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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赵王朝据有中国的东北部。在公元　４　世纪的下半叶，北方的权力中心
移到了长安，另一个蛮族——即原始藏人的苻族——在这里建立了中文名字
的苻秦王朝。②这些以领土征服而与中亚相接壤的强大的波斯式统治者都皈依
了佛教，因此许多外国宣传家带着大队翻译人员前来向他们宣教。翻译人员
最初是在道安的指导下工作，后来从公元　４０２　年起又在伟大的鸠摩罗什领导
下工作；关于后者，我们回头再谈。
在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国化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仍在进行下去。官方正
史不是没有恶意地渲染了南方朝廷和浙江显贵——特别是梁武帝（公元　５０２
—５４９　年在位）的佞佛行为，他纵情地对僧人滥加施舍，因而引起了儒术官
吏们的一片抗议声。他的朝臣们在向僧徒、佛教社团组织及其庙宇布施时，
夸耀豪富，争相以压倒对方为能事。梁武帝是第一个开办“四部无遮大会”
的人，这有些类似印度僧伽每五年一度的大法会，因而所费不貲。无遮大会
在公元　５２９　年举行时，据说参加者逾五万僧尼和善男信女。皇帝穿长袍祈祷，
他的众臣下以　１０　亿钱赎金从僧伽把他赎回。当　５３３　年无遮大会举行时，据说
有　３０　万人参加，均得“法定布施”的丰厚财物和饮食；会上还有娱乐奇观，
展示了驯象等等。有几种材料还说到佞佛的贵族们所乐此不疲的做法，即舍
身给寺院，再用现金付给僧伽来赎身。①
这种自己献身的办法走得甚至比印度的做法还远。有些狂热分子断残肢


① 关于石虎，见《晋书》卷一○六上，第　2761　页以下；以及横超慧日：《中国佛教研究》（京都，1958），
第　53　页以下。
① 见芮沃寿：《佛图澄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1（1948），第　321—371　页。关于他之可能为佛
教法师之说，见戴密微：《僧护瑜伽师地论》，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44（1954），第　364　页注　8。
② 此即“前秦”，公元　351—394　年；这个政权被原始藏人的姚氏家族所重建，史称“后秦”，公元　384—417
年。
① 雅克？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西贡，1956），第　235—236　页；陈观胜：
《中国佛教的历史考察》，第　125　页。
　



体，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躯体都作为祭祀的奉献，因此被儒家人士视为亵渎神
明；还有些人则舍身自焚；②这种自杀的方式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于中国和越
南，其目的或者是想避免天灾或战争，或者是用作政治讹诈的一种形式。在
印度，大乘教英雄们的赎罪的自我牺牲多半是神话式的，但是，现实主义的
中国人却把这些传奇当做真人真事，他们总是渴望要做到言行一致。关于这
种拘泥字句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具体表现于儒家的古老品德“诚”字
之中（在语源学上，这个字的写法意味着“已诺必诚”）。
就教义方面来说，印度一位大师于公元　５４６　年来到广州，于是南方经义
出现了一大转折点。此人即是真谛，一位原是有极高教养的婆罗门教徒，后
来皈依了佛门。③他通过扶南（Ｂｎａｍ，下柬埔寨）而来，随身携带　２４０　捆梵文
贝叶经。在使南中华不得安宁的政治动荡中，他借助于口译者和有学问的高
僧以其余年翻译和解释了这些经文；后者对他的译文写下了注疏，也摘取了
这位大师的教导作为评注夹杂在译文之内。它的大部分经文属唯识宗（ｖｉｊ
ā－ｎａ－ｖāｄａ），也称为瑜伽行派（ｙｏｇāｃāｒａ）。在中文里它被特称为法相宗
（ｄｈａｒｍａ－ｌａｋｓａｎａ），因为它着重分析认识的材料，而不太着重设想无分化
的绝对——万物的本质（法相，ｄｈａｒｍａｔā）——的综合方面。
这种分析式的认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崭新的东西。它最初是在　６　世
纪之初通过北方的印度大师们所作的翻译介绍进中国来的；它在北方曾引起
很活跃的辩论。它特别讨论的是所谓的基本知识（阿赖耶识，āｌａｙａ－ｖｉｊｎā
ｎａ），这个学派对基本知识的论证比对产生于感觉的经验主义知识的论证要
更深一些（或者更高一些）。这种精妙的心灵本质论，即“贮藏”事物的“种
子”（它们使因果报应得以连续下去）的下意识行为只有使中国人手足无措。
它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这个问题当时正在中国北
方进行讨论，正巧传来了真谛的新译文和他的教导，因而更加促进了辩论的
复杂化和尖锐化；因为真谛还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更升华了的认识
论范畴——即纯洁无瑕的知识（无垢识；阿末罗识，ａｍａｌａ－ｖｉｊｎāｎａ）。不管
中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北方与南方佛教徒之间就用这种方式继续进行交流，
从而在宗教方面为隋、唐的政治统一准备着道路。
真谛据认为也“翻译”了出色的哲学论文《大乘起信论》。批评家们马
上说它是中国的伪经，但它却表明了中国人在　６　世纪中叶的时候是怎样融会
贯通印度的思想的，不但在它的最深奥的思维方式上如此，甚至在它的表达
方法上也是如此。①伪经经文在中国佛教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②它们形成了


② 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情况》，第 234—237　页；《5—10　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杀》，
载《高等实验学校论文集》，2（1960），第　527—558　页；冉云华：《中世纪中国佛教徒的自我献祭》，
载《宗教史》4∶2（1965），第　243—268　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　281—282　页。关于中国佛
教徒从心理的实际变化所产生的拘泥字义的倾向，例如可见热尔纳：《5—10　世纪中国社会中佛教的经济
情况》，第　209—218　页。
③ 关于真谛（公元　500—569　年），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集（1929—1970　年）》（莱顿，1973），第　1
页以下。
① 《大乘起信论》之梵文为　Mhāyān…■rddhotpād■āstr。有一种译文，见峡田吉人：《信仰的觉醒：据认
为是马鸣之作》（纽约和伦敦，1967）。又见戴密微：《佛教研究选篇》，第　1　页以下；以及沃尔特？利
本塔尔：《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新看法》，载《通报》，46（1958），第　155—216　页。其中讨论的主题
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宗派所讨论的诸问题。
　



一个真正的体系（的确象在道教中，甚至在儒家中那样），并且在六朝时期
更加丰富起来。“伪经”一词特别表明这种经文意在冒充佛陀的教言，而以
印度的原著为基础或者用印度语言写成，但它们事实上却是中国人的伪作或
代用品。
有的时候伪造者相信，他们的灵感得之于上天，因此能滔滔不绝地写出
伪经来，正象道教的经文是由神灵传授给中介人一样。例如，有一个名僧法
的尼姑死于　１６　岁；她是在阴魂附身时，口诵一系列偈语而被周围的人们虔敬
地记录下来以后死去的。①在那时的佛教伪经中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包括许多
特别是论述长生术的道教的成分；这部分地说明了中国人普遍信仰弥勒佛或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原因。但是，其中也有儒家的因素，例如有赞扬孝道、
敬拜祖先和殡葬礼节等这些在印度不时行的东西。佛教书籍中充满了敬神
术、占星术、占卜术以及各种各样中国人特有的迷信，这就从中世纪早期起
预示了“三教”合一的发展，后来便以此形式侵入了民间宗教之中。
但是，在文人学士之中，正是象《大乘起信论》这类伪作取得了，而且
继续取得例外的成功。他们在这部经中找到了经过过滤后能为自己所用的一
种佛教的形式。在　１２　世纪，甚至大哲学家朱熹（公元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　年）在批
评佛教的时候，也几乎只提到它的伪经；印度经院哲学中那些伟大的论文已
经从梵文翻译出来，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②毫不奇怪，佛教书籍对他为来说
不过是一堆剽窃物而已。
在真谛在南方展开工作的　５０　年以前，鸠摩罗什已经在北方介绍了另一种
形式的印度佛教哲学。鸠摩罗什③原为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徒之子，后来皈依了
佛教，曾卜居西域诸王国之一的库车，这里无疑地既使用梵文，又使用中文。
他在这里娶了当地一位已经削发为尼（就象其夫已为僧那样）的公主；当时
在西域并不严格奉行僧侣的独身生活，因此鸠摩罗什也生了孩子。当他很年
轻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带到克什米尔作见习僧，同时在那里研习小乘教经
典。在他返回库车的路上，他在喀什噶尔停留了下来并开始研究大乘教，特
别是其中由龙树（Ｎāｇāｒｊｕｎａ）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中观学派（Ｍāｄｈｙａｍｉｋａ）
的学说；他是一位很出名的教主，但在历史上又很模糊不清。
这个学派曾就《大般若波罗蜜多经》（Ｐｒａｊ■āｐāｒａｍｉｔā－ｓūｔｒａ）中的教
义做了极精详的系统化工作；它宣扬在相对和绝对之间的中道（ｍａｄｈｙｍā
ｐｒａｔｉｐａｄ）；它的出发点是对两“边”（ａｎｔａ）和任何二元性实行归谬法的
辩证法；它依靠悖论来否定被排除的第三者。绝对和相对之间的对立、常（■
ā■ｖａｔａ）与断（ｕｃｃｈｅｄａ）之间的对立、菩提（ｂｏｄｈｉ）与烦恼（ｋｌｅ■ａ）之
间的对立、死（ｎｉｒｖāｎａ）与生（ｓａｍ－ｓāｒａ）之间的对立，都可归结为空（■
ūｎｙａｔā）。①
公元　３８４　年，库车被前秦的一位将军所攻克，鸠摩罗什也被俘获；这位


② 见戴密微：《中国哲学词汇形成的研究》；以及《中国学研究选篇（1921—1970　年）》（莱顿，1973），
第　148　页以下、153　页以下。
①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49—50　页。
② 见　G。E。萨金特：《朱熹与佛教》（巴黎，1955）。
③ 鸠摩罗什，或简称罗什，约公元　350—409　年。关于他的传记，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第　2　卷，第　54　页注　2。
① ■ūnytā，在数学上就是零。
　



宗教大师是他们急需的人材。这位将军回到中国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自
治国家——后梁（公元　３８６—４０３　年），其地在梁州的姑臧（今甘肃的武威）。
鸠摩罗什在那里呆了约　２０　年，他在这期间多半完善了他的中文知识，因为如
若不然，就很难说明他会翻译得那么优秀了。后来他再次被后秦的姚兴（后
秦的高祖，公元　３９４—４０６　年在位）所组织的一支军事远征队所俘获。姚兴是
一位狂热的佛教徒，他在他的京城长安给鸠摩罗什加了许许多多荣衔；罗什
于　４０２　年被带到长安，并被委托带领一支已由道安训练出来的第一流的翻译
队伍。这支翻译队伍不仅在规模上引人注目（他们有三千人），而且其成员
的素质很高，它不仅包括深晓经文“意义”的一些和尚，①而且也包括当地最
有学识的一些世俗人士。
鸠摩罗什的译文经过他的合作者的一再修饰和润色，中文的行文非常优
美流畅，它们超出了前辈（因为鸠摩罗什的许多译文在他以前已有别人译
过），也使后来的译文为之逊色。它们终于变成了中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例如，他所译的《妙法莲华经》（Ｓａｄｄｈａｒｍａｐｕｎｄａｒｉｋａ）、《维摩诘所说
经》（Ｖｉｍａｌａｋ■ｒｔｉ－ｎｉｒｄｅ■ａ）、《净土经》（Ｓｕｋｈāｖａｔ■－ｖｙūｈａ）即是如
此。但是，他译的中观学派的论文才使得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运
动。这里主要有“三论”。②除此之外，恐怕应该加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的注释（计　２５０００　偈），③它据说为龙树所著，但恐怕是　４　世纪初在印度西北
部写成的。这样就构成了大乘教哲学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可视为小乘教
《阿毗达磨》的一种补充，这在《十诵律》的经文中体现了出来。④
鸠摩罗什对大、小乘教都很精深；这两种教义在他那个时代已开始在他
的本土西域彼此竞争。这种巨帙注释本技术性很强，又不少于百万汉字，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元　４０４—４０６　年）译成，在当时确实是创世界纪录的译
作；只有玄奘在公元　７　世纪的翻译工作做得比这更好一些。让我们想象一下，
在这个大都市郊区渭水岸上的皇家庭园中的阁子里有一位库车大师，环绕着
数以百计的汉族合作者——由这位异域主持者亲自指挥的长安的文化菁英人
物；让我们判断一下，中国人当认为自己需要向外邦人学点什么东西而又不
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中华中心论的民族——那是多么有意思
啊！
鸠摩罗什在他的合作者中有几位著名的中国弟子，例如竺道生，①特别是
僧肇（公元　３７４—４１４　年），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可以比之于王弼（他有
时被人称为“王弼第二”）。僧肇出身于长安的寒素之家，幼年被迫给人做
抄写工作维生。这使得他有机会读到中国的经籍和史书，然后读《道德经》
和《庄子》，最后才皈依佛门。这是符合通常的学习进程的，但是他没有象
道安和慧远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大约在公元　３９８　年，他前往姑臧
进入了当时在长安有口皆碑的鸠摩罗什的学校；４　年以后，鸠摩罗什和他一
起返回了学校。


① 此即义学僧，这些人专攻教义，而不以主修寺院课程、默省和其他课业见长。
②　　“三论”包括如下经典：《中论》，是对据说为龙树所著的《中观论》的注疏；《十二部论》（Dvād■…
nikāy…■āstr），据说也为龙树所著；《百论》（■tk…■āstr），据说为提婆（■rydev）所著。
③ 即《大智度论》（Mhāprjnāpārāmit…upde■）；关于它的译文，见拉莫特译：《龙树的〈大智度论〉》。
④ 见前文。
① 见前文。
　



僧肇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著，②它们是用强烈的道家精神和语
气来阐发中观学派的伟大论旨，可是显示出他比南方的任何“玄学”门人或
庐山慧远派的门人弟子们更熟谙印度的哲学。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竺道生
曾把僧肇的一篇文章给慧远看过。③僧肇在他的文章中又讨论了王弼和郭象所
曾经讨论过的主要问题，如“体”与“用”等。僧肇把这和佛教中诸如“慧”
（ｐｒａｊ■ā）与“方便”（ｕｐāｙａ），或“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联系
起来。④在他的著作中，新的“理”还带有大大不同于印度哲学的宇宙秩序的
意味，因此有时使人怀疑他究竟是一位佛教徒还是一位道教徒。他似乎没有
学过梵文，但他吸收了中观学派的分别推求法，这是向逻辑学的挑战，同时
利用了印度形式的三段论，即“四难推理”：有；无；有和无；非有非无。
他的著作确实是中国人在理解印度思想方面一个显著的进步，给中国佛教留
下了持久的痕迹。甚至迟至唐代，禅宗还从僧肇吸取灵感。
公元　４１７　年，长安一度被南方的武人刘裕所占领；他不久又返回浙江，
利用他的军事优势建立了南朝时代的宋王朝（公元　４２０—４７９　年）。后秦王朝
灭亡了；长安又被一个匈奴领袖所重新占据，鸠摩罗什的社团不得不向南或
向东北流落到北魏地区（公元　３８６—５３４　年）。①北魏王朝建立了一个强大的
帝国，在公元　５　世纪中叶统治并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它的第一个首都是在
山西（平城，今大同附近），但在　４９５　年迁到了旧都洛阳，此地现在已变成
了北方的佛教中心。北魏王朝从一开始就左袒佛教，但对它的实际活动则控
制得更严厉。它采用了汉人的制度，这时面临着南方早已爆发的国家和佛教
教会之间的冲突。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②在东晋王朝，慧远如何为僧徒赢得
了“不敬王者”的特权。
这种政教冲突总是削弱中国佛教的力量，并且将最后使它濒于毁灭。③
印度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因为印度的国家不象中国的那样是皇权的和视国
家为神圣的；在那里，国王们很自然地向宗教领袖致敬。但在中国，反对佛
教徒的主要之点是因为他们信奉外国的宗教，它不服从皇帝和他的政府；在
私生活方面，它反对作为公民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并且反对祖先崇拜。它
的反对者最不满的是佛教僧侣的寄生性质，因为他们可以不纳税，或者不服
国家的任何徭役，特别是不服其中最重要的兵役。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世俗