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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关于石显和弘恭，见《汉书》卷九三，第　3726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63　页。
　



数并不明显地多于以往，但颁布大赦的诏令反映了施政的新面貌。它们表达
了一种观点，即严厉的判刑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犯罪率；它们暗示犯罪的增加
是征重税或未能保证行政清廉的结果。除了公元前　１３４　年与大赦令一起颁布
的一道诏令外，以往在这些情况下是不谈这类意见的。此外，公元前　４７、４６
和　３２　年的几次大赦令郑重地表示了皇帝要弥补因他的无能而引起的宇宙万
物运行失调的企图，这种失调通过上天的警告已经表现了出来。朝廷坚决地
认为，大赦是及时地注意这些警告和作出补救的一种手段。②几乎与此同时，
朝廷下令减轻法律规定的某些严刑（在公元前　４７　和　４４　年）。在公元前　３４
年，它又指示简化和缩短诉讼程序；长期的诉讼严重地扰乱了黎民的生活。③
长期以来，政府容许罪犯付钱折罪，以减刑或免刑，这已成为惯例。这
种做法可以追溯到秦帝国时期；公元前　９７　年，５０　万钱足以减死刑一等。①这
些措施对时新派思想家们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又一个收入来源；然而
改造派的意见是反对这一制度，因为它有妨碍实施公正的司法和偏袒富人的
倾向，却不能遏制犯罪。
约在公元前　６２　年，萧望之已经坚决反对把这一制度稍加改变而予以实施
的建议。有人曾经提出，定罪服刑的罪犯可以参加镇压西羌叛乱者的征剿，
从而免除进一步的惩处。萧望之成功地阻止朝廷采纳这项建议。②在贡禹担任
御史大夫后不久（公元前　４４　年），他就时弊向皇帝作长篇陈述时提起了折刑
之事；他认为这种做法是降低公众生活的〔道德〕标准的根本原因之一。我
们不知道，他的反对意见是否被采纳，他的建议是否被实施。③

节约

改造派政治家们长期以来为宫中的挥霍浪费现象而感到痛心；它消耗了
本可以更好地利用的资源，浪费了本来应该专门用于谷、麻和蚕丝生产的劳
动。元帝登基后不久，朝廷采用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减奢侈用品，俭朴蔚然成
风。公元前　４７　年，提供车马以供皇帝使用的专门机构被撤消，同时撤消的还
有专用的某些湖泊和林苑；次年，宫中禁军的编制被缩小，官员们奉命削减
开支；公元前　４４　年，即暂时取消国家盐铁专卖的那一年，在皇帝的宴会和使
用交通工具方面都采取了节省措施。④为娱乐而布置的一些比赛停止举行；很
少使用的一些狩猎庄园被关闭；原来在中国东部设立的供应宫装的官署也被
撤消。公元前　４４　年的另一个措施表明当时的政治家们不仅仅为节约而急于紧
缩开支；他们对国家资源的使用还怀有建设性的思想。在此之前，受博士官


② 关于公元前　47、46　和　32　年的几道诏令，例如，见《汉书》卷九，第　281、283—284、303　页（德效骞：
《〈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308、311、376　页）。关于完整的大赦令表，见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
等级》，第　167—168　页。
③ 《汉书》卷九，第　29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334　页）。
① 关于秦代的做法，见本书第　9　章《刑罚的种类》。关于公元前　97　年折罪之事，见《汉书》卷六，第　20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109　页）。关于其他事例和有关原则的探讨，见何四维：《汉
法律残简》，第　205　页以后。
② 《汉书》卷七八，第　3275、3278　页。
③ 《汉书》卷七二，第　3077　页。
④ 《汉书》卷九，第　281、284—285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306、312、314　页）。
　



训导的学生人数有名额限制。在实施紧缩开支的措施的同时，朝廷取消了对
学生人数的限制，以期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人担任公职。但由于这一变化增加
的费用，在公元前　４１　年，学生人数又有了名额限额。①
有一个进一步的节约措施特别引人注意，因为它产生于财政和意识形态
方面的考虑；它是宣帝朝的过渡时期所采取的措施的继续。早在公元前　７０
年，乐府已奉命削减其正式编制；公元前　４８　年朝廷又颁布了同样的命令；１５
年后乐府又奉命停止某些比较铺张的做法；诸如提供国祭仪式中的女歌诵
团。最后，在公元前　７　年，乐府被撤消。在那时，它共有　８２９　名精通音律的
人充当歌诵者和演奏者。一半以上的人被直接遣退，其余的人被调到其他机
构；但朝廷仍能为朝觐组织一个有　１２８　名乐师的乐队，为宗教祭祀组织　６２
名演奏者。②
乐府有许多精于音律的人任职，尤其是在下达紧缩编制命令之前。但是
撤消乐府的记载着重叙述的是乐府已被败坏了的职能而不是节约钱财的需
要。到乐府结束之时，它已与演奏容易引起情欲和刺激放荡行为的靡靡之音
联系了起来。在几个世纪之前，孔子已经不赞成这类音乐，所以改造派政治
家们设法压制为国家演奏这类音乐的组织，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认为它会对
世风产生有害的影响。
政府中一名可以代表新潮流的官员为召信臣，他生于华中，他学术上的
丰硕成果使他能在朝廷取得一定的地位。①他先任一个县的县令，后任南阳郡
的郡守，在任郡守时，他极力使百姓富足起来。他亲自在田地劳动，给人们
树立勤奋的良好榜样，并不知疲劳地视察供水情况和改善灌溉设施。这些措
施使郡内的生产大为提高，于是仓廪充实。郡守还成功地说服百姓为公平分
配水的使用达成协议。他阻止了立界石争产权的争端的爆发，并大力提倡节
约。对那些喜欢过懒散奢侈生活而不愿在田地劳动的下属官员的家族，他威
胁要提出诉讼；他赢得辖区百姓衷心的支持，那里的人口翻了一番。
由于这些成就，召信臣得到了应有的奖励；他先被提升为河南郡郡守，
公元前　３３　年又升任少府。就在任少府期间，他提出了在中央政府一级节约开
支的建议。他提出应中断维修皇宫的那些很少使用的建筑物；乐府应该撤消；
戏班和正规的宫内禁军的武器装备应大大地减少；他极力主张，用于促成某
些作物和蔬菜在非种植季节生长的燃料开支是不合理的。还可以补充的是，
召信臣幸运地是一位在职时因年老而自然死亡的有成就的高级官员。
除了削减开支的尝试外，在新朝伊始之时元帝的顾问还提出了其他的旨
在抵消武帝时期新派政治家们的过激政策的措施。改革的主要拥护者是公元
前　４４　年任御史大夫的贡禹。他强烈地反对雇佣国家征募的劳工采矿或铸币；
他断定用于这类事业的劳动日多达　１０　万个以上，他反对让农民承担生产矿工
和工人所需的粮食和布的义务。
贡禹竟然成功地使国家的盐铁专卖在公元前　４４　年取消了。但不久收入的
减少越来越严重，专卖事业又在公元前　４１　年恢复。②贡禹还关闭了用作稳定
大宗商品价格的粮仓。讲求实际的耿寿昌急于尽量减少运粮的劳动力，于公


① 《汉书》卷九，第　285、29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315、324　页）。
②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6　章。
① 《汉书》卷八九，第　3641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第　291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324　页）；卷七二第　3075　页。
　



元前　５４　年又建立了粮仓。①
贡禹又提出一个建议，但它甚至没有被短期采纳；这个建议就是以一种
货币前的经济来代替货币经济。他争辩说，爱财是万恶之源；它吸引人们脱
离田地的生产性劳动而去从事工商，工商可以不花什么劳动而取得厚利。钱
的使用可以使富者积聚财富；富者利用财富纵情享乐和进一步追逐利润，因
为放债可以轻易地取得二成之利。随之而来的是对农民的诱惑，使他们放弃
土地去寻求似乎可以致富的一条直道，这几乎是无法压制的，因为他们被钱
财弄得神情恍惚。但如果他们不能发迹，其下场将是一贫如洗，出路只有当
盗匪。
贡禹提出关闭官办的铸币厂；征收粮食或织物作为岁入；完全以实物支
付官俸，以取代官员已经习惯的钱和粮合计的月俸。贡禹的论点也许是讲得
通的，但由于货币在当时经济中的地位，它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如果高级文
官收到大量粮食作为他们的官俸，他们就会遇到处理粮食的困难，所以很难
指望他们会支持贡禹的建议。
就在前汉末年，一个甚至更为激进的措施被提出，但同样没有成功。这
个建议是在公元前　７　年任大司马的师丹的鼓动下出笼的。象贡禹那样，他深
感贫富之间严重的悬殊；他又象董仲舒那样，寻求通过土地的再分配来缓解
苦难。他就土地的规模和可以拥有的奴隶人数提出了一系列的限额，其大小
和多少依社会地位（拥有的爵位，或是侯）而定。②建议被提交讨论，并原则
上被采纳；但许多位居高位的人，如傅后和丁后的外戚及哀帝的宠臣董贤，
因此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这个建议未付诸实施。就在此时（公元前　７　年），
政府为了减少支出，颁布了与公元前　４７　至前　４４　年所采纳的措施相类似的节
约措施。
自从公元前　１０９　年整修黄河的堤坝以来，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防洪活
动。在公元前　９５　至前　６６　年期间，一些小的泄洪口和支渠已经挖成，以减缓
大水顺流而下的沉重压力；但政府对疏浚或维修的必要性还没有充分注意，
于是在公元前　３９　年和　２９　年发生了大决口。公元前　３０　年，大雨在中国的其他
地方造成了洪水，长安城内惊慌失措，担心即将来临的灾难。①公元前　２９　年，
洪水为灾的责任被归之于御史大夫尹忠。他成了时弊的替罪羊，因身居高官，
只能自杀谢罪。
以后，大司农负责此事；通过迅速有效的行动，他成功地解除了危险的
形势。他发动了一个全面的救灾行动，使用了　５００　条船只以撤走受威胁地区
的居民。为了把洪流疏导至支渠以防止进一步的洪水，建成了一批堤坝。经
过　３６　天并使用了征募的劳工，这个工程得以完成；朝廷采用了新的年号“河
平”（公元前　２８—前　２５　年）以示庆祝。这一成就有助于遏制下一次洪水的
威胁，下一次洪水发生在公元前　２７　年。②
幸运的是，《汉书》收有公元　１　至　２　年帝国形势的基本情况的概要。它


① 《汉书》卷八，第　268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253　页）；卷二四上，第　1141　页（斯
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95　页）。
② 《汉书》卷十一，第　3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21　页）；卷二四上，第　1142　页《古
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00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67　页以下。
①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54　页以下、190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九，第　1688　页以下。
　



列出了当时全部的行政单位，同时还有为征税而作的每年的人口登记报表。③
在最后几次调整之后，公元　１　至　２　年的帝国包括　８３　个郡和　２０　个王国，它们
据称共有　１５７７　个诸如县和侯的下属单位。从各个郡和王国所列数字得出的总
人口登记数合计为　１２３６６４７０　户，或　５７６７１４００　口。
县及其市镇的材料较少，因为所收的这类数字只有　１０　例。未提选列它们
的原因，但可能它们说明了帝国的某些大城市的规模。因此，它们难以引导
我们了解当时可能存在的其他　１５００　个中心城市的规模。例如京师及其所在的
县的数字为　８０８００　户，或　２４６２００　口；也有人提出，京城城区的居民约超过　８
万。①
可以料到，各地人口的分布很不均匀；人口高度集中在丰产的黄淮流域
及肥沃的四川盆地（见地图　１０）。《汉书》中提供的可耕地规模有些难以解
释；但情况似乎是，在耕之地不足以生产可充分供应全民的粮和麻（衣服的
主要原料）。最后这一卷附有一个政府设立以管理各类生产——如盐、铁、
果品和织物——的所有专使的注。②

宗教问题

以前的几个皇帝竭力保持对五帝的应有的祭祀仪式，认为他们守护着王
朝的命运。③武帝（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在位）亲自参加祭祀古代神祗，早
在秦帝国以前很久，人们已经承认了他们的存在；在时新派的鼎盛时期，他
曾经主持对其他的神——后土和太一——的祭祀。宣帝（公元前　７４—前　４９
年在位）继续举行这类仪式；他的继承者元帝（公元前　４９—前　３３　年在位）
在公元前　４７　至前　３７　年期间至少参加了　１１　次祭祀，使仪式更为隆重。但是，
变化正在发生。
成帝（公元前　３３—前　７　年）初期，一批祭奉次要的神的神坛或由方士祭
祀的神坛被取消。①但是远为激进的变化涉及继续举行重大国祭的地址和在那
里祭祀的方式，尤其涉及了祭祀的对象。这个变化主要是匡衡有说服力的陈
述造成的，他推动变化，以之作为对古制的恢复，古制已经腐败，需要清理。


③ 见《汉书》卷二八所列每个国和郡的条目以及卷二八下第　1639　页的统计方面的概要。这两卷所列的数字
不是全《地理志》各个行政单位的统计数的准确的总数。
① 宇都宫清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1956），第　115—117　页；又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
第　19　页以下。
② 更详细的情况见第　10　章。关于人口计算及其准确性的研究，是毕汉斯：《公元　2　至　742　年时期的中国人
口统计》，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9（1947），第　125—163　页。虽然《汉书》中有一个声明，
说人口计算指的是公元　2　年的数字，但它可能是根据前一年的登记数。《汉书》实际提供的人口总数为
12233062　户，即　59594978　口，与正文中提供的各郡各国所列数的合计数不一致。与此相似的情况是，所
列的下属行政单位　1587（或　1578）个应该是　1577　个。关于这个时期产量的意见依靠的是《汉书》中关于
可耕地面积的略有问题的数字（《汉书》卷二八下，第　1640　页），此外，汉代政治家所引的产量数字是为
了辩论而估计的。唯一可靠的材料是行政记录中为公务员及其家属分配口粮而提供的材料；这类数字对全
体人口的适用程度则是值得怀疑的。
③ 关于这个题目，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5　章。
① 《汉书》卷二五下，第　1257　页。雍城古址共有　203　个神坛，只留存　15　个。各地总共有　683　个神坛，留
下了　208　个。
　



他争辩说，象雍、甘泉或汾阴那样的传统祭祀地点都离长安相当远，皇帝的
亲临会造成应该避免的巨额支出和人民的困苦。出于类似的原因，他主张庄
重和简单，避免到那时为止成为各种仪式特点的那种铺张和繁琐。最重要的
是，汉朝将舍弃秦代祀奉的诸神而祀奉周代的神。
人们还记得，高帝在秦承认的四帝之外，加上了对第五帝（黑色）的祭
祀。②这个变革始于公元前　２０５　年；但是这些仪式这时让位于祭天，即祭祀周
代诸王认为是他们的尘世统治权的来源之神。从公元前　３１　年起，汉成帝在长
安南边和北边新建的祭坛参加祭天地的仪式。到较远祭祀地点的巡行就不再
有必要了；素色祭坛上的土制祭器和葫芦代替了玉器，朴素的祭坛代替了过
去华丽和精心装饰的祭坛。
但这些变化还不是持久的。在公元前　３１　年，变化引起了争论；它们尤其
引起了很受人尊敬的刘向的反对，他极力主张必须保持王朝习俗的延续性。
具有明显重要意义的是，祭祀国家尊奉之神与生育太子这两件事被联系了起
来。成帝尚没有一个继承者，人们希望，随着宗教仪式的变化，五帝中的新
帝将赐福于王朝和成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确
保国家未来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了，在公元前　１４、７　和　４　这几年，宗教仪式
发生了变化，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最后，在公元　５　年，长安祭天地的仪式被
重新确立，这主要是由于王莽的影响；公元　２６　年，祭天地的仪式从这里转移
到中兴王朝的京都洛阳。
在历史上还可以看到祭奉皇帝列祖列宗的类似的形式。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