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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氏族组织变弱，而被一个更有力的父系家长制所代替。
这些家长式的君主和来自其它氏族的依附于他的下级贵族之间的主仆关
系的经济基础，与更独立的耕种新开垦土地的个体农户的出现紧密相连。这
类土地以前大部分是森林和沼泽地带，大贵族氏族未加控制，而现在被家长
式的君主用新的水利技术开发了，并提供农具，使农民以“里”的组织在那
里定居。这就是这些君主这时取得力量的经济基础。
随着这些经济上的变革，政权机构的性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长式
的君主通过他们的臣属代理人直接统治农民，这些臣属代理人起着农民的监
督者和收税者的作用，是后来中国政府官吏的前身。对农民的控制从家庭单
位扩大到个人，这表现在征兵、劳役和人头税方面。
这样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继续进行到春秋战国时代末期，那时很多领主
们或由于内部斗争，有时或由于权臣篡夺而灭亡，只剩下最强大的幸存者。
集权的官僚统治制度的雏型在战国时代的所有王国内形成，而最显著的是秦
国；秦国在商鞅的指导下，设立郡、县为基本行政区划，有效地集中了地方
行政权力。主要是由于它的经过改进的组织，秦国才能消灭其它国家而完成
统一。①
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革是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时代以
前，这些行业掌握在某些低级氏族手里，它们的利益的保持是以世袭为基础。
发生在公元前　６　世纪中叶以后的这种制度变革，十分自然地是与氏族制的解
体和官僚制的发展一起发生的。其结果是国家官吏控制了这些行业，这一安
排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经济某些部分的一个特色。专业工人、罪犯、俘虏、
民工等在官吏的监督之下在官办工厂里进行生产，而且产品完全归宫廷或国
家消费。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不可能在商业的基础上得到促进，所以从事农业


领土为这类王国所统治；秦帝国成立于　221　年，这时，诸侯之一的秦国成功地征服了它所有对手（其过程，
见上面第　1　章《最后的征服与胜利》）。
① 由于这些头衔标志着社会的等级和地位，所以应把它们和帝国时代用作部分国家官吏头衔的相同的名称
区别开来。
① 见上面第　1　章《实行变法》。
　



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工。
但是，所有的手工业都由国家经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新兴的盐铁产
业方面。这类产业受到生产原料地区的地理上的限制，那里的私人企业发了
大财。有点例外的是，据一个不能得到可靠证据证实的传说，在公元前　７　世
纪时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齐桓公和他的有远见的宰相管仲实行了盐由国家
专营。
在主要作为行政中心而显得重要的城市里，常住的封建主和官僚对商品
和服务行业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商业活动的一个有力促进因素。城市内部
和城市之间的贸易，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青铜货币的流通而更加方
便。不仅如此，商人们还掌握了由少数独占的生产者（有些独占生产者本人
就是商人）生产的盐铁，直接把产品供给消费者，这个事实也对商业活动提
供了一种新的动力。
在这时期，力图压低新兴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行动，部分地反映了以
前的一个传统，从事商业的氏族没有资格或不必参加军事服役。这也是出于
保护国家农业基础和防止提供兵、食之源的农民变成完全不事生产的商人这
一愿望。这种抑商思想，为后来列入儒、法两家的思想家所共有。
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些社会经济变革，因统一的秦帝国的建立而圆满完
成，秦帝国的统治特色是以皇帝为首的集权的官僚体制，对个体农民的统治
是通过郡、县行政机构来进行。
这个新的国家的抑商政策的观念，可举其对盐商的课以重税和征服东方
之后把东方的冶铁业者强迫迁到四川的例子为证，它还以兵役和劳役的形式
加给农民以沉重的负担，后者的显著例子是长城、宫殿和陵墓的修建。秦始
皇死后不久，就发生了广泛的农民反抗，使秦帝国在建国以后仅　１６　年就灭亡
了。
继之而起的汉帝国，承袭了发生在前几个世纪的社会、经济、行政等变
革的成果。它从秦的统治中汲取教训，获得了一个它的前辈求之而不得的稳
定局面。这样，它就建立了一个其间只有一次严重的中断的持续大约　４００　年
的国家，它更进而形成一个其后两千年的中国历代社会经济的部分原型。另
一方面，具有汉代特色的某些新的社会经济成分，也证明了违背和破坏了既
存的秩序，终于导致了汉朝的灭亡。本文以下各节将试图通过对汉代农业、
商业、产业、财政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叙述来探讨这个过程。
在进一步研究以前，有必要说一说有关汉代社会经济状况的史料。主要
的史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正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财政
方面的专篇，如《史记》卷三○的《平准书》、《汉书》卷二四的《食货志》，
①这几篇对前汉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有详细的论述。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８）
时桓宽编的《盐铁论》，②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关于武帝（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的新财政政策尤其是对盐铁专卖政策，是否应在他的继任者那一朝继续
执行的争论，此外，此书还揭示了那一时期的总的问题。还有两部论述汉代


① 斯旺译：《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　年）。
② 一部分的译文有：埃森？盖尔：《〈盐铁论〉卷一至卷十九译注及介绍》（莱顿，1931　年）；埃森？盖
尔、彼得？布德伯格、T。C。林：《〈盐铁论〉卷二十至卷二十八译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杂志》，
65（1934），第　73—110　页。重要部分的选译有乔治？瓦尔特：《盐铁论》（巴黎，1978）。关于争论的
提要，看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3　章（伦敦，1974）。
　



农业技术的著作，即氾胜之（活跃于成帝时期，公元前　３３—前　７　年）的《氾
胜之书》和后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这两部书原文都不存在了，但我们可
以从现存的著作的引文中推测其内容。③
其它的有用资料还见于作于公元前　５９　年的王褒的游戏文《僮约》；④作
于公元　１　世纪的王充（约公元　２７—１００　年）的《论衡》⑤中的某些篇；王符（约
公元　９０—１６５　年）的《潜夫论》中的某些篇；仲长统（约公元　１８０—２２０　年）
的文章《昌言》；崔寔的文章《政论》；①应劭（约死于　２０４　年）的《风俗通》
中的某些部分；荀悦（公元　１４８—２０９　年）的《汉纪》；这些都写于后汉末期。
还有反映经济活动的资料，见于公元前　１　世纪初编集的数学教材《九章算术》
提出的一些现实问题中。汉代的金石铭文收于宋代洪适编集的《隶释》一书
中。
１９３０　年发现于居延的一万件左右的汉简和随后发现的很多与之类似的
文书，也含有大量有关资料。其它的考古发现，如表现日常生活的石刻浮雕、
明器、铁具、钱币、陶器、图案刺绣（发现于蒙古和中亚）等，也同样相当
清楚地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状况。
所有这些资料仅提供了一部分情况，把不同类型的证据互相联系起来以
便作一个更综合的研究方面，还需要作很多工作，而且很多问题尚待解决。
特别是在《史记》、《汉书》中可得到丰富的前汉资料，而后汉资料则相对
贫乏，这种不平衡是由于《后汉书》中没有谈论财政经济的专篇。②结果是，
我们关于后汉时期的资料是零碎的，而且资料的很大部分来自　２　世纪作者的
论战著作。


















③ 这些文献的全译收于许焯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公元靓　206—　公元　220　年）农田经济的形成》，
杰克？达尔编（西雅图、伦敦，1980），第　280—294、215—218　页。亦见下面的注　28　和　32。
④ 关于《僮约》这篇难懂文章的详细讨论，可看宇都宫清吉：《僮约研究》一文，收于他的《汉代社会经
济研究》（东京，1955），第　256—374　页。英译文见韦慕庭：《西汉时代的奴隶制度》（芝加哥，1943），
第　383—388　页和许焯云：《汉代农业》，第　231—234　页。
⑤ 译文见福克：《论衡》第　1　部分《王充的哲学论文》和第　2　部分《王充的杂文》（上海、伦敦，1907、
1911；再版，纽约，1962）。
① 《昌言》的部分遗文见《后汉书》卷四九，第　1646　页以下，《政论》见《后汉书》卷五二，第　1725　页
以下。两种文献的译解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一文，收于他的《中国的文明和官僚》，
第　218　页以下、207　页以下（纽黑文、伦敦，1964）。
② 关于汇集所有这些资料为这类专篇的尝试，有苏诚鉴：《后汉食货志长编》（上海，1947）。
　



农村社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

农村社会结构

在汉代，农村共同体和都市共同体之间很难作出扎实而可靠的区分，因
为城镇里通常有一些农民居住，而农民的村庄从外表看来与城镇几乎没有什
么不同。汉代地方行政机构的划分按其规模大小依次是，郡、县、乡、里。
“里”是最小的单位，它是由垣墙或栏栅包围起来的地区，有一个或两个门
口，住有大约百户人家；单个户（平均有五或六口人）围的住地叫作“宅”。
一个“里”可以孤立地存在，但更多的情况是几个“里”构成一个“乡”，
甚至一个“县”。
汉朝的创业者高祖刘邦是农民出身，生长在沛县丰邑（乡）的中阳里。
有关他的一个佚事表明了中阳里和丰乡的关系。当刘邦建立长安为汉朝的首
都后，他父亲拒绝住在新的皇宫，为了使这个老人高兴，皇帝在长安附近建
筑了一个与丰邑老家维妙维肖的复制品，叫作新丰。把他父亲的朋友和熟人
迁到这里陪伴他父亲，甚至把老丰邑的家畜家禽也带来了，当它们被放开，
跳进新的圈栅时，它们毫不迟疑地把新环境认同为旧居了。①由这件事看来，
中阳里一定是丰乡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里”。
在这时期，一个里的居民无需都是同姓。这可以下面的一事证明：后来
的燕王卢绾和刘邦同里同生日，两家的关系很亲密。因此，里中的所有居民
拿着酒肉礼物到两家祝贺，后来又祝贺他们二人到了成年还保持着友谊。②
这种以里为基础的共同体有它的宗教中心即“社”，在那里奉祀着土地
神。与此相同还有国社，每一个县和乡也有它自己的社。宗教性的节日就在
里社中举行，参加者可以分到肉食，从而加强了共同体的精神。据记载，刘
邦的追随者、后来作丞相的陈平，他分节日的肉食非常公平。③
国家用以控制里中社会等级的方法是爵制，它始于战国时代。在汉代，
爵有　２０　个等级，最低的　８　个等级可授给里中除去奴隶的所有男性平民。在皇
帝即位、改元、立太子或皇后等重大时刻，皇帝授给所有　１５　岁以上的男性平
民一个或两个爵级，在整个前汉时代的记录里大约有　２００　个授爵事例。每一
次授爵，都给以得过爵的人加级，因此一个人的年龄越大他的爵级越高。遇
到这种情况，每一百户得爵人家的妇女可得一匹牛的肉和一百石（２００　公升）
的酒，同时还允许举行一个大的宴会——大酺（当时，一般无故不得举行三
个人以上的宴会）。由于百户组成一个里，所以酒肉可能给与一个里的全体，
宴会在社内举行，这样，可使它成为一个宗教性的场面。
这些新头衔的级别决定了人们在大酺上的坐次和以后在里中的社会地
位。附属于爵制的其它优惠，包括犯罪减刑、免除法定的劳役等。①实例见于
数学教材《九章算术》中所提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有五个人，分


① 《西京杂记》卷二，《四部备要》本，第　3　页。
② 《史记》卷九三，第　2637　页；《汉书》卷三四，第　1890—1891　页。
③ 《史记》卷五六，第　2052　页；《汉书》卷四○，第　2039　页。
① 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通报》，48：1　—　3（1960），第　97—174　页西嵨定生：《中国古
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东京，1961）；《秦汉统一帝国的特色》，载《第　12　届国际历史学会议纪要Ⅱ》
（维也纳，1965），第　71—90　页。
　



属于从一到五的不同爵级，他们猎获了五只鹿，他们应怎样按照他们的等级
分享鹿肉？
爵制的作用看来是表明，里被认为缺乏形成它自己的社会等级的能力，
同时也表明国家打算通过在里中建立社会等级来统治农民。无疑，这是治理
处于正式官僚机构之外的里的补救办法。在郡县中，虽然只有最高级官吏由
中央政府直接委派，但有一个实质上控制扩大到乡一级的机制。县里负责乡
的行政的官吏有管公安的游徼，管税收的啬夫，和乡中负责教育的年高有德
者——三老。他们共同管理乡的事务。尽管里本身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官僚行
政机构，没有完全的自主权，它的社会秩序是由上述的爵制来控制的。
总之，里的农业居民是汉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础。里本身随着春秋战国时
代的农业变革而发展，特别是，它是国家通过治水和灌溉来开垦新地的结果。
尤其在战国时代的秦国，这类事例很多，里是随着军事征服地区战败的敌人
撤出而把胜利者的自己人民迁入而形成的。其结果是，这些共同体是外来人
口的多成分的集团，缺乏氏族的团结或任何的内部秩序。于是在秦代就发生
了给这样的新居民以爵级的事例，目的是在那里建立国家定出的社会等级制
度。
有几个通过水利设施来开垦新地从而形成新的共同体的事例。一个是蜀
郡守李冰建立成都盆地（快到战国时代末期已被秦国兼并）的水利设施。另
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使韩国工程师郑国开凿的郑国渠。郑国渠灌溉陕西
渭河北部的平原，开垦了大约　４　万顷（４５　万英亩）土地，大大增加了秦国的
经济力量。
汉朝也同样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和灌溉工程。在渭河南部开凿的漕渠，
方便了通向长安的水运，也灌溉了附近的民田　１　万顷（１１．３　万英亩）。在渭
河北开凿的龙首渠，穿井相连，从地下排水，以防止堤岸的崩颓。还开凿了
几条和长安北部郑国渠平行的新渠，在其它地区也进行了很多与此类似的工
程，还有一次开垦多达　１　万顷（１１．３　万英亩）土地的一些例子。
在文帝时期（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５７　年），开始实行对黄河下游的洪水控
制，当时河岸被洪水冲毁。公元前　１０９　年，武帝提出一个筑黄河堤的大计划，
据说皇帝还亲自指导。但这不足以避免继之而来的许多次洪水，每一次洪水
都需要进行艰难的改造工程。前汉实行的这些设计，都不足以应付一次黄河
大改道的主要危险。发生在公元　１１　年随着改道而来的大洪水的灾难性后果，
给汉代的历史以深远的影响，已见上述（第　３　章）。
农民共同体和新开发地区的耕作，依靠过去使它们存在的国家的灌溉和
治水工程的支持才能继续下去。由于这么依靠国家的政策，所以这些地区的
里不可避免地缺乏自立性。税收和力役也不是完全为了供给统治阶级的奢侈
生活而进行的。由于资助治水和灌溉以及供应进行这些工作的官吏，这些工
程使纳税的农民得到相当程度的利益，并给很多人提供了生活来源。因此，
当国家的力量衰落和对农民的统治削弱的时候，农民常被迫舍去他们的土地
或寻求有力的地方豪强势族的庇护。这些势族可以履行以前国家所承担的职
能。这种现象在前汉中期已很明显，到了后汉更大为增多了。
但是并非汉代所有的里都是缺乏自主的社会秩序的新共同体。依然存在
着很多以前建立的里，它们不需要国家的灌溉和治水，而且里中有强烈的家
族凝聚力。国家的权威因而不容易对这些共同体发生作用。甚至在新建立的
里中，一种独立的社会秩序逐渐发展，有时也出现了拒绝国家的直接统治并
　



对地方农民施以强大压力的有力的势族。
汉朝建国之初，战国时期列国中的重要氏族还存在。为了统一，中央政
府有必要控制他们。于是施行了一种大迁徙政策，以打碎这些家族的地区纽
带。根据刘敬的提议，高祖把　１０　万多有力家族的成员迁徙到长安附近。其中
包括以前齐、楚、燕、赵、韩、魏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