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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找门路得到任命或官职。③
最后，还有购买官职的可能，虽然这种办法的声誉不好。但是，不要把
这与公元　１７８　年颁布一项政府的政策相混淆：根据这项政策，高级官员必须
在获得新官职以前或在以后强制性地分期捐献。①

政府的权力

汉代中国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是不让人拥有过多的权力。官员与皇帝分
享权力，官员与官员之间互相分享权力。直到公元前　８　年为止，前汉的丞相
在职业官僚中品级最高，可以以他官职的权力为后盾与皇帝抗衡。从那一年
三公三方划分相等的权力以后，这种地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较难形成的。
不久以后大将军就作为三分之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来填补权力的真空。
与三公对应的是尚书台，它由它的官员及曹组成，后汉的开国皇帝对它
甚为器重。②三公品级高于尚书台，但是由于尚书台接近皇帝，它的权力并不
小于三公，甚至超过三公。从某种意义上讲，尚书台和三公形成了两个竞争
的内阁。在皇宫以外没有正式权力的宦官，为了使自己生存下去，就与皇帝
认同而成为一体，这样就逐渐加强了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皇帝、三公、尚
书台和宦官的相对的势力因时而异，这要取决于各人的个性、偏爱和派别斗
争。③
后汉诸帝或满足于起一种更消极的作用，或希望减轻他们行政职责的负
担，而把权力委托给别人。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同时任命一名录尚书事。这意
味着由他代替皇帝监督御用的尚书台。在公元　１８９　年有效的政府崩溃以前，
九名都尉和两名大司徒被任命为录尚书事，从而导致两个内阁一定程度的溶
合。另外，除了最初的两名太傅外，所有的太傅都被授予同样的职责，这解
释了他们取得政治大权的原因。但是政府很清楚把过多权力交给一名官员引
起的危险，因此又把录尚书事的权力正式划分给两名甚至三名高级官员。这
种方法仅被前汉采用两次，而在后汉却是正常的形式。
权力平衡的又一个因素是摄政。大将军，即摄政，不论是由皇帝还是由
皇太后委派，都是皇帝的主要代表，但都不拥有皇帝的全部权力。他分享了
皇帝或皇太后的权力，但一般地说不是不会引起紧张状态的。有意思的是在
七名摄政当中，前四人无人当过录尚书事，其余三人则与别人一起掌录尚书
事的权力。只有第五位摄政梁冀成功地清除了自己的伙伴，从公元　１４７　年末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32—13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42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　141—142　页。
② 见本书第　7　章《中央政府》。
③ 比如，见本书第　4　章
　



至　１５９　年一人独当录尚书事。这是他赢得不寻常权力的原因。
摄政试图把自己的权力超过制度允许的限度，这使他们与皇帝发生了冲
突。冲突始于操纵皇位的继承，终于全面的对抗。最后两位摄政与某些职业
官僚而不是与他们正常的支持者联合起来，目的是要大批屠杀宦官并对皇帝
进行人身控制。但是两人在计谋上都斗不过宦官而被宦官消灭，宦官被私利
所迫，就成了皇帝最后的保卫者。
　



结束语

正如史料所描述的，后汉的制度不是乌托邦，而是实用的和起作用的体
制。后汉的制度由秦朝和前汉转化而来，并在转化的过程中趋于更加复杂和
精细。发生的变化导致它变得更好和更坏。官僚机构越来越大。新的司空可
能促进公共工程。皇帝私人资金与公共资金的混合无疑是为了改进管理，但
却引起了财政上的弊病。三公三方的监督权代替了御史大夫及其官署对官员
公开表现的考察；御史大大的丞转到少府的官署；郡的监转到了地方行政机
关，这一切都有助于朝分权和减少政府的监督职能的方向发展。御用尚书台、
大将军和太傅的重要性的增长产生了一种新的官僚政府的妥协。有权势的各
级宦官的产生是对外戚家族滥用其权力的一个反应。
总之，后汉的制度不仅具有建立在牵制和平衡这一基础上的十分重要的
稳定性，还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能力。后汉的制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及后来世
纪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制度。
　



第　９　章　　秦汉法律

史料

按照传统说法，中国很早就有了法典。至迟从公元　８　世纪起，它就已有
了一部刑法。①把编纂法典与大而集权的国家——它逐渐取代了一大批小而陈
旧的国家——的成长和与在这些新政治体制中一个真正官僚政治的发展联系
起来，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但除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以外，这些法典以及
后来的帝国的法典大部分都不存在了。我们得到的最早的完整法典是编纂于
６５３　年的唐代刑法的　７２５　年修订本和几百条唐代的行政规定。我们所知我对
去世的莱顿大学司自励（Ｓｚｉｒｍｉ）教授和鲁惟一博士的可贵的提示表示谢意。
道的较早时期的法律，绝大部分是辑自历史和文学著作中的引文与其它材
料，和一定程度上来自铭文与考古发现的文书。用这种方法，我们获得了一
批较早的法律的引文和一宗可观的判例法。
除去近来发现的部分秦律的汇集之外，我们的主要史料是连续叙述公元
前　２０２　年以后一统的或割据的各王朝的史书，尤其是这些史书中的几篇刑法
志，它包含了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法典编纂和修订的史事，以
及大案要案的讨论摘要。这些史书是，司马迁（大约公元前　１００　年）的《史
记》、班固（公元　３２—９２　年）的《汉书》、范晔（３９８—４３６　年）的《后汉
书》以及一批较后期的著作。这些史书的叙述之所以更加重要，是由于它们
提供了官方文书的摘要，并常引用原话；这些引语的可靠性以及这些著作作
为整体的传统的忠实性为考古发现的物证所证明。这些史书的早期注释者以
及原籍的注释者，在解释原文的晦涩而古雅的段落时，给了我们一系列的法
条引文。搜集有关早期中华帝国的法典材料和有关的判例法，应归功于中、
日两国学者。中国最早做这个工作是在快到　１３　世纪末的时候；而到了近　１９
世纪末，这种研究才继续进行，但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的，并取得了
卓越的成果。我们所遵循的主要是这些学者们的力作——特别是活跃于　２０
世纪头十年的沈家本和程树德的著作与考古学发现。
关于统一帝国建立（公元前　２２１　年）前的时期的情况，与上面的情况十
分类似，因为我们也掌握了一批可从中选取有关法律和法制材料的文、史、
哲的著作。但确定这些原文的时期则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并且远远没有得到
解决，而对原文的校勘工作也几乎没有开始。①因此，仅靠这个基础，不可能
给这一时期的法制画出一个条理清晰的轮廓。但最近几年大量的秦王国的手



① 关于“法”在中国制度和社会中的地位的概观，见瞿同祖：《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巴黎、海牙，
1961）；卜德：《中国的法的基本概念：传统中国的法的思想的根源和进化》，收于他的《论中国文明论
文集》，勒布朗和博雷合编（普林斯顿，1981），第　171—194　页。关于最早的法典编纂，见何四维：《秦
代的法家和法律》，收于《莱顿汉学研究》（莱顿，1981），第　3　页。关于汉律遗文的搜集和解释以及《汉
书？刑法志》的译文，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日文译文见内田智雄：《汉书？刑法
志》（京都，1958）。何四维：《秦法律残简：1975　年湖北云梦发现的公元前　3　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
的注释译文》（莱顿，1985），他在书中提供了最近发现的秦律残简的译文；以下提到的这些文书的细目，
即根据这一著作的分类。
① 关于对这些文书的看法，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18　页以下。
　



写法律文书残简的发现和出版，使这种情况大有改进。①






















































① 1975　年，这些文书发现于公元前　217　年的一个古墓，它位于湖北武汉西北约　75　公里（45　英里）处。关
于这个发现的详情和把原文转写为现代汉文的各种版本，见何四维：《1975　年湖北发现的秦代文献》，载
《通报》，64：4—5（1978），第　177　页以下；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关于中文材料，可参见睡
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1978）；这个版本不同于　1977　年出版的同一名称的
线装本。当本文付印时，接到初步的报告说，秦律的原文现正被进一步发现的法律文书所补充，这些文书
的年代在前汉的头几十年。从江陵（湖北）张家山　M247　墓中发现的汉简总数超过了　500　件；见张家山汉
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载《文物》，1985。1，第　9—15　页。
　



总的原则

早期中国的法，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古代社会的法。它的古代性甚至到了
表现出某些属于所谓“原始”思想特质的程度；而在其它方面，则从现代意
义上说是纯理性主义的。
中国思想自汉代以前及以后的世纪以来，本身清楚地表明，它受宇宙各
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影响和互相依存这一观念的支配。其结果是个人的行
为被认为会影响万物；这样，统治者的行为自然会有万物的感应，甚至普通
人的行为也有这样感应。这样，被认为是反常或违时的自然现象，因此就被
看成是天时失调的表现。②
为了与这种观念谐调，即个人的行为必须与宇宙的进程紧密配合，以保
持与自然界的一致，从而对人类有益，死刑只能在死亡和衰落的季节执行，
也就是在秋冬两季执行而不能在春季，否则就妨碍了繁殖和生长，从而引起
灾害。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死囚如果“熬过了冬季”，那就意味着
他可能不被处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官吏时常急着在春季到来之前对
死囚行刑的原因了。①
自然界和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这一概念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因扰乱
和谐的行为而引起的不平衡，必须用另一个行为去抵消这个不平衡而使其平
衡。因此，必须用刑罚来抵消罪行，如所用术语的“当”和“报”等的含义
就是如此；用惩罚去“压倒”罪行或进行“回报”，这样，原来被错误行为
所打乱了的和谐就得以恢复。②
从这个概念派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发生一个错误行为时，它必
须被纠正；刑罚必然紧跟罪恶之踪。一个人——当然是可以追踪到的犯罪者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理论上是不论此人的年龄、性别或条件。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疯子被处以死罪；而在后世只受到稍为从轻的惩处。
③
从古代的经典④中可以清楚地断定那时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原则，中国社会
就是以这个原则像一座金字塔那样组织和形成的。这个组织形式一直支配着
中华帝国的始终；虽然许多世纪以前的远古的具有神性的王权已转变为人世
的王的统治，但统治者个人依然具有宗教的威严。于是反对统治者本人和他
的政府的事情都被认为是罪大恶极。他的住地和墓地以及更直接与宗教有关
之地也围绕着同样的气氛；在那里发生不吉利的事件比在非神圣化的地方发
生的要严重得多。等级的原则也同样在家庭之中生效，从而产生了子孙对祖
先，长辈对晚辈的行为的不同评价。不孝父母和弑父弑母当然属于大恶不赦
的范畴。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长官与他治理下的百姓、老师与学生、主人和
奴隶之间。



② 关于这些思潮的发展，见以下　12　章《道及其衍生的思想》和《董仲舒和天的警告》；鲁惟一：《中国人
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　202—　公元　220　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　4、8　章。
①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103—109　页。
② 关于董仲舒的这种观点的表现，见《汉书》卷　56，第　2500　页以下。
③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301　页。
④ 例如，《书经》的非伪造的部分、《春秋》和《左传》。
　



另一个古代现象是集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①特别是犯
重大罪行者的家属也要受到惩罚，有时被处死，有的被罚作奴隶。这种原始
古代特征的一个后世的派生物，是罪党推荐的政府官员被罢官。②
但也有其它倾向在起作用。首先，我们已经提过等级原则可因情况不同
而导致减刑或加刑。具有较大意义的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作了个区分，这在
前帝国时期已经如此了。法官在“贼杀”（预谋杀害）或“故杀”（有意杀
害）与“误”和“过失”之间予以区分。后两个范畴也可应用于非杀人的案
件。③
另外一个区分是在“首”（为首者）即主谋者与实际执行者即“手杀”
（亲手杀害者）或“从”（随从者、共犯者）之间。还有各种不同的术语，
如“教”、“使”、“令”等，都表示怂恿之意。④
虽然带有些古典的特质，但法的主体是理性的和政治性的，它由很多的
具体规定组成，目的在于通畅政府的职能，并以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手段
来支持政府的稳定。这些条文表明中国社会世俗化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它们
远不是古典的，不再是仅建立在“自然法”或神权时代的风俗习惯上；它们
非常清楚地表示了统治者的意图。它们形成了一个完全具有实际含意的法规
组合体，普遍适用于全体居民，只有那些继续使用等级原则的领域才是例外。
但必须注意的是，例外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首先，按定义身
为皇室后裔的王极少受法律的惩处，虽然有大臣们的劝谏，但皇帝则“不忍”
使他们受惩罚。更重要的是一个很古老的原则，就是必须先征求皇帝的同意，
才能开始以法律程序来惩罚帝国的高级官吏。①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增大，至
少从公元的头一个世纪以来，例外的范围不断地扩大。最后实际上包括了整
个占有土地的上层社会，即一般称为绅士的阶层，所有的士大夫由这个阶层
组成。前王朝时期的古代贵族早已不复存在；秦汉时期的诸侯虽有头衔而无
真正的封地，因而没有势力。新的豪族逐渐占有了儒家经典（尤其是《礼记》）
所描写的他们的远古前驱者的特权。但这些法律条文从来没有形成一种抑制
统治者的意图或主观专断的因素。
等级原则不应和社会地位相混，至少在汉代是如此。秦汉时期的爵制给
受爵的人一些特权，包括犯罪减刑在内；但除了拥有最高爵位者以外，其他
列侯和贵族并没有特殊地位。②更进一步的一个地位区别，也可说是一种理论
上的区别，是自由民（庶民，普通人）和奴隶之间的不同。在汉代以后的割
据王朝时期，大势族的确终于享有特殊地位，而非自由民阶层也有所发展。
奴隶继续存在，但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几个集团形成了。这些集团都不享
有完全的自由，但他们的地位也不像奴隶那样低。它们包括近似农奴身份的


① 见上面第　1　章《连坐》。
②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71　页以下。
③ 详情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51　页以下。又见《睡虎地》，第　65　页以下，第　169、264　页（何
四维：《秦法律残简》，文书　27、28　以下，文书　35、36　以下和释文　20）；何四维：《秦法律残简》引言。
④ 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65—270　页。
① 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85　页以下。
② 关于爵级，见上面第　2　章《侯与爵》和第　7　章《奖惩与法律》。关于对有爵者的减刑，见鲁惟一：《汉
代贵族爵位的等级》，载《通报》，48：1　—　3（1960），第　155　页以下：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　214—22
页。
　



客和部曲；部曲是一些起初在私人军队中服役的人，后来形成一个非自由的
奴仆阶级。③
奴隶的人数似乎一直不占人口的多数，据美国学者韦慕庭说，前汉时期
的奴隶数字不会超过近于　６０００　万的人口总数的　１％，而且可能更少。①私人
奴隶大多从事家务劳动，很少有生产任务；中、日两国学者已经有说服力地
证明：对主人来说，在农业上使用佃农比使用奴隶要合算得多。②这些私人奴
隶是偿债和买卖的产物；“野蛮”的西南地区似乎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
则是较次要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