并与外界因素隔绝，这样就发挥了作用。
我们知道至少还有一个把尸体同样成功地保存下来的例子。②但是，其他
试图防腐的方法则没有那么有效。关于皇室成员或其他人穿玉衣埋葬的方法
在礼的准则中有精心制订的规定。玉被认为具有神奇和永恒的属性，人们希
望通过让尸体穿上一件精心量好的玉衣，尸体就将永远保存下来。这种残存
的玉衣实物可以在一批遗址中找到，其中有著名的满城（河北）遗址。在满
城，发现了分别死于　１１４　年和　１０４　年前一年的中山王和王后所穿的玉衣。这
些玉衣可惜未能达到其目的，但是有可能把它们复原成原来的形式。①
有时墓葬中包括一批守护的形象和物体。在汉帝国的中部和南部发掘的
墓葬中，已经发现一批瞪眼的鬼怪，它们头上有突出的角，长舌一直伸到腰
际。②在这些形象中，有的持蛇或在食蛇，这个主题在其他画像中也可见到。
③这些形象被解释为守护神，目的在于阻止邪恶势力入墓和吞食尸体。其他的
象征物正面地被用作带来吉祥的手段，如屡次在一些墓中发现的绵羊头或山
羊头。④
更具体地说，在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设计中，有的想通过把表示使宇宙


① 关于随葬品的研究，见《汉代文物》（京都，1976）。关于画像的题材，见《汉史概要及题材索引》。
关于华东浅浮雕像的选集，见山东省博物馆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济南，
1982）。
② 关于公元前　167　年的第二个例子，见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
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9，第　1　—　7　页。关于尸体防腐的情况，见《后汉书》卷十下，第　442
页注　5。
① 关于两件从满城残存品复原的玉衣，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载
《考古》，1972。1，第　14—15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北京，1980）第　1　卷，第　344—357　页；第　2　卷，图版　225—243。关于根据社会地位制作玉衣的规定，
见《后汉志》（志）卷六，第　3141、3152　页。
② 萨尔莫尼：《鹿角和舌头》；以上注　13。
③ 见孙作云：《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载《考古》，1973。4，第　247　页图　1，第　249　页图　2，图版
4　—　5；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　1　卷，图　17—21。
④ 洛阳一座西汉墓的墙上有山羊头的像，见《文物精华》，3（1964　年），第　1　页。
　



运转的无穷尽的力量的符号安放在死者周围，以便给死者带来吉祥。这类画
的最简单的形式可以用成对的伏羲和女娲这两个形象为例，由于他们的结
合，宇宙才得以存在。这两个形象常以他们各自的属性来表示：以日、乌或
一只圆规来表示伏羲；以月、兔（或赡蜍）或三角形表示女娲。⑤为同一目的
设计的一套更为复杂的象征是充当五行中四个行的符号的四种动物：青龙、
朱雀、白虎和玄武。每种动物被安置在墓冢中应占的角落，即各占东、南、
西、北一角，以保证尸体被宇宙进程中适当的象征物所围绕。
但是，表达这种象征主义的最惹人注目、最优美和最完善的手段也许是
埋在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铜镜。这些镜子具有一套特有的线状标志（被称
为规矩纹镜），还有宇宙　１２　等分的符号。①这　１２　个符号与上述四个表示动物
的标志相辅相成。它们围绕镜子中心排列成正方形，镜子中心成为五行中第
五行的象征性表现，其形状宛如代表地的土丘。因此，这个体制把宇宙的两
种解释——一种是把宇宙分成　１２　部分，另一种是承认五行的五种作用因素—
—结合起来。这种设计是两种体系完全调和的象征，其用意是据此死者被置
于宇宙中最完美、最吉祥的环境之中。
这种规矩纹铜镜除了成为这种类型的护符外，上面还有整套象征人死后
的未来的图形。这些图形表示灵魂通过腾云驾雾，达到其归宿的仙境的路程；
在那里还可遇到一些半人半神的小神灵。在这些镜子的最完整的实物中，上
面的铭文明确地阐述了这些符号的意图，并表达了它们将保护死者无危险威
胁的用心。有的铭文描述了阴间神灵的习惯。
这样，这种规矩纹铜镜充当了最有力的物质象征。宇宙中　１２　分体制和五
行体制不提人死后的结局，而这些铜镜则把这两种体制与达到不朽境界的直
接方式联系了起来。这样，对来世的信仰就与存在论相一致了。由于这些青
铜镜的形状和构造，它们还导致一种工具（式）的产生，这种工具在日常生
活中用来确定个人在宇宙运行秩序中的地位。②通过这些符号的结合，铜镜表
示已保证把死者置于最合适的宇宙环境之中。
有些最优美的和它们的图象表达得最为正确的规矩纹铜镜是在短命的王
莽王朝（公元　９—２３　年）制作的。在以后几十年，中国艺术家的注意力开始
转向西方仙境。于是在墓的浅浮雕或在少数铜镜上可以看到一种不同的象征
符号，它们旨在表现护送灵魂安全地达到西王母主宰的仙境的情况。虽然不
能确定绝大部分的实物的日期，但幸运的是，根据墓主有姓名可查和建墓日
期也可确定的墓的形式，现在有足够的材料可以作出一个通过对墓的风格的
研究来加以证实的总的结论。由此可以定出一个年代的序列，从中可以看出
中国的艺术家们设想死者的灵魂进入仙境的不同的方式。
在秦代，也许在汉代开国的头一个世纪中，注意力集中在东方仙境上。
到王莽时代，通过适当的护符形式对宇宙进行思考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最后，也许从公元　１００　年起，注意力转到表现西王母及其仙境的方面。由于
她一直用来装饰的特有的头饰或王冠，她很容易在石雕上认出。一般地说，


⑤ 关于伏羲和女娲的形象，见郑德昆：《阴阳五行和汉代艺术》，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0（1957），
第　182　页；芬斯特布施：《汉史概要及题材索引》的条目；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　41　页图　9。
① 关于铜镜的详细描述，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　60—85　页；图版　10，12—14　有特别精致的图
例。
② 见本章《方法》和注　70。
　



她有一批特别的侍从伴随，其中包括一只兔子、一只蟾蜍、一只九尾狐和一
只三足乌（有时则是三只乌）。有的画上，西王母坐在可能用来表示宇宙之
树的柱顶的宝座上；在少数精选的画上，有西王母与东王公相会的情景。①
　



第　１３　章　　主权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各章中引用了许多对中国政治理想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事
件和决定：这种政治理想就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
统一的大帝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的政权的挑战。为
了达到这个政治理想并且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几乎都认为必须
求助于宗教的和文化的权威力量，这甚至在中华帝国肇始之初的秦代那些务
实的政治家中已可见其大概了。
例如，这种需要可见之于他们精心地挑选“皇帝”（ｅｍｐｅｒｏｒ）一词作为
其恰当的称号；后来又采用水德、土德或火德作为某一个朝代的当行之运。①
这一原则也见之于人们常常援引自然的特异事件，或者作为向当时政权所显
示的祥瑞，或者作为迫使其改弦更张的上天示警。②这也表明人们何以要作出
种种努力以说明，王朝必须按照上天韵律的要求进行更迭或者延续的原故。
③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试图说明所涉及的某些观念，并把它们放在它们文化
背景之下予以申论。





































① 见上面第　1　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和《前　221　年水德的采用》；第　2　章《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撑》；
第　3　章《王莽的崛起》；第　5　章《叛乱和战争》和《王朝与形而上学》。
② 见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3（1950），第　127—143
页；前面第　5　章《王朝与形而上学》；第　12　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态度的改变：公元前　２２１　年至公元　２２０　年

汉朝遗留给后世继承者的主要遗产之一便是它显示了皇权政府的一种应
予尊重的工具；政治家们对于皇权的服务应该出以忠诚，并且在服务中对把
他们培育起来的伦理道德的理想给予应有的尊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原则—
—有些原则是互相矛盾的——是在这种观念被接受的过程中被包容进来的。
公元前　２２１　年所提出来的自鸣得意的皇权权利与公元　２２０　年承认皇权的必要
性这一信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最初，由于征服了各敌对国家，攫得了领土，并从中央进行着管理，
只要专门刻之于石以宣告新帝国的建立就足够了。但是，在公元　２２０　年为魏
文帝曹丕登极时所颁布的文告中，在其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上却必须指明，
他的即位是按照神灵的意志行事的，因为神灵有充分的权力来罢黜汉朝的最
后的一位皇帝，从而为魏室的兴起铺平了道路。①
秦帝国作为能够发号施令的唯一有效的政治权力，它的建立确是政治实
践中的一大发明。当然，大一统的观念在从前已有理论上的阐发，特别是被
孔门某些德行科的弟子们有所阐发。②可是，他们在阐发大一统观念时，它总
是带有梦想的性质，甚至是对当世状况的一种反动。当世状况的特点是众多
的列国并存，它们彼此结成同盟和反同盟，战斗不休。据说，那个时候的政
治家们和将军们极少被禁止从忠于某一方转到忠于另一方，也极少禁止他们
搞权术谋略以提高某一个王国，或者去摧毁另一个国家。①除此之外，对通过
称霸而旨在谋求大一统的霸权，人们的态度也是各各不一的。虽然有人为当
霸主的企图辩护，说它能有效地保护周王，但更多的情况是说它用不法手段
侵夺了原来处于合法地位的王权。
在这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大一统观念被视为一种拥有道德价值，尽
管它在政治上是多么地不现实。这种概念集中在多少世纪以来周天子所拥有
的特殊的领袖地位，因为他们与上天有着特殊的关系，也因为他们声称其王
位乃得自上天的眷命。
但是，不管对周王的权利怎样进行口头宣传或者如何表示尊重，列国纷
纷形成战国，再加上它们的施政和日益增长的野心，它们根本不把周天子本
应行使的权力放在眼里。很少有迹象表明周王能对他自己政府的行政发挥作
用，或者说他能够影响那些边远地区独霸一方的更强大的霸主们的决定。据
信，自从原来的周王有权把权力分封给藩臣以来时间已流逝了几百年；在公
元前第　２　和第　３　世纪的时侯，人们很难清楚地追忆周王曾经有效地主管一个
政府的情况了。②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而这在帝国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① 关于公元前　221　年后不久所勒的石刻，见《史记》卷六，第　242　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巴
黎，1895—1905；重版，巴黎，1969〕第　2　卷，第　140　页以下）；本书前面第　1　章《皇帝的巡行和刻石》。
关于公元　220　年的文告，见《三国志？魏书二》），第　62　叶以下（特别是注　2）；又见卡尔？莱班：《天
命的操纵：公元　220　年曹丕即帝位时隐晦的天意》，载戴维？罗伊、钱存训合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
研究》（香港，1978），第　315—342　页。
② 例如，见《孟子？梁惠王上》，六（《李雅各英译七经》第　2　卷，《孟子》〔牛津，1983〕，第　136　页）。
又见公元前　3　世纪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20，第　1　叶 及以下各处。
① 关于这些事件，不管它们是真是假，在《左传》和《战国策》两书中各处可见。
② 关于西周政府的效率，特别是它的初期阶段，见顾立雅：《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第　1　卷《西周帝国》
　



只是这样一种理想或幻想，即周天子是集优秀道德品质于一身的大化身，足
以赢得举世的尊敬和效法。
有许多历史事件表明了变化的过程和有时能够加以体会的矛盾。在秦帝
国的瓦解到汉朝建立时的这个纷争的年代中，刘邦的主要对手项羽并不接受
帝国式的大一统为理想的政府形式，他似乎设想要搞一个松散得多的、更像
邦联那样的安排。①在后来，认为皇帝的主权与其说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征服的
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承认庄严的上天的恩惠或赐与的基础之上的这种
想法，有时会引起使人尴尬的问题。人们可能会发问：事实上是用军事方式
建立的汉王朝怎样可以从道义上说是正确的呢？所以对于它的答案有时是互
相矛盾的。②
在公认的关于主权的看法中结合了两种原则，即由于受天之命而以德进
行统治的权力与实际上实行的帝位继承制度——通过对这两种原则的考察就
能发现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这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个人优点的相对价
值与一个受继承的地位的力量就成了问题，而这在帝制史上也决不是最后一
次。③另外，帝位继承的本身和那些操纵皇位继承的事件反映了对皇帝的作用
和职能的看法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凡为天子者，当然包括一些这样的性格和
个性的人，即他们认为，通过行使其领导权力，应给公共事务留下了他们的
影响；但是，孺子即位这种事实本身却说明了他们虽然坐在宝座上却并无实
权可言。随着皇权需要得到宗教上和知识上的认可的重要性的增加，皇帝所
行使的实际政治权力很可能有所缩小。
























（芝加哥与伦敦，1970），鲁惟一的书评见《远东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 35：2（1972），第　395—400
页。
① 见前面第　2　章《内战和刘邦的胜利》。
② 这种问题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要发生。见《史记》卷一二一，第　3122　页以下（伯顿？沃森：《英译〈史记〉》
〔纽约和伦敦，1961〕第　2　卷，第　403　页以下）；《汉书》卷八八，第　3612　页；《汉书》卷七五，第　317
页及以下；以及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东亚的国家与法律：卡尔？宾洛尔纪念集》，迪
特尔？埃克梅尔和赫伯特？弗兰克编（威斯巴登，1981），第　82—83　页。
③ 例如见韩愈的文章《对禹问》，载马伯通编：《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1957，第　17—18　页。）
　



君权的确立

中国在实现统一前不久所编纂起来的一些书都包含了关于君权起源的几
种重要陈述。按照某些作者的说法，君权的建立被认为是人们要解决迫切的
需要。人不像动物那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